渴望逃离,不过是一种孱弱的渴望

“你怎么看这部片子?”我指着手中《昆西四季:约翰·伯格的四幅肖像》,封面上是白发伯格线条清晰的侧脸与扭过头来的蒂尔达·斯文顿,那个消瘦、冷傲的模特与演员,也是这部片子的导演。

“实在太难看了”,杰夫·戴尔脱口而出,“这很做作……让人觉得难堪、尴尬”。我没追问原因,因为我尚未看过全片,但几分钟的片花,让我觉得相当迷人。他的回答一定有英式恶作剧的成分,但也透露了部分的真实。约翰·伯格是杰夫·戴尔智识上的英雄,鼓励他踏上写作之路。他人的诠释总会有隔膜,虽然这诠释来自一位与众不同的女模特。做一个并不恰当的类比,这多少像是刘雯拍了一部关于木心的纪录片,你问陈丹青的观感如何。当然,丹青的回应必更开放、富有礼貌。

这个小插曲并没缓解初见面的尴尬,在最初的五分钟,我一直在擦汗。这与头顶的摄影灯有关,也源自紧张,我渴慕他的写作与生活。

四年前的一个夜晚,我读到杰夫·戴尔。我刚拿到一笔数目可观的投资, 它给我带来一种意外的快感,除去阅读与写作,我还可以成为一个创业家,没能拥有海明威式的生活,但有机会开一家中国的莎士比亚书店。

可惜,这快感过于短暂。它随即转化成无穷无尽的焦虑,一个商业组织的所有细节问题都令我焦头烂额,我终于意识到,就像有人天然对词语或颜色敏感,还有人能敏锐地看到金钱的流动,我显然看不到,还发现之前对词语的敏感也正在丢失。很多时刻,心中乱作一团,伴随着灼热。

我偶然翻到《懒人瑜伽》。如今,我几乎忘记了其内容,语调与气氛却萦绕脑中。那股懒散、不经意、性的气息,还有贯穿一切的敏锐。我很是幻想了一下那位穿红色比基尼的瑜伽教练,还有巴黎那没头没脑的一幕。有那么一刻,杰夫·戴尔将我从创业焦躁中拯救出来,但很快,一种新的焦躁涌来。我觉得自己选错了人生方向,我本该过他这样的闲荡生活,却被困在花家地。

从此,杰夫·戴尔成为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我买来了他各种版本的作品,喜欢它们排列在书架上,散落在卧室、卫生间里。他不是反复要读的作家,甚至我从未认真读过,他最富盛名的爵士乐作品《然而,很美》,尽管只是薄薄的小册子,我也没读完。它们像是对另一种生活可能性的提醒,这位戴尔先生自牛津毕业以来就没做过一份正经工作,他有一种天然的“反职业”的倾向,甚至就写作而言,都无法建立起某种连续性,刚尝试了传记,就跳到了小说,又是旅行与摄影写作,然后就追忆起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些跳跃中,又有着显著的连续性,那迷人的混杂性文体——描述、评论、思辨、历史、游记、哲学,他想起什么,就把它拽进来。他执意于这种不可归类,我也着迷于此。连我们的精神谱系也颇为相似,本雅明、佩索阿、尼采,当然还有约翰·伯格,他们都是批评眼光与个人抒情之结合,有着永不停息的自我分析的冲动。

杰夫·戴尔将来北京的消息传来时,我的好奇心被激起,与他坐下喝一杯啤酒,谈谈拉丁区的巴黎姑娘,洛杉矶的落日,以及如何构思一本新书,该是个不错的选择。

我再次购买了他的作品,一套小开本精装,适合握在手中。但我根本没时间读它,偶尔翻开时,心中竟生起了一股厌倦,原本迷人的自我分析显得絮絮叨叨,它不能带我逃离,反而增加了烦躁。这些絮叨更适合出现在《卫报》、《伦敦书评》,被控制在一页纸上,不该被延展成一本书。

或许,这缘于新的焦灼。四年过去了,我仍没成为一个职业的闲荡者。我被困在一家公司里,为下一笔投资发愁。我愤愤不平,觉得自己本该像他一样周游世界,看着自己的书被翻译成不同文字,再随时淡淡地爱上一位陌生人。

我们没喝成啤酒。我们在一个下午见面,而且是一个看似正经的访问。这位文字中散漫异常的戴尔先生,坚持饮酒时间要从傍晚开始。又瘦又高的杰夫·戴尔就坐在面前,还夸赞了我的鞋子。我却不知该说些什么,他所有的内心活动、思想方式都在他的书中展现无遗,我还要再问他如何去写作D·H·劳伦斯、对塔尔科斯基的视觉语言的评论,或是写作传统的追溯吗?我最想和他谈论女人与酒精,问问他的妻子怎样忍受他脑子里那些想入非非,倘若实践这些想入非非,他会有某种道德顾忌吗?但这不是个好时机,丢掉摄像机与旁观者的嘈杂酒吧才是理想去所。

我也下意识地感觉,所有过分明确的问题都不该用在他身上。他代表的是一种感觉,一种气氛,一种不能明确划分的思维与审美状态。我还有一种浅浅的自卑,我觉得缺乏他的纤细感受力,没有他的文化理解力。我的那套对时代情绪、转折点的提问方式,在这种纤细与模糊面前,显得笨拙、乏味。

最终,一切还是从约翰·伯格开始,这最安全。我记得那个著名的场景,从牛津毕业不久、一心想成为作家的杰夫·戴尔,受命去采访伯格,一位著名、独特,他深深仰慕的作家。采访的部分没有太多的记忆,采访结束后,伯格带这个瘦长、紧张的年轻人去酒吧喝一杯,并询问他诸多问题,一场真正的谈话才算开始。伯格两年前去世时,杰夫在《卫报》上写下了这则短短的回忆,它击中了我的心。在潜意识里,我总是渴望这样一位Mentor的出现。它是我对一个更辽阔、丰富世界的期待,或许也是我过分脆弱的自信的象征,总等待更强有力灵魂的认可。

接下来的交谈顺理成章,我们都像努力配合对方的感受,分享了对Bruce Chatwin与Jan Morris的看法。但说到卡普钦斯基的名字时,我们都兴奋起来。

我很晚才听说卡普钦斯基。或许是在2007年他逝世后,《经济学人》在讣告上称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记者之一,把新闻作品带入文学高度,为此获得六次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他波兰人的身份与文学才能都让我产生好奇。我习惯了伟大的记者来自于英语世界,一个波兰人如何获得这样的影响?我也对于记者被低估的创造力耿耿于怀,人们总把赞誉给予小说、戏剧、诗歌,习惯性地忽略报道、散文、评论。我买过他主要作品的英译版,《皇帝》、《足球战争》、《帝国》、《与希罗多德去旅行》,被他的广阔性、传奇色彩、还有那致命的孤独所吸引。

从1956年第一次前往印度以来,他游遍一百多个国家,其中拉美、非洲、中东等地尤为特殊,他夸耀自己身经了27次革命和政变,40多次被关押,4次从死刑宣判中逃生……在充满暴力的陌生世界,他常孤身一人,也常陷于饥饿与恐惧。孤独不仅是身体与精神上,还是一种身份上的——一个波兰人该怎样理解这动荡的世界?他属于社会主义阵营,他是社会主义理想的信仰者,又对权力的腐化高度敏感。这些异域戏剧——很多是关于独裁与专制的残酷与倒台——都像是对他的祖国困境的映射。对于波兰读者来说,这些报道既充满异域风情,帮助他们逃离现实的烦闷,又是对他们生活的映射。

“他很清楚,悲哀可以转化成思想,也可以转化为失望和沮丧、漠然和麻木。他命令在全国开展各种娱乐游戏活动、盛大喜庆活动和化妆舞会”、“智者就要干脆忘掉如何思维,而在麻木中苟且偷生”。当1976年的波兰人读到这种语句时,他们不会觉得这仅仅是埃塞尔比亚的故事,它也发生在波兰。

卡普钦斯基处于一个暧昧的地带中。他是官方派驻的海外记者,他需要与官方维持恰当的关系来保住这个职位。当他在这些陷于冷战格局的地区时,他发现苏联支持的左派力量,常是这个地区的解放力量。他的看法常与他的波兰朋友不同,后者感到的是无尽压抑与停滞。

“人克服了恐惧,感到自由。没有这一点,是不会产生革命的。” 在《Shah of Shahs》中,卡普钦斯基写道。他描绘的是1979年巴列维政权倒台。当团结工会运动在1980年兴起时,他作为一名著名的文化人物到场,发现了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气氛。这个社会像是突然获得了一种自尊。这再次印证了卡普钦斯基的长期来的观察,突然爆发的反抗运动,从来不是关于面包与工资,它是源于受伤的自尊。你被当权者一次次的羞辱,终有一刻这愤怒会转化成巨大力量。

卡普钦斯基在海外的勇敢无畏,在自己的祖国却消失了。他寄望于波兰政府自身改革,也担心倘若公然与当局决裂,就会失去海外采访的机会。他在道德选择上暧昧不清。

似乎是2011年的深秋,我在旧金山的城市之光书店买到《雷沙德·卡普钦斯基:一生》。封面上,卡普钦斯基正在抽烟、表情严肃、眼光锐利,像是老电影中的间谍——性感、神秘。

我把这本书摆在书架上,每当心情烦闷,就翻上几页。一般是躺在四楼办公室的黑皮沙发上,我感到被日常活动所消耗,害怕丢失自己,恐惧精神上的封闭性。只有在陌生的环境中,我才感人生没有虚度,也害怕那种无所附着之感,无限的自由反而变成新的桎梏。先是在剑桥、然后是伯克利,我一再地确认,我成不了那种四海为家的作家,仅仅把归属感建立于文字与思想中。我需要那种紧密的小团体,它提供家庭式的亲密感、行动时的力量感,当这一切具备时,我才能享受疏离、旁观。

我还记得一个的细节。卡普钦斯基有很多情人,按照他的一位传记作家描述,这些关系都是三个月模式。在这期间,卡普钦斯基浪漫、热情、带着迷人的神秘气息,接着他就消失。他也必须消失,他要回到他正在写的书,要回到他的报道的现场——可能是埃塞俄比亚、伊朗,也可能是智利、墨西哥……

除去这即兴的情感,他还有位忠诚的、稳固的妻子,她照料他生活的一切。当他在华沙外的公路上爆胎时,他的电话会打给她,而不是道路管理中心。他必须在变化与稳固间找到某种平衡。

“他是个复杂的人,生活在一个纠缠的时代,同时处于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世界。”卡普钦斯基去世后,他的一位情人评价说。

杰夫·戴尔遗憾于卡普钦斯基没得到诺贝尔文学奖。这或许是非虚构作家的某种愤愤不平,只因为他书写的是真实事件,就不如虚构出的故事吗?“他的很多报道细节被证明是失真的,是想象出来的”,杰夫·戴尔戏谑说,“那他就更该得奖了。”

与卡普钦斯基相比,杰夫·戴尔太过轻盈。他躲避危险,“如果可以选择另一种人生,我也愿意成为驻外记者。我感兴趣的可能是和其他记者的聚会,当外面在闹革命时,我们在喝酒”。

卡普钦斯基寻找历史现场,杰夫·戴尔则抱有一种反事件姿态,那些无关紧要的细节,或许更能展露人生的本质。他可以自辩说,这是文学的冒险,乔伊斯仅仅坐在书桌前,就可以过上充满冒险的一生。

在这漫无目的的交谈后,我获得了某种释然,似乎一场虚拟的关于冒险的谈话,就令人满足。我那么渴望逃离,不过是一种孱弱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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