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浩为什么又导了一部主旋律

好多人老问我那个猴子的故事。那其实是个无聊的小事。因为那个猴子的确很无聊。

小时候，我们家楼下有一个动物园。那个时候大家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动物园就相当于现在的万达广场。那是一个免费的场所，因为可以翻墙过去。那也是一个证明自己能力的地方，看谁有办法不买票，翻墙进去。

动物园就是我们的一个小社会，在里面分成好几拨不同的势力，有十三爷派的，有黑龙潭村的，也有太钢的孩子——笼子外面，那儿也是一个动物的世界，是一个江湖，儿童的江湖，特别生猛。不像现在去夜店都在晚上，那时候是赶早市，幸福的一天从早上开始。

每天早上，很多女孩子在那儿跳舞，跳那种集体舞，叫36步，走到哪儿踢一下，再转个身那种，她们会着意打扮一番，去那儿走秀。男孩则是去打架，去释放荷尔蒙，所以有时候不敢随便去，要带菜刀、带棒子，都得有一些武器才可以。如果没有引起什么斗殴，那今天就是和平的一天，否则就又得研究怎么集结人，怎么复仇。

那是一个很有趣的年代。动物园杂糅了廉价的儿童游乐场和一帮青少年，动物园本身也是我童年很有记忆、青少年时期很有记忆的地方。

我记得有一只很老很老的大象，晚年的时候它不爱看到阳光，永远待在屋子里头，只是偶尔会看到，它从小窗户里伸出一个鼻子来。但是我知道里头存在着一只大象，隔一段总担心它什么时候死掉了，总担心它死掉了会不会被老虎吃掉，变成别的动物的食物。因为我3岁的时候摸过它，因为我奶奶认识饲养员，就把我带进去摸了它，我一直以此为骄傲。我也会经常去看一看别的动物。每一个动物都有它们自己的情况。在我们那个钢铁城市里，我没太觉得狮子和老虎是很厉害的动物，在那个灰头土脸的动物园里，它们没什么性格，能活下去就不错了。

在整个动物园当中，最有性格的就是猴子了，只有猴子是一个能够跟你有互动能力的动物，狮子、老虎基本上都不搭理你，它们都不看你，跟人也没有形成关系，但这些猴子是会有的。它经常会有情绪，如果你给它丢东西，它会给你呲牙，会扒着笼子使劲吓唬你。

我每次看见它，它都在那儿拼命晃树，我说这傻逼又在晃树给别人看，后来发现没人看的时候它也在那儿晃，我说那它干啥呢，但是我反过来一想，它不晃树它能干啥呢，它不也没事儿干吗，所以它就只能关在笼子里晃树。

18、19岁之后，动物园我就去得少了。那时候我去商业街溜达，看人，另一种动物。我没事儿就骑个自行车一个人跑到街上去，也没别的事情可以做。就去给路过的人画速写，观察人，有的人就像生病的大象，已经到了暮年，我在画他的时候就会想，他的人生是什么样的。有的人就像个猴子，惹不起，不要去招惹他。跟在动物园看动物是一样的。

后来，动物园搬走了，搬到了卧虎山，我就再也没有去过。

我小时候还很喜欢看《西游记》，那好像也是我最早接触到的电视剧。刚开始的时候，它不是一口气播的。因为它拍了好多年，所以一开始就是每年春节联欢晚会之后放两集，只播两集，然后明年的春节再播两集。春晚1点钟结束，不睡觉小孩就接着看两集。然后一直这样搞了三四年才一口气拿出来给大家放，从头到尾放一遍，那真的确实是非常的珍贵。

那时候全国第一偶像就是六小龄童，所有的姑娘都要嫁给他，都在给六小龄童写情书，寄往中央电视台。那是一个疯狂的时代。

对于小男孩来说，孙悟空就是我们的哈利波特，一个神奇的、有性格的东方大男孩，一个英雄。《西游记》写的是一个大男孩如何成为一个男人的过程。最后它被封为「斗战胜佛」，但它还是一个男孩的时候比较可爱，因为纯真啊。

斗战胜佛是被体制化了，这是一种广义上的体制，就是每一个人都必将面对的人生——走进一个成人的世界，按照成人的标准生活，但我们心里都住着一个以前大闹天宫的孙悟空，一个自由的、天真的，没有被规训的形象，那个时候对它的形容就是泼猴，就叫泼猴。

后来开公司，他们说给公司取一个什么名字，然后我就想说孙悟空和动物园里的猴子就挺好的，动物园里的猴子是孙悟空的另外一面，孙悟空就是猴子，而坏猴子是它最好的一个状态，一个童心未泯的英雄。

“坏猴子72变”是一个青年导演扶持计划，我把它看做是一个作品，我觉得我找到的青年也都是有性格的猴子。

2016年，在做这件事情之前，我想了两个月，我一直在想，我的初心是什么，我到底为什么干这事儿。其实我当时干这事儿就是觉得我挺生气的。2015年开始，有各种各样的、乱七八糟的人都来拍电影。我并不是歧视别人来拍电影，因为导演也可以去写书，也可以去干别的，干别的人也可以来拍电影，这是正常的。但是当时到了特别泛滥的地步，任何人就说我只要说有钱，我带着钱就来拍电影，比如我回山西老家，好多煤老板要投资拍电影，就一种我有钱的姿态，反正我有钱我就可以拍，不行我培养家里的一个什么亲戚让他学两年不就可以了吗？他也可以拍，他讲故事挺好的。

那种气氛让我觉得特别的不舒服，真正站在行业的角度，我觉得受到了冒犯，觉得这是对于我所从事的行业的不尊敬。我拍一个电影，你们可以随便说我也要来拍，我从来没听过哪个人说自己组织一支警察队伍，去当警察。你们怎么就非要到我们这个行业来搅合？你们又不是干这个事情的。

如果你要干，我每次都说你要去好好地读书，去学习这个技能，而不是说我有钱我就可以来当导演、我就可以来拍。这滩水变得太浑了，我想我应该做点儿什么，我能不能去找几个朋友来，找一些志同道合的人来做电影，至少保证我们这个小环境还能做一些我们觉得力所能及的、像是电影的电影。我是一条鱼，我就希望这个水能干净一点，让我们自己活得舒坦一点，所以搞了这个青年导演计划。这个出发点也许狭隘，但我觉得问心无愧。

我和文牧野见面时吃了一个火锅，这之前《我不是药神》的剧本已经有了，但我找不到合适的人拍。直到遇到他。他不说什么虚头巴脑的东西，挺关心本质的，一上来就说我要拍一个什么样的故事，焦点感很强，很扎实，又有很浓烈的情感，在情感中又有一种审美，都很符合片子的调性，就交给他了。后来电影取得很好的成绩，这是他自己的修为。

我相信道家的事情。道法自然，就认清一个事情的本质，关注最本质的事情，不要人为地推动。我只关注电影本身的事情，我不关注电影以外的事情，挣多少钱、票房，我都不关注。

在坏猴子里，每个人都相处这么久了，就跟同学似的，谁的长板短板我都知道。有时候，我会以一个破坏者的方式出现，说一说哪里是不行的，比如这个大反派不太对，是不是应该再改改什么的，但都比较笼统，不会给特别具体的建议。除了讲内容的时候不能乱讲，做监制还要学会什么时候不说。比如，在你也没有什么明确的办法的时候最好不要瞎说话。

这是我的一个工作经验，我经常跟我的开发和制片人说，我说你们要首先学会的是不帮忙，学会不帮忙再帮忙，他说何解呀？我说你要是时时刻刻都帮忙，很可能是帮倒忙，像一个孩子要去学习，你什么东西都帮他做，帮他弄，其实会打乱他吸收想通的顺序。

我会经常看到很多剧本有的时候会有很多监制、制片人都不停地在说我的想法、我的意见是什么，我说这帮人就捣乱，你们的意见都能听你们自己当导演去呗，在这儿说什么说，电影最后就是导演的工作，所以你要很知道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不该说话。

这个我觉得就很像种树，你需要给它阳光，需要给它水、土壤、环境，要了解这棵树的属性，知道它喜欢什么，不是我喜欢什么，而且你要知道这棵树它想长成什么样子，不是你想让它长成什么样子。

青年导演的前三步是最难的，一旦它的根系长出来发达了，它的成活率就高了。但它前面的致死率很高，因为要挪动它的根，它的根受伤了，你要保护它，一定不要让它在前面死掉，让它先活下来。比方说缺钱你要给他钱，你要想到给他赚点儿钱，不要让他为了挣钱去搞剧去，去搞什么，变成一个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另外你得想办法让他在头几年把根系长出来，然后慢慢他自己就可以了。

我喜欢租一块地，然后在里面种一些我喜欢的树，种了几棵银杏，几棵对节白蜡，几棵松树，还有几棵果树，其实就是弄了个果园子，把不同的树种在一起。我每隔一个时间段只要没事就会去转一圈，去看看，就在树林里待着。我觉得其实那是一个道理，了解它，不要摧残它，然后它要死的时候，保护好它，剩下的时候，别招它。

除非你遇到明确这是个坑的时候，我会告诉你这是个坑，搞这个事情有危险，那是个电闸，摸了肯定会死，剩下的时候，我就是照镜子。我经常说，我就是个照镜子的，我就是他们的一面镜子。镜子没有意志，镜子是帮你看镜子里的自己。不是镜子好看你就好看了，镜子不是滤镜，镜子是镜子。

我也会拿他们当镜子，大家都那么年轻，我就照到自己老了。以前我走到哪里都是最年轻的导演，现在我跟他们在一起，哎呀，原来我真的是大哥了，真的是老了。

疫情的时候，“坏猴子”很多电影项目都停了，但人生不就这样吗？连学校都停了，电影算什么？对不对？不必太当回事儿。我觉得跟其他行业比起来，电影是微不足道的一个事，有啥可撒娇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多地方都开放了，就电影院不开门，也证明了全社会都是这么看的。

你要去反观一下自己做的东西。如果我们拍的电影只是一个提供娱乐的东西，那它确实没那么重要。你还不如在家打游戏、上网，一样，也提供娱乐，受到冲击电影院关门了，大家就去别的地方娱乐好了。我们一直在追求大一统的票房，我们的发行体系和宣发体系就想着追票房，就是会把电影逼向娱乐，电影就会降格。电影得有娱乐以外的价值，得有一点思考，一点艺术，才值得被保护。否则，学校都不开门，电影院凭什么要开门？

所以，如果电影仅仅是一个提供娱乐的东西，那对于电影是不利的。

当然，你也不能完全忽视电影的娱乐性，娱乐也很重要，但你不能只提供娱乐。我的作品不拒绝娱乐性，但我从来不满足就只有娱乐。它如果就是娱乐也没啥意思，我总会找到一点不仅仅是娱乐的东西。表达之外，要不然就给个美学，破铜烂铁范儿的美学，让大家去看一看那种特别的、乱糟糟的东西。我觉得“疯狂系列”都是，有一种油腻腻、丰富的、混乱的、喧闹的东西，油腻大叔和垃圾堆美学。

去年年底我在太原拍了一部短片，叫《巴依尔的春节》。是在一个特别有工业气质的厂区拍的，很有我小时候的感觉，一个钢铁城市，机油味和铁锈色的。

我小的时候，炼钢的那厂子里头都是黑的，什么东西都是黑的，到处在喷那个白漆，“刷刷刷”，然后好多地下室里都积着水。到处都是黑黑的，树也是黑黑的，只有在春天刚发芽时候能见到绿色，然后过几天它就变黑了。

澡堂子里的水也是黑的。煤矿里的工人都和黑色的东西打交道，他们要在澡堂里洗干净，所以那个水是纯黑的，可以捞出来写字。所以我记忆里的颜色都是灰和黑，很少出现色彩。一种白惨惨的阳光照射在每一个人头上，阳光很亮人很黑，映衬着每个人都无所畏惧，不害怕阳光，不害怕风雨，很少见到下雨时候有伞或雨衣，下完雨地上的水也都是黑的，但我们都无所谓了，一个钢铁城市就是这样。但因为里面有人，有人就有青春，就有情感，就有岁月。

所以我拍的电影都是这样，都是有机油味和铁锈色，他们说你拍的电影非常的脏，其实我觉得是一种破铜烂铁的浪漫。破铜烂铁不浪漫吗？它本身就是浪漫的。什么东西都有浪漫的机会和权利，我就是在那样的环境长大的，所以它对我来说，有审美感，也有意思。

我就是觉得艺术要有性格，有个性，但这些年一个非常让我困惑的事情是，大家都在追求共性、安全和票房，拍得越来越没个性。好像那个气氛更多的是谈票房、谈生意，然后很少有人谈谁的电影技巧怎么样或者谁更加有创意。无论从影评到观众、关注、回馈，我觉得艺术交流这件事情基本上崩溃了，变成叫艺术消费了，大家只是消费，单向的娱乐一下，并不能产生一种真正的双向艺术交流。

很多人问我，如何看待《疯狂的外星人》口碑的两极化？我其实完全没有在意这件事。

我觉得我们的电影评论，大多数还在一个文本层面上，也就是观后感，我不是说绝对，也会有很多还是能明白更多层面的人的评论，但普遍主流都相当于一篇文章的读后感，就是这个维度，这是一个非电影维度。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层面去探讨电影本体是一件非常滑稽的事情，但是行业内又没有组织起有效的根据本体的探讨，甚至说根据艺术思潮的探讨，到底是印象派还是后印象派，到底是现代派还是后现代派，其实没有人理解或者care这件事情。

我care这件事，其实原本这才是严肃的问题，才是真正的艺术交流的问题，这才是艺术存在的最重要的问题，而不是只有娱乐，好玩不好玩，逗不逗。

我觉得《疯狂的外星人》是我拍得最好的电影之一，是非常出色的电影。它所谈的问题和当下性、视角都不low啊，它是一个当代的处境和文化处境，它是一个有高度的看待这个文化处境的东西，而且它手段和手法也是比较准确，它的语言并不是一个好莱坞能够轻易复制的东西。它的这套系统只是我们中国才有的系统，故事如果发生在美国，它就不会这样走了，它就变成了另一个走向。

它是从一个旁观的角落，或者是从一个更不带情感投入的角度去看待整个中国的文化、西方的文化、所谓的我们建立起来的西方电影逻辑里的文明，以及外太空的文明。它实际上是从一个第三方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它们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所谓的强弱关系到底是什么。在我的价值系统里，孰强孰弱这些都不是问题，狂妄才是问题，狂妄才是问题。

我一直拍的电影都是，所有狂妄的人受到制裁。因为人类最大的问题就是自大，就是自以为是，人类最大的问题就是觉得我们是世界的主宰，我们只要怎么怎么样就能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我们只要改变身上一点小毛病，王子和公主就可以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只要跟人有关的、跟人性有关的事情就变成了一切，就抬到特别高，这就是狂妄。

其实人没有那么大，也没那么牛，人干不过命运。

《疯狂的外星人》拍完之后，我就把这个系列结束掉了。因为“疯狂系列”是只有在社会剧烈变革时期才会出现的作品。现在的世界在走向秩序化，越来越不混乱了。

一开始荒诞成为我作品的主题，因为当时的世界荒诞。我们以前是农业型社会的生存结构，现在变成以工商业文明为基础的城市型生活的结构，变革会导致很多旧的和新的东西发生冲突和冲撞。旧的、新的混杂在一起，形成了特别强烈的荒诞主义色彩。在中国接近这个变革的尾声了。城市化进程，硬件部分基本完成，很多东西也基本铺到位了，逐渐逐渐地，荒诞的东西就变少了，没有那么强烈的冲突了。荒诞就变得不是一个整个社会的主题语言了。

我一直以来只秉持着一个东西，叫对真实的尊重——艺术和文化是生产力的镜子，它不会把社会搞乱，也没有什么带动性，它就是一个生产力的镜子，只是把生产力照下来而已——我就是一个镜子。

《疯狂的外星人》结束之后，加上这次《我和我的家乡》，我连拍了三个短片。短片虽然短，但它也有它的拍法，戏剧性也是短剧的方式，会不太一样。而且我也希望找点新的东西来往里头装。

《我和我的家乡》是一个命题作文，主旋律的背景下，也可以做一些探讨和实践。比如上一部《我和我的祖国》，镜头啊什么都做得比较多，比较满，这一次我尽量往后退，能少一笔是一笔，其实用一句话说出8个意思来，比一句话说出一个意思来，要难。

这次的剧本是我自己写的。在大时代、大事件的背景下，其实要去讲小的故事。

我就写了我老家的二姨妈来北京看病的故事。她是来旅游的时候，突然胆囊出了问题，我要带她去医院，她老躲着，觉得北京看病特贵。去了医院之后，我们的亲属关系有了微妙的变化，她跟我就变得特客气，还在家里力所能及地干活。我越说你不要担心钱的问题，她就越担心钱的问题。后来她女儿来了北京，说农村医疗保险是可以报销北京的医药费的，她就放松了。

上次《我和我的祖国》反响不错，这次我和葛大爷就再合作一次。

葛大爷他太特别了，他自己的那套东西总是很搞笑，就是那种与生俱来的慢和不努力，他那种不努力的气质太可笑了，就是如果能坐着一定不站着，如果能瘫着就不好好坐着。但他那个不努力是在形态上的不努力，他实际上琢磨这场戏琢磨好久了，在心里过了好多遍。

其实，三部短片合起来，也算是一部电影的长度。但这几年我没有再拍一部电影，是因为不知道要拍什么。不是因为没有时间，也不是因为疲惫，而是没有觉得什么东西拍出来有意义，拍啥？世界上又不多一个商业片，又不缺一个商业片。

如果电影就是个娱乐，我也不想拍它。我还是希望，电影是一个我的想法和一部作品。现在网络上的电影太多了，过去的电影也都能找得到了。你现在竞争已经不是在跟这个时期同时代的导演在竞争，你是跟在这一百年的全世界的导演在竞争。

如果说我要拍一个剑侠片，对不起，我可以看到黑泽明，我也可以看到张彻，那凭什么要看你，你比他俩拍得好吗？你有什么新鲜东西给我？你要拍枪战片，你能比吴宇森拍得好吗？你会比美国电影拍得好吗？现在的观众全都看得到，这是每一个现代的导演都存在的压力。

而且，世界的变化太快了。我以前拍的、或者我以前准备的很多东西，可能就不合时宜了，或者是不对了。比如我以前其实还是有一些关于农村的片子啊，我写过一个关于计划生育的故事，结果现在已经鼓励生二胎了。变化太快了。

所以，你要找到一个好的模型，找不到，或者没什么，觉得无聊，大家都看过了，没有想法就暂时不拍，先看清楚再试试。

其实，如果非要拍，我很想拍一个古装片，我脑子里的一个古代世界还挺有意思的。

开车旅行是我唯一的一个爱好。前一阵我带着“坏猴子”里的吴辰珵和王子昭两个人去了趟五台山，拜拜佛，看看那个雁门关。

雁门关这个脚下有一个地方是我很喜欢的，它叫广武城，一个小村子，是我以前拍《香火》的时候发现的。那个真的是一个古战场一样肃杀的气氛，而且很雄浑，就那种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那个意思。在很广阔的那个荒野，去想想那些历史中的大问题，杨家将多少人在这儿守着这个关，满门忠烈，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还是能够让你自己有出离之心去看待这个世界和民族的发展。

我带朋友们旅行的地方都不是那种热门景点，都是我自己喜欢和有感触的地方。滹沱河、什么金沙滩……这些地方都有故事。血战金沙滩是什么样、在哪儿，李陵碑当时放在什么位置，杨继业可能是从哪儿跑去撞到这上头还是什么。或者说其实这是野史，杨继业根本没有撞死，杨继业应该是绝食而死，但我很喜欢探讨这些东西。

所以，我想拍一个古装片，我想那个时候肯定跟现在不一样，没有那么多的人口，没有那么多的话和语言。因为人不会这么密集地居住，所以人都不太有能言善辩的能力，少数人才有。那个世界或许是一个不聒噪的世界，而每个人一安静下来就会生出智慧。

我觉得那个时代的人会更不一样，因为定能生慧，而每个在躁动频率下的人，都只能叫小聪明或者愚蠢的聪明人，我也一样，每个人都一样。

我们公司门口的那个猴子雕塑，是王瑞琳的作品。那个雕塑很有意思，他其实雕的是斗战胜佛之后的状态，好伤感啊，看着那个猴子好伤感啊。它就坐在那里，回忆啊。回忆它的人生经历过的得失吧，没有什么得到，全是失去。

人生的真理就是失去所有的东西。每个人都在失去吧，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我失去我的动物园。现在的动物园再也没有那个时候的意义了。虽然我也去过长隆，我也去过很多的现代的动物园。但是它所代表的意义已经变了，或者说没有那么重了，它不是青春，它也不是童年的好奇，你也很难跟那里面的某一个动物产生一种朋友式的联系，还想去专门看看它的，也没有了。

人类最终也会消失，因为人类只不过是这个世界上弹指一挥瞬间出现的一个物种，几万年的一个文明不算什么。所以什么叫意义？求存是唯一的意义，但这个意义也会消失，一切都归于空。

但没办法啊，笼子里的猴子，它能干什么呢？晃树是它的人生意义吗？你在笼子外面去看它它就没有意义，但它在笼子里面就会觉得晃树是它的意义，晃着晃着，它可能会爱上那棵树，它也会沉迷于自己晃得有多么的精彩，晃出花儿来，晃成这个样子，晃成那个样子，觉得自己晃得比那只猴子晃得好。很多称赞，也只能说是笼子里其他的猴子看到你这只猴子的时候，觉得“这猴子晃得好好”。

我觉得我的命运就是关在笼子里的猴子，我们都一样。你来工作和我拍电影，都是那棵树。每一个人都困在人世中，必须被迫活此一生，被迫找到一棵树，并认为好有意义。

我晃这棵树、拍电影，就想去试试新鲜的东西，极简是什么样的，丰富是什么，花里胡哨和简简单单我都愿意试，但无论技法有多不同，里面都有某种共通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对于人类自大的怀疑，就是——人，玩不过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