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句“如果”,当时没人听懂

“两弹元勋”于敏是个“神秘人物”,外界对他知之甚少。2014年度国家科学技术最高奖颁布后,各大媒体都开展了对他的宣传报道。但是,在内容方面并没多大更新,主要还是谈他自小如何聪明、接受氢弹研制任务后做了哪些突出贡献、如何隐姓埋名数十年以保守核弹机密等,虽也有谈及他平日之言行风格的,但普遍还缺乏具体事例的支撑。2014年5月28日,在向何祚庥院士请教历史问题时,笔者曾有幸听他谈及其同事于敏的轶事,现将其公布出来,或可在此方面补充一二。

超声波化运动

事情得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说起。1960年1月30日,中央下达指示:“不论哪一种企业,都要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都应当根据各自的需要和可能,能洋就洋,不能洋就土,主要采取自力更生的办法,来积极地实现半机械化和机械化”;“希望中等以上的城市党委把这项工作,摆在重要的地位,并且立即掀起一个以大搞半机械化和机械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1]旋即,全国各城市、各企业均成立专门的机构或组织,全力推动此运动。在运动任务的压力下,人们纷纷提出“合理化建议”。各单位均有部分建议被付诸实施,不管真实效果如何,人们都宣称其大大提升了生产效率。

作为一个成立才三四年的小厂,北京兴华染料厂也参加了这个运动。1960年3月,厂里一个技术员提出,可以用砸扁普通铁管、嵌入剃胡刀片,再通以高压液流或气流的方式制造土超声波发生器。这个简单易行的建议被厂里采纳。尽管造出的土设备未必能像有较高金工要求的洋超声波发生器那样产生真超声波,但用它来处理染料,似乎也有一定的效果。于是,兴华染料厂将其作为一项成果报了上去。

也许这位没有留下姓名的技术人员只是为了交差,也许这个“一穷二白”的小厂只是为了避免表现消极,可相关的材料一旦被递了上去,事态的发展就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控制范围。它立即得到了当时北京市化工局及上级领导的重视。他们迅速召开了多次现场会议,“在各行各业放手发动群众,大造超声波,大用超声波,大试超声波”[2]。既然高层领导已经相信,谁敢说他们信得不对呢?相关的试验人员均迎合上意,声称土超声波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那句“如果”,当时没人听懂

收到希望得到的报告后,各级领导更是信心满怀,推广超声波时更是激情澎湃。他们“在一个月内先后开了上百次现场会议” [3],使得始于染色行业的土超声波,很快被“推广到制药、化工、油漆、颜料、纺织、无线电、造纸、制革等工业部门,并且开始研究用于农业、医疗等方面”[4]

3月下旬,上海获知北京推广土超声波的消息,也马上行动起来,在各行各业予以推广,并大有后来居上的形势。截至1960年5月10日,北京市参加超声波化运动的人达到一百万,使用土超声波头三百多万个;上海市参加运动的人超过一百万,使用土超声波头一百多万个。

4月,北京化工局、北京市委、上海市委几次把推广超声波所获得的成果报告给中央。5月5日,中共中央下发文件《超声波神通广大,要大力推广——中央批转北京市化工局和上海市委的两个报告》,要求一切部门,一切地区,都大力推广,人人实验超声波。5月16日—23日,国家科委召集各省、市、自治区科委主任和中央各部的代表,举行了“全国超声波现场会议”。之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以及中央各部委都制订规划,要求所辖单位采取措施,紧急行动起来。推广土超声波由此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运动。

中国科学院于数年前即在电子研究所成立了专门的超声波研究机构,并于1959年6月、1960年1月先后两次召开全国性的超声波学术会议。相关专家对超声波的了解显然远胜工人、农民、学生等。他们对超声波化运动并不积极,可他们不但阻止不了运动的滚滚洪流,自己也被裹挟其中。

1960年5月18日下午,中国科学院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在听取从“全国超声波现场会议”传来的消息,尤其是“科学院搞超声最早,进展最慢”的批评后,紧急动员并部署了中国科学院北京地区的超声波化运动。当晚,各研究所即召开了“全体人员大会、党员大会、党团员干部会或党委扩大会,进行战斗动员和部署。”物理所等机构还组织了多个“突击队”。[5]

与工业、农业界不同的是,中国科学院的超声波化运动特别强调创新,要求每个独立的研究机构至少要有一项出色的创造性成果。于是为了避免遭到批评,各机构很快都有新发现上报。譬如,生物物理所发现,经“水超声波”处理后,棉花、滤纸、纤维能变成单糖;北京植物生理研究室发现,超声波能加强叶绿体的光合作用;土壤及水土保持所发现,经超声波处理硫酸15分钟,每升硫酸溶液中出现了16.6毫克的可溶性氮;古脊椎动物所的一位司机发现,在汽车上加一双头超声波发生器,能提高行车效率66.6%,省油50%;地质研究所发现,经超声波处理15-30分钟后,碘化银、碘化钾等样品产生了放射性……[6]

“如果”

“轰开局面”、取得上述极为惊人的“新苗头”后,中国科学院党组决定向中央提交一份阶段性总结报告。为了准备这个报告,他们还召开了一个科学家座谈会以讨论相关问题。参加者包括钱学森等资深科学家和于敏、陈春先等青年科学家。作为“笔杆子”,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主任汪志华当然也在场。

何祚庥院士是汪志华、于敏的好朋友,虽然他当时并不在场,但他于当年即向汪、于了解过相关情况。综合笔者对何先生的访谈以及相关档案,座谈会的情况大致如下:

先由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向大家介绍前述中国科学院在推广超声波运动中发现的新苗头,地质研究所报来的超声波产生放射性现象尤其令正在为原子弹研制而调兵遣将的他兴奋。

然后进入征求意见阶段。空气动力学家钱学森首先发言,热情洋溢地肯定了超声波产生放射性等现象,认为它们是十分重大的成果。他还提出“载波射流”理论,对土超声波的神奇功能做了解释。他认为,土超声波之所以能超越洋超声波,产生更多的功能,主要是因为它有两个特点:(一)土超声波发生器同时可产生不同频率的超声波,而各种不同频率的超声波(甚至有的是声波)会发生相互干涉、综合作用;(二)土超声波发生器既发出超声波,又喷射出气流或液流,两者的作用力合到一起后,能起到单独的超声波或射流所不能起到的作用 [7]

所有的科技工作者都知道,超声波不能为人耳所听到,可土超声波头却发出清晰的“吱吱”声,这不能不让人怀疑后者并非真正的超声波,进而怀疑土超声波所带来的神奇功能。载波射流理论出来后,土超声波的明显缺陷反成了它的极大优点,更没人敢于对土超声波提出质疑了。

核物理学家于敏知道,放射线要比超声波高出几个能级。他认为,从量子力学的角度来看,超声波要产生放射性,只有通过声子振荡,吸收几万、几十万个声子的能量才有可能,而后者概率近于零,根本无需考虑。所以,他不相信超声波能产生放射性。但既然推广超声波是中央的决策、土超声波所带来的神奇功能是广大群众的发现,而钱学森这种大科学家也十分支持这些新事物,轮到自己表态时,于敏也没有对此予以明确否定。他说:“如果超声波会产生放射性的话,那可是重大成就。”

这是一句模棱两可的话。后来,回答何祚庥的问题时,于敏说,他的本意是否定的。“我只说如果,我没有说它是真的。”但在那些相信“自然现象本身的规律也会因到了新社会而有所变”,相信“科学会超出常规,任意出奇迹”,很希望土超声波能带来各种神奇功能的人听来,这意味着于敏也肯定超声波产生放射性是重大成就。

别的科学家也做类似的表态,谁都没有公开对那些重大发现提出质疑。于是,结论出来了——“到会的科学家均认可土超声波”。6月2日,中国科学院党组向中央提交了高度肯定土超声波化运动的报告。

但遗憾的是,稍后的精密实验表明,所谓超声波产生放射性,只是因为试验样品被污染了。不仅如此,中国科学院各所上报的其他由土超声波所带来的重大成就,全都站不住。而科学院外的群众的所谓“发现”,也没有什么能站得住的。于是,随着三年困难时期的来临,超声波化运动偃旗息鼓。

为什么不说

虽然从总体看,征求专家意见并未成为制订和执行与超声波化运动相关的政策的步骤,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家科委召开“全国超声波现场会议”、中国科学院召开科学家座谈会时,科学家曾经两次得到发言机会。

不经科学、严格的检验,就将一个小厂的无名技术人员的发明推广到全市、全国,未免太性急了一点。而认为它“神通广大”、“妙用无穷”,适用于各行各业从工作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则更是十分荒诞。据笔者对多位老教授的访谈,这两点是当时绝大多数科技工作者的共识。

但遗憾的是,在前一个会上,中国头号超声波专家应崇福只做了一个原则性肯定当时的群众运动,并展望超声技术未来的发展方向的讲话;在后一个会上,科学家们说得模棱两可。而各单位的其他科技工作者,则多表示顺从,罕有敢于质疑者。

看到单位在做蠢事而不出言阻止,相关专家当然可以说没有克尽责任。但是,值得检讨的是后面的原因:为什么他们不说?

文中引文出处:

[1]-中央对太原市委关于开展以机械化和半机械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决议的批示.

[2][3]- 北京市委关于大搞群众运动广泛应用超声波的报告(草稿). 北京市档案馆档案,1-22-487号.

[4] – 北京市委关于采用超声波和管道合成新技术的简报(草稿). 北京市档案馆档案,1-15-372号.

[5]- 技术革新简报.中国科学院档案处档案.1960-3-7号.

[6]- 技术革新简报.中国科学院档案处档案.1960-3-7号;中国科学院党组向中央的报告——有关超声波的三个材料.中国科学院档案处档案,1960-1-9号..

[7] 中国科学院党组向中央的报告——有关超声波的三个材料.中国科学院档案,1960-1-9号.

文章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作者:wuhanews,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wuhanews.cn/a/708.html

发表评论

您的电子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