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专家武斌： 中国文化曾影响了欧洲启蒙运动｜读+

　　人物介绍：武斌，历史文化学者，研究员。曾任沈阳故宫博物院院长。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比较文明与人文交流高等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丝绸之路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图为武斌在雅典宙斯神庙前。

　　中国文化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学者武斌，最近出版了《记疫：祈祷、隔离与共生》《文明的力量》《瘟疫与人类文明的进程》《孔子西游记：中国智慧在西方》等著作，目前手头还在写一本《西方典籍里的中国》。

　　《文明的力量》武斌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我们都听过一个概念，叫“西学东渐”，就是西方各种各样的学问源源不断地传到东方，传到中国。武斌长期致力于研究中国文化如何传播到世界，以及对世界的影响，并认为中国思想曾刺激和影响了欧洲启蒙运动，中国思想何以能影响欧洲？欧洲是如何回应、接受、理解和融合中国文化的？长江日报读+邀请武斌为我们讲述那段被尘封的往事。 　　

　　挖掘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

　　从上世纪90年代初到现在，“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传播和影响”这一问题，武斌研究了30年。

　　“我们近代以来讲中国文化，基本上是谈中华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没有人去挖掘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这个观点，是武斌在大量阅读文献中逐渐发现的，他想让这个隐形的线索浮出水面。“那个时代，改革是中国的一个大问题。我反复想，中国的问题，归根到底还是一个文化观念问题。所以我的思路是，我们应该去挖掘传统中对于中国现代化有价值的部分，我们要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

　　怎么认识？认识哪些部分？对中国的现代化的价值何在？

　　“无论如何学习国外，我们都踩在现实的土地上。‘现实的土地’就是中国几千年积累的文化资源。你扔也扔不掉。”武斌打算换个视角，把中国文化放到世界文化中去看，用外部视角“估算”中国文化的价值。

　　在上世纪90年代，这是一个完全开创性的问题，没有人正面、全面回应过这个话题。武斌表示：“资料有限，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和写作都非常艰难。”

　　武斌曾经做过沈阳故宫博物院院长，很多研究需要围绕本职工作展开。“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传播和影响”这一研究是出于自己的爱好，要研究好，视野就得更加广阔，在沈阳做起来也有点难。“不在高校，没有纯学术的氛围，搜集资料也难。”在武斌看来，做研究如果占据“有利地形”就更好了。“如果没有，想要干出点成绩来，得比别人付出更多。”

　　武斌中途来了一次改变。有三年时间里，他什么也不写，只集中精力看书。三年过去再提笔，无论是思维方式还是表达方式，一下子就上了个台阶。武斌和国内外学术界保持密切联系交流，也保持对信息的高度热情和敏感。

　　从30年前刚进入到这个课题开始，武斌碰到相关书报资料便会毫不犹豫地买下来，书房里塞得满满的。偶尔心疼，“这真的是一个很败家的事儿”，如果不买，就要去各大图书馆搜罗，大多数时候找不到，也浪费了时间。为了不漏掉资料，武斌也养成了走到哪就在哪找资料的习惯，一次他去内蒙古的书城，还无意中发现了自己找了很久的资料，喜不自禁。

　　1993年，武斌出了一本二十几万字的小册子，叫《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两年后，国家5个部委（中宣部、国家教委、文化部、新闻出版署、共青团中央）向全国中小学推荐百种爱国主义教育图书，武斌的这本小册子便是其中一本。

　　这个问题本身内容极为丰富，二十多万字讲不完，武斌就继续做了深入的研究。1998年，武斌写出了一部庞大的通史著作，叫《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三卷本，将近200万字。

　　2003年武斌退休后，终于能专心做这件事了，他退休第二天便开始对通史做补充。修订扩充后，变成了六卷本，400多万字。

　　扩充后的“通史”不久后也要面世。武斌说，自己一人做一个“通史”类的研究，其实是一件特别累、特别笨的事。“即使现在我一人写了几百万字，但我仍然认为它只是一个‘概论’。中华文化涉及很多方面，如今的学术研究越来越细，也有更多人去研究这个问题”。

　　武斌是一个高产的学者。最近他出版了《记疫：祈祷、隔离与共生》《文明的力量》《瘟疫与人类文明的进程》《孔子西游记：中国智慧在西方》等，目前手头还在写一本《西方典籍里的中国》。通史是纯学术的研究，只埋头研究不行，还应该让大家都知道。这些书算是“通史”的大众化“简本”，力求语言流畅、平实易懂。

　　“文化自信从哪里来？不是靠吹牛，而是靠大家对文化本身的认识和了解。”武斌认为，这些“简本”，尤其是《文明的力量》，为大家提供了一个看中国文化的角度。

　　【访谈】>>>

　　早在几百年前，欧洲就刮起了“中国风”

　　读+：近些年来，在世界舞台上总能看到“中国元素”。严格考证，这股“中国风”从何时刮起？

　　武斌：其实早在几百年前，欧洲就刮起了“中国风”，而且那股风潮很烈。

　　16世纪以后，中国的物产在欧洲风靡。不少人有误会，以为中国传过去的不就是丝绸、瓷器、茶叶这三大物产吗？其实远不止这些。

　　双面画的玻璃、象牙雕的扇子、盒子、漆器等等，在欧洲人眼里是上品。

　　说个大家都想不到的。中国人有个居住习惯，喜欢往白色的墙上挂字画，欧洲人跑来一看，很惊讶，怎么还能这样装饰，误以为这些字画是贴到墙上的“壁纸”，于是就跑到中国市场打听“壁纸”，中国商人将错就错，制造出“壁纸”卖给欧洲人，“壁纸”装饰就在欧洲流行开了。这个美丽的误会，倒还导致了壁纸的发明。我去欧洲时，看到过去的房子里贴着壁纸，都是中国图案。

　　那个时代的欧洲是落后的，中国的东西精致与高雅程度让他们咂舌。欧洲各地都有贩卖中国物品的商店，欧洲家庭中，谁家要是拥有中国物品，那就是时尚和荣耀。那个时代的欧洲人，倒有点像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人，刚思想解放时都想用“进口”的东西。

　　后来，欧洲对中国的崇拜到了审美风格、艺术风格上，掀起了“中国风”。从王族城堡，到大臣府邸，都喜欢中式风格的装饰。当时法国塞夫勒、尚蒂利等皇家瓷器馆，是著名的中国瓷器加工场，由那里加工、模仿、再装饰的各种中国瓷器，发往全国各地，为王族、贵族和收藏家购买、收藏。

　　这股“中国风”带给欧洲艺术家灵感，无论是建筑、园林、绘画、雕塑、服饰、家具还是室内装饰，都喜欢加入些中国元素。

　　欧洲自有的凡尔赛园林本是几何式的，强调对称、整齐，小桥流水的中国园林风格传去，“凡尔赛”便被打破了。当时出现了一种艺术和室内装饰风格，叫“洛可可”，就是吸收了中国审美风格。

　　读+：在今天的欧洲还能看到几百年前“中国风”的影子吗？

　　武斌：2007年我去了趟欧洲。雨果故居里有一间装饰独特的“中国厅”；歌德在法兰克福的故居有间“北京厅”，墙壁上贴着中国风景的壁纸，弥漫着“中国趣味”。在魏玛的歌德故居，我见到两个专门陈列中国瓷器的柜子，这些瓷器，是当年中国的工匠专门为欧洲制作的“外销瓷”。

　　在枫丹白露宫里，也有一间宽大的“中国厅”，到处摆放着精美的中国瓷器、中国漆画、中国象牙制品和其他中国工艺品，东方风韵盎然。

　　维也纳的美泉宫，建造时正是“中国风”在欧洲宫廷蔓延流行的时候，宫殿里到处是价值连城的中国艺术品，满眼都是中国瓷器，其中有青瓷、明朝万历彩瓷大盘和错花花瓶等等；到处是中国古典艺术的痕迹，比如说嵌镶紫檀、黑檀、象牙的中国式房间，房间内部的装饰品也以东方风格统一协调。宫殿里还有两间圆形、椭圆形“中国厅”，一间“漆画厅”，一间“蓝色中国沙龙”，处处让人感受到浓郁的中国风情。

　　我还去了巴黎的塞努奇亚洲艺术博物馆，里面收藏了5000多件中国艺术品，有新石器时代的陶器、玉石和象牙制品，有商周时代的青铜器，北魏和唐代的佛教石造像，还有罕见的辽代金银器，其中有个镇馆之宝是堪称稀世之珍的“虎卣”。这只“虎卣”是中国商代晚期的青铜器珍品。据说，迄今为止只发现了两只，除了我在巴黎看到的这只，另一只在日本东京。

　　那次造访让我意识到，当年“中国风”的遗韵仍然依稀可见，对于东方艺术的热爱仍然是现代人的追求。

　　“我们发现了中华民族，它使我们觉醒了”

　　读+：您的研究发现，其实中华文明在更早的时候，反而是对欧洲启蒙思想与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何会有这样的结论？

　　武斌：中国对欧洲启蒙的影响，必然是欧洲有了这种需要。启蒙思想家们想打破基督教的精神枷锁，但他们想不通，没有宗教的统治，没有“上帝”的启示，国家该如何统治？

　　当他们看到中国时十分惊诧，这个国家的人完全不信基督教，却是一个完全道德的世界，照样发展出发达的文明，社会秩序也很好。欧洲人立马觉得中国是学习的榜样。

　　17、18世纪这两百年间，来过中国的传教士至少在1000人以上，在传教士、商人和旅行家的详细描述中，中国一片繁荣富庶，安定和平，人民安居乐业，讲究道德，彬彬有礼，充满智慧、文明、和谐的气氛。制度完美、稳定、经久不衰。整个国家崇尚学问、重视教育，统治国家的不是贵族，而是一些有高度教养的官员，他们取得官位是通过一系列国家举行的考试获得的，这在欧洲是难以想象的。在欧洲人眼中，中国人在治国术上超过了其他所有民族。

　　欧洲人也第一次看到孔子著作和中国经书的译本，他们发现，一个两千年前的人居然如此有见地。在欧洲人的心理上，孔子成为了18世纪启蒙时代的保护神。

　　这个新世界里，还有很多新奇的知识文化。中医脉学传入欧洲，启发西医发明了脉搏计数器；中国的安全种痘方法在欧洲流传开；中国的印刷术点亮了欧洲启蒙之光，书籍印刷量迅速增长，阅读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人们的思想上了很高的台阶；英国水彩画发展直接受中国绘画艺术影响；欧洲人研究了科举制度，发展出自己的文官考试制度。

　　正是对中国的发现，让欧洲启蒙思想家们找到了摧毁基督教神学权威的思想“武器”。莱布尼兹也说：“我们发现了中华民族，它使我们觉醒了。”

　　东西文化接触交流，都曾给对方深刻的刺激和影响

　　读+：中国封建时期并不“完美”，但欧洲人把那时的中国视为典范；今天的中国人看向远方，是否也会存在理想化？

　　武斌：有时候，越是离得远的文明影响力越大，其实大家都没有完全摸清楚，彼此都戴着“美颜滤镜”去看。

　　人类都是爱做梦的，都是对身边现实不满，想改造，需要榜样的力量。这是共通的人性，只不过表达方式不同。欧洲是“乌托邦”传统，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开始；中国是孔子的“大同社会”传统，从《礼记》开始。

　　过去的欧洲人觉得自己的国家破败凋零、危机四伏，遥远的中国就成了他们的“理想王国”。对当时的欧洲人来说，中国是他们向往的理想之乡、“乌托邦”。那是一个公民国家的形象，它稳定、世俗化、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

　　但中国人当时自己体验的封建经济和政治制度远非启蒙思想家们描绘得那么完美、那么理想，中国人也不知道自己的社会被远方的人们描绘、想象得如此至善至美。

　　实际上，关于中国的乌托邦是欧洲人制造出来的，在其中包含了他们大量想象的成分，就像他们曾经制造出“理想国”“太阳城”一样。然而他们所设想的这个“乌托邦”也并不是与中国文化毫无联系，这个乌托邦是在中国文化信息的刺激下出现的。中国这个遥远的存在，就意味着建立新世界的合理性，就意味着他们为之奋斗的事业是可能成功的。于是中国成为激发、刺激欧洲文明走向进步的精神动力。

　　将中国的情况带入，也是一样的。欧洲人觉得中国美好，中国人觉得外国的月亮比较圆，其实本质是一样的。

　　读+：欧洲人眼里的中华文明是原本面貌吗？

　　武斌：欧洲人眼里的中华文明，不再是原本面貌，而是被“解释”后的文化，是一种“再创造”。这种再创造，可能有“误读”，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是否对推动欧洲文化的更新和重建“有用”，是否对推动启蒙运动“有意义”。文化交流就是如此，就是自觉将本国文化与他国文化比较研究，将他国文化作为反省自身传统的参照系，将他国文化的思想材料进行有偏好性的利用。

　　启蒙时代可以看作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难得机遇。中华文化走进西方文化转型的关键时刻，也间接参与了世界文化历史的进程。

　　当然，启蒙运动的思想来源，中国思想的刺激和启发只是一方面，但也是容易被忽略的一方面。一般都只提到古希腊哲学的重新发现和文艺复兴新潮流的影响。

　　后来，欧洲的启蒙思想也影响了后来的中国。我们看到了一幅东西文化互相激励、交相辉映的壮丽图画。东西文化接触、交流、碰撞，都曾给对方深刻的刺激和影响，在各自发展的轨迹中都曾留有对方作用的印记。

　　（记者秦孟婷）

　　【编辑：张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