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统，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大校，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在中国现代史、中国军事史研究领域有突出的成绩。著有《战上海》《决战：东北解放战争1945—1948》《决战：中原西南解放战争1945—1951》《决战：华东解放战争1945—1949》《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纪实》《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跨海之战：金门·海南·一江山》等；编著有《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早年毛泽东：传记、史料与回忆》等。

　　 

　　《火种》刘统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火种》面世，这本书上迄20世纪初清廷的虚假“立宪”，下及1929年古田会议，剖析这三十年间中国大地上的升降浮沉，揭示共产党如何在众多政治力量中脱颖而出，找到了中国复兴之路。

　　这本书摆脱传统的通史写作框架，在追求史料翔实、考证文献版本、注重实地考察与口述采访的同时，用有温度、沾泥土、带露珠的故事，讲述党的创业之艰难。

　　上周，长江日报记者采访了《火种》作者、著名党史军史专家、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刘统。

　　老山前线的“书生中校”写出了“跨界”《火种》 

　　读《火种》感到震撼 

　　读《火种》会感到震撼。震撼来源于真实。

　　安源大罢工，大部分书写到这里，都是“以胜利告终”。《火种》告诉我们，罢工胜利后的安源工人“堕落”了，他们在井下聊天、唱戏，不搞生产，煤产量急剧下降，矿上开不出工资了。罢工领导人李立三、刘少奇劝说工人劳动，工人大骂刘少奇被资本家收买，要打他们，李立三痛哭着离开了矿山。

　　1927年春天的大武汉，革命形势大好，工潮中也出现了过“左”的倾向。有的要求缩短工时到4小时；有的强行关闭工厂商店、取走物资；对待劳资纠纷，不等仲裁就以武力解决。共产党和工会未能制止这些“左”的行为， 把民族资产阶级推向了对立面。

　　大革命失败后，在“左”倾盲动路线支配下，大批忠贞的党员干部被投入力量悬殊无望取胜的城市暴动。著名的《刑场上的婚礼》烈士之一周文雍，就是在广州起义失败、身份已经暴露、好不容易脱险的情况下，又被派回广州，遭叛徒出卖而牺牲。

　　南昌起义成功后，败多胜少，到了最后时刻，《火种》用了“兵败如山倒”来形容；反而是朱德带着打阻击的一支人马保持了战斗力。朱德在关键时刻维持了士气、抓住了队伍，转战湘南，打得有声有色，部队发展到1万多人，有了6个县的根据地。不料湘南特委坚决执行盲动主义路线，严重脱离群众，农民在会场上反水，当场打死了夏明翰的弟弟等一批干部。最后朱德的队伍向井冈山转移。

　　这都是党在幼年时期走过的弯路，党在回顾历史时并不讳言这些错误，并且克服了这些错误，才使得革命火种保存下来，最终成为燎原烈火。读这些历史，倍觉革命的艰难、革命家的坚强、党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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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统是谁？他为什么要写这些？他怎么能这样写？

　　有过“生死体验”的历史学人 

　　上世纪80年代末的老山前线，解放军中校刘统在阵地上观察炮火效果，一前一后两个战士保护着他，这是前线对他的“特别措施”。作为军事科学院派下来锻炼的副团级干部、博士，如果被敌方抓去或者被冷枪狙击，那是很大的损失。

　　刘统告诉长江日报记者：“照相时，人们都把冲锋枪挎在胸前；其实我们在阵地上不是那样的，都是单肩挂枪，枪口朝下，手握扳机附近的小握把，这样一遇到情况，单手就能提起枪来开火，比挎在胸前至少快半秒钟。”

　　不是每个历史学人都有这种“时时处在生死关头”的体验，刘统自己也不会想到。当年他师从山东大学王仲荦先生，学的是魏晋南北朝史；博士导师则是复旦大学谭其骧先生，学的是历史地理学；参军，在军事科学院参与编纂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学的是军队条令和军史战史；而当他趴在猫耳洞里，陪伴他的则是一挺大口径高射机枪，一颗子弹就能打断一棵树，他在这里感受到了“人”处在生命极限条件下的心态和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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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跨界的经历，给了他不一样的底色，看档案、看史料、看地图，他能看出不一样的东西，写出历史的肌理。刘统说：“研究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的，不见得懂党史、军史、战争史，不明白游击队和根据地是怎么回事，反之亦然。我正好跨界，两边都懂，我写的《火种》，是一部跨界之书。”

　　王仲荦是章太炎的晚年入室弟子，这位中国民主革命阶段的重要人物在《火种》中也有描述：“后来他退出政治，在苏州讲习国学。那时我导师王仲荦是他门下学童，每天听先生讲训诂，章自己讲得昏昏欲睡。听到街上报童喊号外，立刻精神一振，叫学生买报来，一边看新闻一边侃侃而谈时政。原来他内心深处，还没有熄灭革命之火啊！王先生的讲述启发了我，原来这才是真正的历史。”

　　军事科学院是我国保存战争档案最全的地方。那些百战归来的老元帅老将军，在讨论战史、分析某次战争得失时的讲话，是无法复制的财富。刘统深深得益于这些历史财富。

　　《火种》收笔于古田会议，那么毛泽东是从什么地方入手落实会议精神的呢？《火种》告诉我们，他从两件具体的事情抓起，一是废止肉刑、不许打人，二是优待伤病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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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刘老师这样写很新颖啊！”

　　刘统：“这不是我的发明。”

　　他说了一位亲历古田会议的元帅的名字：“是他1960年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这样讲的，这个讲话还没有公开，我不能引用，但是讲话启发了我。”

　　【访谈】>>> 

　　研究党史，主要依靠“两个历史问题决议” 

　　读+：为什么您在书中，写了我们党曾走过的很多弯路、犯过的错误，包括内部的一些矛盾？ 

　　刘统：革命是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中国共产党的成长也是一个从幼稚到成熟的过程。从理论宣传到工人运动，从国共合作到武装斗争，谁都没有经验，挫折和牺牲远多于胜利。

　　在血与火的实践中，共产党人摸索出了革命的方向和道路。历史就是这样，有一是一，有二是二。

　　打了胜仗，大家都很高兴，意见都是统一的；可是遇到挫折和困难，内部的矛盾和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掌握住队伍、还能带着大家打胜仗，就很不容易了。这些个案综合起来，就汇成了波澜壮阔的历史。

　　火烧赵家楼，不就是青年学生临时干起来了吗？几个人一合计，《新青年》不就办起来了吗？出席“一大”的时候，谁能想到后来的事呢？当年共产党起义的时候，谁有经验和谋划呢？还不是失败的多，活下来的少。应该说，当年的革命党、知识青年都是很单纯的，一腔热血就干起来，谁去考虑那么多的后果呢？如果都是老谋深算，就没有那些英雄烈士的壮举了。

　　这样写历史，就能使读者感到真实可信，就能让读者感受到历史的发展是一步步来的，不是凭空而降的。探索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是一批又一批的志士仁人前赴后继、历尽艰难完成的。如同一座大厦，是从一砖一瓦铺垫积累而成的。

　　读+：党自身对这些历史上的问题是怎么认识的？ 

　　刘统：党的历史上有过两个历史问题决议。

　　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回顾了党对三次“左”倾路线的斗争，从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思想上分析了“左”倾路线的错误。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一开头特意写了一篇“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后面有一篇“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科学地坚持了实事求是、一分为二，回击了历史虚无主义。

　　这两个历史问题决议非常重要，我常常说，做党史研究、上党史课，主要就依靠这两个决议。我这本书，就是严格按照两个决议的精神来写的。

　　中国共产党最早认识到“唤起民众”的重要性 

　　读+：《火种》从清朝的立宪改良写起，写到古田会议为止，这种划分也是比较少见的。 

　　刘统：一般是从辛亥革命或者五四运动写起，写到党的“一大”。但是我感觉，这样不足以反映书的主题：寻找中国复兴之路。所以我要打破常规，从中国最“倒霉”的时候写起。那就是辛丑条约、庚子赔款，把中国拖入了灾难的深渊。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王朝的腐败，使得中国的仁人志士都要推翻它。于是就有了愤青和刺客，一批又一批爱国青年愤然而起，企图用手枪和炸弹改变中国。吴樾、徐锡麟、秋瑾，他们抛洒的热血激励起更多的同仁前赴后继。孙中山组织革命党，以小团体发动一次次的暴动；林觉民、喻培伦的牺牲，感动了全国人民。今天看起来这些行动就像以卵击石，个人能有多大力量，能推翻一个拥有军队的政权吗？但这些革命者真的是一腔热血，明知要牺牲，也义无反顾。他们的牺牲唤起更多人的响应，终于推翻了封建王朝，迎来了共和的民国。武昌起义的一枪，成了压垮清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民国虽然给人民带来了一些新气象，但政权还在军阀手里。孙中山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最后才懂得“唤起民众”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开启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大革命风起云涌，共产党发动工人和农民运动，与蒋介石的价值观发生本质的冲突。国民党对共产党残酷镇压，中共中央早期领导人大多是书生，不懂得怎样应对。盲动、冲杀失败后，只有毛泽东深入农村山区，走出一条独创的革命道路，共产党人才懂得怎样建立革命武装和根据地，怎样动员广大群众进行革命，怎样团结各阶层人士结成统一战线，彻底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改变中国的命运。

　　历史就像一列奔腾向前的火车，途中不断有人上车，有人下车。每个历史阶段都有杰出人物，他们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起到了阶段性的作用。想想他们当年都那么年轻，如果不去当革命党，不去拿起枪杆，也可能是学者，是成功人士。可是他们凭着血气方刚，怀着一种理想和信念，义无反顾地献出了生命。把他们写下来，是我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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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苏家坡，你能看到毛泽东曾受了多少委屈，还有多么坚韧不拔

　　读+：在书里可以看到，您实地考察过很多革命史上的重要地点。 

　　刘统：有时候看档案会感到疑惑，这时就需要到实地去看看，这种感受决不是在书斋里能取得的。党史上有一些重要的地方，没有列为景点，甚至没有挂保护单位的牌子，这些地方也要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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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1929年6月，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失去了前委书记的职务，他离开红四军，去了闽西根据地，其间患疟疾病倒，到上杭县一个小村苏家坡去休养，他化名“杨先生”住在这里，房间阴暗低矮，一床一桌一灯一砚，不但没有警卫员，连一支枪都没有。敌人来了怎么办？毛泽东在后山发现一个岩洞，白天就在洞里读书思考，黄昏时确信村中无事，才返回阁楼睡觉。

　　其实这个地方离古田只有10里路，但是古田后来修得很隆重，而这个苏家坡遗址，只有村里挂了个牌子。但是去了那里，就能感受到档案里没有的东西。

　　如果是一般的知识分子，可能这时候就灰心丧气了、脱党了，可是毛泽东就等在这里，等待大家理解他、等待中央指示；在苏家坡，你能看到革命的不容易，看到一个革命家要受多少委屈，要有多么坚韧不拔。

　　（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编辑：张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