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门之女慈妇之心多产作家
先说一个“冷知识”。
猜猜看，这些年来，台湾岛内作品最畅销的女作家是谁？
琼瑶？三毛？还是在时评界舌战多年的龙应台、陈文茜？全错！
真相也许完全出乎你的预料。
发行于台湾的知名媒体《中国时报》，于2013年，对之前30年间，整个宝岛所有图书的销售册数进行统计。
结果显示，销量最高的，是两个人的作品，一男一女。
男作家是林清玄，而作品销售册数与之不相上下的女作家，笔名叫琦君（1917-2006）。
琦君是一位纯文学作家，作品以小说、散文和诗歌为主。
“玫瑰花瓣的露珠，是天使的眼泪吗？”是她的名句，被选入中学国文（语文）教材。
她的小说《橘子红了》，曾被改编成同名电视剧，由周迅主演。
琦君还有另一个鲜为人知的家族八卦：
以《外婆的澎湖湾》享誉海峡两岸的“民歌王子”潘安邦（1961-2013），是琦君的侄子。
论“拼爹”，琦君在当代台湾所有的女作家中，是当仁不让的No. 1。她爹是上将！
琦君本名潘希真，1917年生于温州，1岁时父母双亡，过继给她的伯父潘国刚一家。
若干年后，琦君成为作家，写书回忆自己的家世，称潘国刚及其配偶为父亲、母亲。
“养育之恩远远大于生身之恩，我只有一位父亲，就是把我养育成人的潘国刚。”
潘国刚又名潘鉴宗，在民国前期，是一位举足轻重的高级将领。
潘国刚1913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他的一个同学叫蒋志清，后来改名蒋中正，号介石。
军校毕业后，潘国刚被段祺瑞聘为高级军官。
1917年张勋复辟，段祺瑞率军打败张勋，再造共和。
当时，潘国刚是老段旗下的第一号猛将，冲杀在前，战果卓著。
此后，他成为军界要员。他在军阀混战中屡立大功，1924年晋升为上将。
在人生的最后十几年，潘国刚放弃了军权，没有参与更多的战争。黄埔北伐的总司令蒋介石，是他的老同学，他不愿与昔日的故友兵戎相见。
他醉心于文学和公益。温州老家有他捐款创办的学校和医院。
琦君小时候，受到了良好的家教，善良、宽厚的性格，伴随她的一生。
各种古典文学、西方文学名著，潘家都有不少，琦君从小饱受其熏陶。
中学时，琦君的国文成绩，每次都得全班头名，被同学们称为“国文大将”。
高一那年，她在《浙江青年》杂志上发表了处女作《我的好朋友——小黄狗》，在拿到稿费的时候，她立志成为一个能留下传世名篇的作家。
上大学时，她的老师之一，是精通古典诗词的文学家夏承焘。名师的教导，让她的文字功底更加扎实。
毕业后，她做过一段时间的中学国文教员，1949年来到台湾，在司法部门担任基层公务员，负责一些文书工作。
她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小说和散文创作，以此为乐。她由此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学之路。
出身名门的琦君，从小就发现，在很多传统的大家庭，女性，尤其是母亲，往往是被侮辱、被损害的，同时，也承担着家庭的重任，呵护着年幼的儿女。
她本人，在1950年代初结了婚，不久便有了孩子，对身为人母的辛酸苦辣，深有体会。
琦君笔下的中年妇人，大都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在旧式家庭中，命运令人嗟叹。
例如她的小说《橘子红了》。
“大伯”的老婆“大妈”，恪守传统妇道，常年勤俭持家，把家里的一切，都打理得井井有条。
日复一日，“大妈”从昔日的青春少女，变成了中年“黄脸婆”。
“大伯”对她，从一开始就没有多少爱情。这桩婚姻，是家庭的安排。
当“大妈”为这个家奉献了半生，芳容褪尽，“大伯”越发沉溺于三妻四妾、花天酒地。
但“大妈”对此毫无怨言，把“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视为一个良家妇女的本分，乃至宿命。
“大伯”在外面鬼混，长期不回家，“大妈”想念丈夫，却又不敢直说，在信中写道：
“咱家种的橘子红了，现在回来，刚好能够尝尝鲜……”
“大伯”回来时，带着一个18岁的女孩——秀芬，作为“二奶”。
“大妈”对秀芬说：
“我的女儿，比你大两岁。都怪我这肚子不争气，生不出男孩，不能为这个家传宗接代……”
“大妈”把“二奶”当成了自己的亲生女儿，对她格外疼爱，希望“二奶”替自己完成“为这个家，生个男丁”的梦想。
更加荒诞的，是“大伯”的态度。
在他看来，一直让黄脸婆一样的“大妈”在自己家里吃、住，而没有把她休掉，就已经对她仁至义尽了。
“二奶”秀芬也是个苦命的女子。她一度得到了“大伯”宠爱，但没多久，就被另觅新欢的“大伯”冷落。
然而，秀芬怀上了“大伯”的孩子。
故事的最后，秀芬死于难产。
“大伯”和“大妈”的女儿，亲眼目睹了这一切，对这个家庭，仿佛若有所悟。或许，将来她将寻求不一样的生活。
但这场悲剧对于“大伯”而言，只是过眼云烟。
“大妈”对此颇为悲痛，但是，为了传宗接代，“大伯”还会寻找另一个秀芬，而“大妈”也默默容忍这一切，默默承担家务和家政，确保“大伯”有足够的家财可供挥霍……
这个故事，饱含着对传统家庭的批评，和对“大妈”、秀芬等众多女人的普遍同情。
但同时，一些批评家指出，身居台湾的琦君，对于民国大陆，尤其是江南水乡常见的旧式大家庭，在其笔端，又经常可以看出某种程度的留恋。
然而，不同于巴金的《家》，新青年与旧家庭的断然决裂；也不同于张爱玲，有新思想的女性在旧家庭中苦苦挣扎；琦君笔下逆来顺受的贤妻良母，更能打动思想处于新旧之间的普通读者。
在戒严时期的台湾，很多迁居而来的，都是昔日内地的大家族。各种封建残余依然很严重。而作家对现实的批判，也会遭遇各种雷区。
但琦君的作品，社会各界都能接受，都很喜爱，也起到了一定的文化反思和移风易俗作用。
有评论家说，琦君以温和的笔触来批判旧家庭的封建残余，如“缓力穿透硬木板”，有着长时间的“人心穿透力”。
琦君的文坛生涯，跨越了半个多世纪。她留下了很多不同风格的作品。
为她带来最高声誉的，是小说。
除了《橘子红了》，还有《百合羹》、《钱塘江畔》、《髻》等作品。
她还写下了大量的散文。
《春酒》和《桂花雨》是她的散文代表作，在海峡两岸，都入选了语文教材。
这些散文，大都以江南的风土人情为素材。这是她从小长大的地方。
她在两岸尚未“三通”时，撰文追思江南水乡的春酒和桂花栗子羹，用这种方式表达思乡之情。
在步入中年之后，琦君以青少年为目标受众，写了很多充满童趣的文字，并把这些文字结集成书，冠以《琦君寄小读者》的书名。
“寄小读者”，是冰心在1940年代，风靡全国的系列作品。琦君对比自己年长17岁的冰心，充满仰慕之情。
同样的书名，是她对冰心的致敬之作。
她还翻译了一批儿童绘本，包括《傻鹅皮杜妮》、《顽童菲利三部曲》等当代欧美名作。
琦君的日常生活，一直过得很平淡，和丈夫李唐基恩爱一生，其子李一楠，从事建筑设计工作。
晚年的琦君，笃信佛教，慈眉善目，是家人和邻里有口皆碑的慈祥老人。
2006年夏天，琦君安详地告别人世，距离她的89岁生日，只差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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