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年来临时，回忆我在大凉山深处的童年

一年一度的彝族年又到了。这几天总是想起，童年时随母亲到乡下阿普（外公）家过年的情景。人过五十，祖辈和父辈的亲人们陆续离世，特别容易伤感。所以，过年的日子总是在缅怀亲人中度过。

我的家乡在大凉山深处的美姑县，父母在县城工作。外公家在离县城约10公里的农作村。每年11月中旬，母亲都要带我们回外公家过彝族年。直到16岁到北京上大学之前，这条路，母亲背着我、牵着我、带着我，走了15次。

农作是龙头山（结耶硕诺）下的一个小村。一条小溪川流而过，三面是森林和耕地，后面是高耸入云的悬崖，悬崖上面就是凉山最大的草场——黄茅埂草原。

外公有两个兄弟，因此，我实际有3个阿普，6个舅舅，4个姨妈，几十个表弟表妹，除了嫁出去的姨妈之外，都住在这个村子。

我母亲是家族中第一个出来工作的，母亲又把小姨带出来读书，后来成了师范学校的教师；再后来，母亲和小姨又资助舅舅家的儿子读完大专，当了中学教师。这么大一个家族，几十年间就只有3个人变成了城市人。

城市与乡村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两种命运。乡村孩子只有依靠读书，才能改变命运。但美姑县2009年才全面普及9年义务教育，造成整整两代人失去了分享国家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机会。

过年的前一天，父母买上烟酒、糖果和挂面，汇合从昭觉过来的小姨家之后，开始上山。那时不通公路，要走几个小时山路。一路花草树木，还有一个小湖，边走边玩，翻过两个山头就到了。

那是一个困难的年代，生活在城市里面的人，每人每月只供应1斤肉。所以，回农村过年，可以大吃三天肉，对于城市儿童来讲也是非常诱人的事情。况且，还有阿普藏在米缸里的苹果。

过年第一天清晨，被此起彼伏的杀猪声唤醒。走出院子，看到家家户户的炊烟升起。男人们忙着杀猪，烧猪毛、开膛、剁肉。女人们把猪下水拿到小溪边清理干净，回来就开始灌香肠，腌腊肉。阿普把刚灌出来的香肠，还有猪肝和猪脑花，放在火塘里烤出来给我们吃。满世界跑了很多地方，吃的美味佳肴不少，能够让我想起来就流口水的还真只有火塘里烧烤出来的彝族香肠。

第二天上午，母亲、姨妈和舅娘把小孩集中起来，带到屋后最大的一棵树下祭祀，祈求平安和健康。然后，拿出煮熟的猪蹄、甜荞饼和豆腐，给大家分食。

下午，十几个小伙伴，一起去挨家挨户拜年。不管认识不认识，到了人家门口，高喊“拜年来啦！”主人赶紧出来，把大家迎进屋，拿出糖果、肉和泡水酒招待客人。相互问询寒暄之后，主人开玩笑说：“你多大了啊？是不是开始想要媳妇啦？你看，你表妹多漂亮啊，要不要她当你媳妇啊？”

第三天，陪同母亲去亲戚家拜年，如果是长辈，则必须要带酒去，还要给主人家孩子发水果糖。那个年代，拜年没有红包。只有妇女生孩子以后第一次上门，主人要给孩子“卡巴”。那时几元钱的卡巴就是很重的礼了，能够买一套衣服。物质极度匮乏，但同时也消除了贫富差别，人们没有“贫困”的概念，城里人优越感也不强，没有人像现在这样歧视农民。所以，到现在还有彝族农户家里挂着毛主席的像。孔子讲“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在这里有着明显的体现。

第四天返城。村子里亲戚朋友都来送行，每家送一块腊肉和一卷香肠，依依惜别。当我们带着浓浓的亲情和祝福，满载而归时，一路上会看到很多背着腊肉去拜年的人。

过完年，背肉去送给不能在一起过年的亲戚和自己最尊敬的人是彝族风俗。那些农村亲戚多的人家和受到乡亲们爱戴的人，收的腊肉一年都吃不完。我们有一个乡村学校的住校社工，彝族年后，能够收到几十条学生家长送的腊肉。乡亲们的情义就是他干了6年还不愿意回城的原因。通常，收到腊肉的人要给回礼，多少不论，让人家有回去的路费和给家里孩子买礼物的钱就行。在彝族传统社会，馈赠礼物是一种感恩的方式和情感交流的媒介，没有功利性目的。

彝族年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是各地过年的时间不一样。什么时候过年，要请毕摩（宗教祭司）算日子来确定。所以，你会看到，虽然凉山彝族自治州政府规定的彝族年放假时间是11月20-26日。但从11月中旬至12月份，大小凉山各片区在轮流过年，整整一个月，人们都沉浸在探亲访友的欢乐中，这是凉山独具特色的社会氛围。这样其实挺好，没有必要统一过年时间。

对乡村的感情不仅是回乡过年建立起来的。与乡村的互动还有很多。因为县城是距离乡村最近的城市，农村亲戚进城办事，通常会来家里落脚，喝口酒，吃顿饭。他们不会空手来，家里吃的鸡、鸡蛋、土豆、酸菜、荞麦、燕麦、新鲜的玉米等，几乎都是乡下亲戚们送来的。这些礼物对于我家这种子女多，工资低的工人家庭而言，帮助很大。正是依靠这种城乡家庭之间的经济互补和心理抚慰，使大家都平安度过了最困难的岁月。

农村亲人中，感情最深的自然是外公。他过一段时间会来家里住几天，带来山上的野果，教我们学彝语，用耳勺给我们掏耳屎。虽然外公一句汉语不会讲，我学会的彝语也有限，不能进行思想交流，但他那高大的身躯，刀削般的鼻梁，慈祥的笑容，无言的牵挂，足以让我铭刻在心。

我们家搬到西昌以后，母亲接外公来享福。但他来过一次就再也不来了，说怕死在外面。1983年，放暑假回家，专程去看望他。临走时，他嘱咐我说：“你下次回来带一瓶北京的酒回来，我死的时候，你赶不回来就用这瓶酒给来奔丧的人喝”。

太阳西下，晚霞洒满山坡。我不断回头，望着站在村口，弯着腰，披着披毡，目送我离去的外公。我不敢想象这就是永别，害怕他真的会从这个世界消失，拼命想记住他的身影，把这一刻凝固在我的思想意识里。

1984年春节，买了一瓶二锅头回去，让母亲收好。1985年1月25日，外公去世。那一天，是我20岁生日，那一年，我成了最年轻的大学教师。

多年以后，我表弟告诉我说，外公是自己把自己饿死的。他说自己八十多岁了，活太长对子孙后代不好。我一直没有想明白，这是彝人的传统观念还是他不想成为别人的负担。

在彝族乡村，老人们只要能动，都在做力所能及的事情，看不到躺在家里让人伺候的老人。有一次，我在美姑县大凤顶自然保护区，一个海拨3000米的村寨旁边，看到一对老人正在放牧一大群猪。停车下来问，阿妈76岁，阿普81岁。

2006年冬天，我在昭觉县竹核乡培训乡村社工。一天晚上躺在床上，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感到胸闷心悸，彻夜难眠。天刚亮就接到电话说舅舅去世了。连忙租了一辆车，买了1头牛，会同家族亲友，赶到农作村奔丧。十几年没有回来，这个村变化不大，只是舅舅家在我资助下修了新房子。已经长大的表弟表妹们纷纷出去打工，说是广东那面的工厂开始招彝族工人。但每天干十几个小时，只能挣到1000多元，还要被包工头扣一部分，加上自己的花销，基本剩不了多少钱拿回家。

我这个舅舅是外公的独子，非常能干，在村里当会计，80年代就到处做生意，是村里第一个万元户。2003年夏天，他听说我回美姑县做调查，就赶到县城来，想让我回老家看看。但时间太紧走不了就没去。不曾想这是最后一次见他。但我能强烈感应到他的死亡，说明舅舅对我始终寄予厚望。

2013年，听说二姨妈身体不好，专程去了一趟农作村。令人高兴的是，她家儿子买了一辆面包车，跑运输挣钱修了全村唯一一栋两层的楼房。

今年夏天，我二阿普家小舅舅的儿子考上大学，请我去参考怎么填报志愿。他是全村第一个考上全日制本科的大学生，我让他去读攀枝花学院的建筑设计专业，希望他以后能够设计出新式的彝族建筑。他的妹妹成绩也非常好，考上了州民族中学。他和妹妹的学习成绩之所以比同村的其它学生好，是因为他们的母亲就是一个回乡的高中生，知道怎么教育孩子。

美姑县普及九年义务教育9年以来，变化很大。乡亲们送孩子读书的积极性越来越高，出现全县所有中小学学生人数暴涨、人满为患的状况。2013年，美姑县又在西昌市异地办了一所高中，使越来越多的农村孩子能够读高中上大学。我这个考上大学的表弟就是从这所中学毕业的。

这两年，凉山州开始全面实施“9+3”和“一村一幼” 计划，贫困学生初中毕业以后，如果考不上高中，可以免费读3年的职业技术学校。并且，在每个村开办一所幼儿园，全面普及农村幼儿教育。相信再过10年，凉山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将得到整体性提升。如果90%的青少年都能够达到初中以上文化程度，民族复兴指日可待。

中国几代城市人，大多数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因此，城市与乡村血脉相连，情感相通。虽然因为户籍制度形成了二元结构的社会，但城乡联系太紧密了，割也割不断。但80年代以后，城乡之间的链接一根一根的断裂，远离和逃离乡村的人越来越多。尽管近年来政府开始大力反哺农村，但人们仍然只看到乡村的贫困，而没有去认识和挖掘乡村价值。难道乡村真的再也不能给我们留下美好记忆吗？

上大学离开家乡以后，再也没有回老家过彝族年，而是和北京的彝族同胞们一起过的。虽然最近这十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凉山彝族乡村做发展援助项目，也几次答应母亲要陪她回老家过年，但直到她病逝都没有成行。“子欲孝而亲不在”，每每忆起，心如刀绞，难道事业比亲情更重要吗？活了大半辈子才想明白这个道理，但已成无法弥补的伤痛。

其实，我早就清楚地意识到，彝人根本不畏惧死亡。无论外公、舅舅、母亲，还有其他逝去的亲人，不是想让我为他们做什么，而是希望我能够根植于这片土地，依靠血脉和文化的力量，维护人的尊严和骄傲。只有这样去做的人，才能够让自己的灵魂，在毕摩的指引下，回归祖界，得到永生。在那里，亲人们将重新欢聚在一起，永远不会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