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口日租界的开设和拓展 主要遗存的房屋建筑展示如下

一、汉口日租界的开设和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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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口日租界是中国5个在华日租界之一(另外4个日租界是天津、重庆、苏州日和杭州),同时也是汉口的5个租界之一。汉口的日租界是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淫威,于1895年4月17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后,又于1898年7月16日签订了《汉口日本专管租界条款》,设立租界原定范围是上接德租界(今六合路与陈怀民路之间一线),下至燮昌小路(今郝梦龄路),东起江边,西至平和街(今中山大道),占地面积约247.5亩。条约上虽规定了每亩地下银和漕米数,但无丈量地亩总数,更无数银总数,不过是画饼。1907年2月7日清政府又与日本签订了《日本增添汉口租界条约》,日租界向北扩展到今刘家棋路与麻阳街(邻近黄浦路)之间一线,新增面积375.25亩,合计面积达622.75亩。

汉口日租界

汉口日租界地图

二、汉口日租界的收回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同年8月,汉口的日侨1984人全部撤离回国,汉口日租界由中国政府代管。1938年8月13日,淞沪会战一周年纪念日,中国政府正式收回汉口日租界。同年10月25日,日军攻陷武汉,又恢复了汉口日租界。1943年1月9日汪伪政权在向英、美宣战的同时,与日签订《日汪关于交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之协定》,声称:日本政府决定将日本在中国境内所有专管租界行政权交还汪伪政府;日本政府决定速行撤废在中国所有的治外法权等等。汪伪政权在形式上收回各地日租界。实际上,在日军控制占领之下,所谓交还租界和撤废治外法权纯属骗局。直到1945年8月14日抗战胜利之后,武汉国民政府才正式收回日租界。第四特别区成立后,汉口市政府第一项重大举措就是变更路名。日租界13条道路的名称全部更换,且都使用了抗日色彩突出的名称,并按照汉口街道命名的惯例,以平行于长江者为街,以垂直于长江者为路。如山崎街改为卢沟桥路,成忠街改为台儿庄路,西小路改为七七街,平和街改为九一八街。为纪念抗战中牺牲的将领,南小路改为郝梦龄路,中小路改为刘家麒路等。

三、汉口日租界的主要遗存建筑风貌

汉口日租界在汉口五国租界中地理位置最为偏僻,日本商人财力又很有限,所以商务并不繁荣。稍有实力的日本企业,如:横滨正金银行、台湾银行和日清汽船株式会社,都前往汉口英租界立足(见英租界所述)。汉口当年的日租界被公认是华中地区走私、贩运毒品的大本营,鸦片、红丸、白面等毒品应有尽有,日本浪人依托租界庇护大肆贩卖毒品、枪支,横行霸道。

1944年12月18日,汉口日租界地区被美军飞机轰炸成一片废墟,战后的日租界大部分地方演变为贫民区,仅剩少量建筑遗存,三菱洋行、日本神社,于2003年的永清片旧城改造中被拆除。列为保护文物或保护建筑的包括:日本领事馆(山海关路2号)、日租界军官宿舍(胜利街272号),以及1938年抗战初期与八路军、新四军有关的2幢建筑: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长春街57号、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汉口新四军军部旧址(胜利街332-352号,旧地名大和街26号、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

现将主要遗存的房屋建筑展示如下:

1、日本领事馆旧址

汉口日租界

日本领事馆旧址

日本领事馆位于汉口山海关路2号,设在今张自忠路与山海关路之间的滨江饭店内。在众多的驻汉领事馆中,命运最为波折的应是日本领事馆。由于中日关系的起伏变化,因侵华战争日本驻汉领事馆多次闭馆、复馆,地址几经搬迁,馆舍建筑被炸毁过两次。1885年12月,日本驻汉口领事馆正式开馆。由于侨民人数较少,业务不多,1891年4月1日,日本外务省限令汉口领事馆闭馆,同年9月28日日本驻汉领事馆闭馆,其日常事务由上海日本领事馆代管。1898年7月16日,中日签订《汉口日本专管租界条款》,划定日租界。为加强对租界的管理,同年8月7日,日本驻汉领事馆重开。日本驻汉领事馆地址几经变更,1903年设在车站路一带。1909年汉口日本领事馆升为总领事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位于日租界河街,1938年重开的总领事馆曾占据交通银行大楼汉口市胜利街2号办公过,后又设在今沿江大道。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总领事馆关闭。日本驻汉领事馆是1913年建造,在武汉沦陷前被中国军队轰毁。1938年8月13日,中国政府收回汉口日租界,同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恢复日租界,日本驻汉总领事馆重开。1944年冬再遭美军轰炸,今房屋是抗战期间被中国军民炸毁后重新建造的,现为申汇大酒店。1945年,中国抗战胜利,日本投降,日本驻汉总领事馆正式闭馆。

2、日租界军官宿舍旧址

汉口日租界

日租界军官宿舍旧址

日租界军官宿舍旧址位于今胜利街272号,建于1910年前后。1944年12月18日,原汉口日租界地区被美军飞机轰炸成一片废墟,这幢日租界军官宿舍成为仅剩的少量建筑遗存之一。日本在汉驻兵期间,这里曾作为日本军官宿舍使用。斑驳的红房子,呈一长条状建筑,二楼坡顶上有着连窗,属文艺复兴式建筑。据考证最早的业主为日本三菱公司。多年来,每次七七事变纪念日,这里都会举行各种形式的活动,号召人们铭记历史,珍视和平。

3、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

汉口日租界

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

汉口日租界

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负责人与新四军负责人在“八办”合影

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位于武汉市江岸区长春街57号(原日本租界汉口中街89号),是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管辖区内设立的一个公开办事机构,现为纪念博物馆,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

1937年9月,中共中央派董必武到武汉筹备八路军武汉办事处。10月,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初设在汉口安仁里一号,12月迁到汉口中街89号。南京失陷后,国民党政府的一些重要部门迁到武汉,各民主党派领袖、社会名流、文化界人士,全国著名抗日救亡团体也都云集武汉,武汉成为当时全国政治、军事、文化的中心。这时,原八路军南京办事处工作人员也随着转移到武汉,参加武汉办事处的工作,并正式成立第十八集团军驻武汉办事处(通称“八路军办事处”)。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后,其机关也设在办事处内。周恩来、董必武、秦邦宪、叶剑英、邓颖超、王明等中共领导人这里领导长江局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工作。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是中共建立在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和全国抗日中心的重要机构,在领导团结国内外各界人士参加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纪念意义 。

4、汉口新四军军部旧址

汉口日租界

汉口新四军军部旧址

汉口日租界

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和曾山、傅秋涛在汉口新四军军部合影

汉口新四军军部旧址位于位于武汉市江岸区胜利街332-352号(原日本租界大和街26号),这是一栋占地数百平米的老房子,灰色的水泥墙面和涂着绿色油漆的木制门窗,让这座两层楼房透露出古朴和沧桑。这里现在是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的所在地,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和共产党展开了第二次合作,国共双方同意将南方8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武装。9月28日,叶挺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当初来到武汉筹建新四军时,除了一份委任状、一枚印章和5万元开办费外,几乎一无所有。11月12日经中共中央同意,叶挺开始在武汉正式组建新四军军部。新四军军部设在汉口的什么地方?叶挺当时考虑:一方面因为抗战爆发后,日租界里居住侨民纷纷离去,房子被作为敌产查封,所以征用这些人走楼空的房子,不用花钱也不存在法律上的麻烦。另一方面新四军军部离八路军办事处较近,工作上联系起来更方便。12月25日,叶挺、项英召开领导干部会议,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正式成立。为迅速完成新四军组建工作,军部同国民党当局谈判,解决了新四军各支队集中整编、干部任命、隶属关系问题,确定了红军游击队的集中整编办法、新四军的作战部署,并多方筹集款项、武器、物资。当年在这里工作和居住的新四军将领有叶挺、项英、张云逸、周子昆、曾山等。1938年1月下旬,新四军军部迁南昌,汉口军部改为新四军驻汉办事处。汉口新四军军部旧址具有日本住宅式建筑特征,见证了新四军军部在武汉诞生的历史,具有较高的历史、艺术价值。

5、武汉国民政府办公大楼旧址

汉口日租界

武汉国民政府办公大楼旧址

武汉国民政府办公大楼旧址坐落在汉口中山大道六渡桥下首、新民众乐园旁的南洋大楼,是一座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物。该楼始建于1917年,1921年竣工。整个大楼占地面积约1000平方米,共有5层,系水泥钢筋结构,墙壁以麻石砌筑,十分坚固。大楼坪台上中有一尖顶,两边各有一圆顶,为汉口的西式楼房之一。南洋大楼原是南洋华侨简氏两兄所创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汉口分公司所在地。1926年9月,北伐军占领了汉口。同年12月,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到武汉,南洋大楼成为国民政府的办公地点。“党政临时联席会议”即设在此楼。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这里举行,从而谱写了一段国共合作的光荣历史。武汉沦陷期间,南洋烟厂搬迁到重庆营业,汉口的生产完全停顿,其在硚口仁寿路的厂房和南洋大楼均被日军占用,直至抗战胜利后才得以收回。武汉解放后,南洋烟草公司汉口分公司为武汉市人民政府接管,其业务迁至硚口烟厂内合并办公,改名为“武汉卷烟厂”,南洋大楼成为烟厂职工宿舍。1959年6月,武汉市人民委员会将南洋大楼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楼内居民迁出,大楼在1986-1987年间修葺一新,设南洋商场、大华饭店、大华歌舞厅于此楼内,入夜灯火辉煌,白天人流如潮,成为中山大道上热闹处所之一。

6、汉口日租界山崎街旧址

汉口日租界

汉口日租界山崎街旧址

汉口日租界的街道,采用的是方格形式的设计,设计者是来自澳大利亚设计师约翰·史沫特莱及其儿子,此父子在上海开有一家美昌洋行,专门从事建筑及土木工程设计。汉口日租界中有两条以人名来命名的道路——“山崎街”和“成忠街”。

“山崎街”是以原日本驻汉口总领事山崎桂的姓来命名的,在规划时此道路原拟命名为“西街”。“山崎街”是汉口日租界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日本最重要的政府机构和文化设施基本上都分布在这条街的两侧,如:同仁会医院、西本愿寺、日本邮局、大正会馆、日本居留民团、日本人俱乐部、明治高等寻常小学校、日本领事馆公寓、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馆、三菱商社、三菱公寓等。山崎桂是汉口日本租界建设过程中的一个极其重要人物,汉口日租界的整体规划虽不是在其上任时启动,但却是他在任时完成的。山崎桂,号黎云,1865年生于茨城县北相马郡北文间村(现属于茨城县龙崎市),1882年自费来华学习汉学,1884年考取了日本外务省第二期公费来华留学生名额继续留在中国学习,1887年受日本外务省委派专程到香港皇仁院学习广东话,1890年出任驻韩国仁川领事馆书生,开始其外交生涯。在朝鲜期间,山崎桂参与策划了著名的“闵妃事件”,谋杀了亲华亲俄的朝鲜王妃。其后在上海、纽 约、杭 州、重庆多地担任外交公职 。1901年9月24日山崎桂以日本驻重庆领事身份与川东道宝菜签订了《重庆日本商民专界约书二十二条》,开辟了重庆日租界。1902年来汉口担任总领事,1903年6月29日死于汉口总领事任上。

7、日伪政府放送局旧址

汉口日租界

日伪政府放送局旧址

日伪政府放送局旧址位于胜利街155号,建于1937年,系四层砖木结构,立面采用三段式构图,厚重的底座条石砌筑,中部是红砖清水墙的建筑主体,上部是水平向檐口,中部设有腰线,墙柱使外墙竖向划分,半圆砖劵拱门窗与半圆行砖雕壁柱配合,给人和谐之美,配上精美的砖雕柱头,更是雍容华贵,属于巴洛克风建筑。这栋处于闹市的小洋楼曾是日伪时期的放送局,也就是广播电台。1938年10月25日,日本占领军在此设立放送班,1941年2月,放送班改为放送局。该放送局每天早、中、晚播音3次,22时结束。华语广播有新闻和音乐节目,内容鼓吹“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圈”,宣扬“东亚圣战”的“赫赫战果”,音乐节目大量播出“支那之夜”、“满州姑娘”之类的歌曲。1940年汪伪政府的“共和党”总部设于此处。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委派特派员王亚民、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指派何柏身由重庆来汉口,于9月24日接收日伪汉口放送局,此地成为汉口市广播电台播音室。2006年列为武汉市优秀历史建筑。

8、汉口日租界神社旧址

汉口日租界

汉口日租界神社旧址

汉口神社位于当时汉口日本租界109号,1935年2月创建,2006年汉口永清片旧城改造时被拆除。 神社是日本人拜祭神的地方,崇奉与祭祀神道教中各神灵的社屋,起源19世纪中的明治维新之后,祭神“天照大神、明治天皇、国魂大神”,是日本人的精神图腾。日本最重要的神社包括供奉天照大神的伊势神宫,最古老的神社的出云大社,世界文化遗产的严岛神社,供奉明治天皇的明治神宫,供奉德川家康的日光东照宫与近年颇引起争议的靖国神社。日本人在每年的新年亦会到神社参拜,透过捐献、祈求和求签等途径希望在新的一年吉祥。 一般时候,人们参拜神社以表示对神的尊敬,并祈求祝福。在特殊的日子里更会有很多人们去神社参拜,比如:新年、节分、日本儿童节以及其他节日。根据日本传统,新人们会在神社里举行婚礼;新生儿出生几天后也会被带到神社去祈福。二战之前日本人在我华北、华南、华东、华中等地区先后建立神社达50多座,日本侵略者强征土地建造众多的神社,表面上是为日军和居留民提供心灵的祭祀场所,安慰战死者的灵魂,但实质是通过强制勒令我国民祭拜神体,强行要求信仰日本神道,强化推行日本皇国史观,试图在精神上麻醉和奴役中国人民。同时,也借此蒙蔽日本民众,最终为其侵略开脱罪行。

9、日军慰安所旧址

汉口日租界

日军慰安所旧址

汉口积庆里地处繁华的商业区,即便是来江汉路逛街的常客,也不见得知道这个地方,这就是1938年-1945年日军在汉口设置的慰安所。因为没有指示牌,所以大部分人并不知道这里曾是日军的慰安所。根据资料显示,1938年-1945年日军侵占汉口后,先后在武汉建了60多所慰安所,而规模最大的要数积庆里。在积庆里共有日本、朝鲜慰安妇280名,其中有日本经营的慰安所11间、朝鲜经营的慰安所9间。积庆里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处保存完整的日军慰安所旧址,专家多次呼吁应尽快对旧址进行抢救性保护,警示后人勿忘国耻。

10、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墓碑(位于汉口解放公园内)

汉口日租界

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

汉口日租界

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纪念碑

在汉口解放公园苏联空军烈士墓下,长眠着15位抗日战争时期为支援中国人民而英勇献身的苏联空军。烈士墓的墓志铭上写着:感谢苏联人民无私的派遣了自己的优秀儿女——苏联空军志愿队来到中国,援助中国人民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伟大的正义的斗争。

日军攻陷南京后国民政府移驻武汉,妄图“以炸迫降”的日军变本加厉地对武汉进行狂轰滥炸。至1938年6月止,日寇飞机侵犯湖北先后共490架次,轰炸44次,投弹1572枚,武汉人民的天空一片阴霾。当时的中国空军已无力阻止日军的狂轰滥炸。从1938年开始,苏联支援中国的轰炸机、驱逐机一队一队飞到中国,先后达一千架,随同飞机而来的苏联航空志愿队达2千余人。苏联志愿航空队在帮助中国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中,有近200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其中包括轰炸机大队长库里申科和战斗机大队长拉赫曼诺夫。

11、受降堂和受降纪念碑(位于汉口中山公园内)

汉口日租界

受降堂外观

汉口日租界

受降堂内

汉口日租界

受降纪念碑

中山公园位于汉口解放大道旁,占地32万平方米,是全国百家历史名园之一。公园西北角有一间非常重要的抗战遗迹——受降堂,记录了1945年9月18日让国人激动人心的一幕:日本第六方面军冈部直三郎大将在此向中国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签名投降。受降堂始建于1942年,原名大众会堂、后称提襟馆、来甘馆、张公祠。受降堂占地面积355平方米,砖木结构,长方形单层厅堂,黄墙青瓦,坐西朝东,外观一直保持历史原貌。大门上方牌匾“受降堂”三个大字苍劲有力,大门右侧铭刻“国民政府第六战区受降堂旧址”,馆内陈列有受降场景、抗战史料及相关实物。步出受降堂,左侧有一座汉白玉正面书写的“受降纪念碑”映入眼帘,纪念碑高1.8米,宽0.6米,其反面碑文清晰可见孙蔚如亲笔题写的:“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十八日蔚如奉命接受日本第六方面司令冈部直三郎大将率属二十一万签降如此。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题。”见证了这段光荣的历史,是武汉地区重要历史纪念建筑之一,也是中国内地14个受降地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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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9月18日下午3时,孙蔚如将军从正门进入会场,接着,日军冈部直三郎从侧门进入会场,孙蔚如宣布受降开始,副司令长官郭忏宣读对日本第六方面军受降书,冈部直三郎随后在受降书上签字,并交出军刀,宣布部队撤销编制。整个会议只进行了短短的十几分钟,却成为抗战历史上的永恒的一页。2000年受降堂重新修缮整理,对外开放。2002年11月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2年7月2日被命名为湖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2、汉口胜利街和四条抗日英雄路

汉口日租界

汉口胜利街

走在汉口胜利街上,琳琅满目的小吃店、小商店,老武汉人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这条街原来是6条不同的街道,曾属英、俄、法、德、日五国租界,分别称为湖南街、四民街、德托美领事街、汉中街、中街和大和街。1945年9月18日在日本司令官签订投降书的那一天,武汉市民奔走在连成一线的6条街道上欢呼胜利,由此武汉诞生了胜利街,成为抗战胜利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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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武汉租界内重新命名的11条街道

2015年武汉在租界内重新命名了11条街道(胜利街、长春街、沈阳路、旅顺路、大连路、卢沟桥路、山海关路、张自忠路、陈怀民路、郝梦龄路、刘家麒路),这些因抗战命名的街道,不仅包括东北三省等这些被日寇践踏多年的地方,而且还包括4条以抗日英雄命名的道路,分别是张自忠路、陈怀民路、郝梦龄路和刘家麒路。为了让国人铭记日寇侵略,纪念在抗战中牺牲的英雄,让每个武汉人都能清楚地知道以抗日英雄命名道路的由来及其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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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自忠(1891年8月11日-1940年5月16日),字荩臣,后改荩忱,汉族,山东临清人,第五战区右翼集团军兼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中国国民党上将衔陆军中将,追授二级上将衔,抗日名将、民族英雄。1937年至1940年先后参与临沂保卫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随枣会战与枣宜会战等。1940年在襄阳与日军战斗中,不幸牺牲。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追认张自忠将军为革命烈士,2009年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2014年9月, 张自忠将军名列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张自忠将军是中国抗日战场上牺牲的最高级别将领,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牺牲的最高将领。张自忠将军,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挺身而出,在荆楚大地上与日寇殊死搏斗,最终血洒疆场,长眠于地下,为纪念在抗战中牺牲的英雄,抗战胜利后,1946年,武汉将江岸区中山大道东段与沿江大道之间的成忠路正式命名为张自忠路。

汉口日租界

陈怀民(1916年12月25日—1938年4月29日),江苏镇江人。1938年4月29日武汉空战中,时任第4航空大队第21中队飞行员的陈怀民在击落一架日机后受到五架日机围攻,在身受重伤油箱着火的情况下,本可求生的他没有跳伞,而是驾机撞向敌机,与日本吹嘘的“红武士”高桥宪一同归于尽,是世界空战史上与敌机对撞的第一人。陈怀民曾经说过:“每次飞机起飞的时候,我都当作是最后的飞行。与日本人作战,我从来没想着回来!”为了纪念这位以身殉国年仅22岁的空军英雄,将在武汉中山大道上一条600米长的路命名为陈怀民路。

汉口日租界

郝梦龄(1898年2月18日—1937年10月16日),字锡九,河北藁城庄合村人,抗日名将,国民革命军陆军第9军军长。1937年10月15日,郝梦龄在山西忻口指挥战斗,阵地前出现了日军的装甲车,多年的戎马生涯使他意识到大战在即,他再一次写下遗书:“余自武汉出发之时,留有遗嘱与诸子女等。此次抗战乃民族国家生存之最后关头。抱定牺牲决心,不能成功即成仁,为争取最后胜利,使中华民族永存世界上,故成功不必在我,我先牺牲。……为军人者为国家战亡,死可谓得其所矣!” 10月16日忻口保卫战打响,郝梦龄在前线督战时不幸中弹,壮烈牺牲,时年39岁,阵亡后被追认为上将。10月24日,郝梦龄的灵柩运回武汉,以国葬之礼安葬在武昌卓刀泉。 郝梦龄将军是抗战初期牺牲在抗日疆场上的第一位军长,为纪念郝梦龄的功勋,武汉将燮昌小路改名为“郝梦龄路”。2014年9月1日,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汉口日租界

刘家麒(1894—1937),字铮磊、锡侯,湖北武昌人,国民党抗日将领。毕业于保定军校、陆军大学。辛亥革命时期加入学生军,投入反清革命洪流。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第9军第54师少将师长,1937年10月在山西忻口面对日军主力精锐部队板垣第五师团,借助大炮、坦克,对五十四师阵地展开疯狂进攻。刘家麒在前线率兵与日寇殊死搏斗,打退日军多次进攻,阵地几次易手,双方甚至白刃肉搏,战斗十分惨烈。五十四师将士虽伤亡甚巨,但在刘家麒指挥下,仍然奋勇杀敌。刘家麒在10日的日记中写道:”吾自努力以挣扎战争,庶不负国家之培养。”其精忠报国、大义赴死的崇高精神跃然纸上。16日,刘家麒与郝梦龄在前线督战中,双双中弹,英勇殉国。国民政府追认刘家麒为陆军中将。 2015年8月24日,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刘家祺是抗战牺牲的军衔最高的武汉籍将领,1937年10月24日,对于亲历过这一天的老武汉人来说是个特别的日子。这一天,刘家麒、郝梦龄将军的灵柩运抵汉口京汉火车站,素车白马,武汉4000余人恭迎忠骸。当年出版的《中央日报》、《大公报》自11月10日起,连续9天在头版刊登《郝、刘二公治丧办事处启事》,告知全市各界,郝梦龄、刘家麒将军的追悼大会于11月15日在市总商会(今市工商联)举行。来自武汉各界十余万民众,在冷雨中排队等候数小时,瞻仰两位将军的遗容,全市下半旗追悼刘家麒、郝梦龄,两位将军的灵柩葬于武昌卓刀泉伏虎山。1946年,为纪念抗日英雄刘家麒,武汉将西起京汉大道,东至中山大道,横穿江岸区武汉天地壹方购物中心的一条小路改名为“刘家麒路”。1938年3月12日,毛泽东同志在纪念孙中山逝世13周年及追悼抗战阵亡将士大会上说:“我们真诚地追悼这些死者,表示永远纪念他们,从郝梦龄,佟麟阁,饶国华,刘家祺,姜玉贞,陈锦秀,李桂丹,黄梅兴,姚子香,潘占魁诸将领到每一个战士,无不给了全中国人以崇高伟大的模范”。

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感动,有一种精神催我们前行,只是为了那些不容忘记落后就要挨打的屈辱和教训……

我们要牢记历史,勿忘国耻,感恩先烈,珍惜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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