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汉口元旦庆典

公历2022年的新年刚过。眼下，中国大多数人从出生开始，日常生活中主要接触的是公历纪年，一部分人还经常接触自古流传下来的农历纪元。“公历+农历”给人的感觉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但是，这种稳定常见的纪年方式选择，并不是天然就有的。它依托的是自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来社会的稳定发展和持续进步。

在百年之前或更早一点，当中国处于时代变迁带来的动荡与迷茫中时，曾经有人提出过五花八门的“纪年方式”。其中，武汉曾经成为推行“黄帝纪元”的重要支点。

五花八门的纪年设想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通行的纪年方式，是“传统农历+年号纪年”，类似“光绪二十年，甲午”，这种形式。其中年号后面有数字，农历没有数字，因为本来就是60年一循环。

当时，中国曾经出现过五花八门的“纪年设想”。这一方面源于当时中国在积贫积弱之下对封建统治的不满，希望求新求变；同时也和当时全球民族主义思潮兴起密切相关。

这些“纪年设想”，如“黄帝纪年”、“孔子纪年”、“西周共和元年纪年”、“帝尧纪年”、“秦始皇纪年”等等，一望可知，都是参照了当时在中国已初具影响的“公元纪年”的基本思路，在历史上找一个足够奢遮的人物，用来作为纪年起点，取代帝制年号。

这么多设想里，比较有影响，值得一提的是“孔子纪年”和“黄帝纪年”。

孔子纪年的提法，出现于1895年，指的是用孔子出生的年份为元年。因为孔子出生的时间有明确记载（公元前551年），所以这个纪年法至少在年份上比较准确。倡导这种纪年法的代表人物，是康有为、梁启超等推崇君主立宪的晚清改革派。他们这个路数后来烟熄火熄，到了20世纪，孔子纪年就没啥人搭理了。

黄帝纪年，又称“轩辕纪年”，其提法首先出现于1903年，提出者是刘师培。到了1905年，宋教仁提出一个更为大多数人信服的年份，成为后来黄帝纪年的主流说法。

黄帝和孔子不同，生活年代距今太久，其具体年份，哪怕有了现代考古学“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加持，依然难以定论。在20世纪初，宋教仁对黄帝出生年份的推定，主要依靠的是对宋代《皇极经世》这本书中资料的相关演算。

《皇极经世》一书，极为深奥博大，天文、历法在其中占的比例很重。笔者厚着脸皮也只敢说“看懂十之一二”，难以跟各位读者细论。读者只需知道，黄帝纪年是靠着古代历法的演算方式推论出来，并无考古上的实际证明。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武昌革命军政府向全国各省发去通电，使用的就是宋教仁版本的“黄帝纪年”，将1911年称为“黄帝纪年四千六百零九年”。这种纪年方法迅速被全国各地的起义军所采用，以示这场革命不是传统的改朝换代，而是要彻底颠覆封建帝制。

辛亥革命军功牌，带有黄帝纪年

不过，或许因为黄帝纪年的计算过于麻烦，而且历史考证也不够过硬，所以实际上只使用了几个月，就被废止了。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通电海内，“中华民国改用阳历（公历），以黄帝纪年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公历1912年1月1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

这个通电，一方面正式终止了黄帝纪年的使用，确立了公历成为中华民国的正式立法；另一方面，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原本属于农历正月初一的“元旦”这个称号，挪到了公历1月1日。

现代中国人熟悉的“元旦”就此诞生。

老百姓长期不买账

从1912年正式使用公历纪年开始，元旦在节日气氛上，一直都比不过农历春节，直到今天都是如此。20世纪初期，政府曾想了很多办法大力宣传元旦，收效甚微。

从1912年底开始，中国部分城市的公务员，在元旦前后开始有3-4天的带薪休假。

1914年1月，北洋政府将原来的农历新年改称为“春节”，公历新年称为“元旦”，颁行天下，把1912年的通电号召变成了正式立法，元旦成为法定节日。

自此，1月1日至3日，一般政府机关均停止办公，“以示休息”。不过，当时的各大银行和信托公司等金融服务机构则一般“循例休假两天”，也有少数银行元旦仅休业1天。而文教机关放假天数相对较长，出现过4-5天左右的假期。

民国初期的元旦庆典，主要是政府自上而下推动，商界、学界及社会团体反应较为积极，常举行各种展览、游艺、宣教、慈善活动，而广大普通市民则将元旦视为“洋节”，长期处于漠不关心或“看热闹”的状态。到了农村，很多人更是连听都没有听过这个节日。

民众对元旦的长期漠视，让政府多少感到有点丢脸。上世纪20年代末，广州地方政府曾发出公报，大力呼吁让老百姓来参与元旦活动，言辞上纲上线，“……实行国历之后，可以绝灭帝王思想，破除迷信恶习，促进革新事业，真是有百利而无一弊。”四川某些军阀更是一度禁止过农历春节，老百姓只好在元旦挂起国旗装装样子，到了春节继续偷偷过年。

上世纪20年代，过元旦最为积极的，是上海、汉口、宁波、杭州、青岛这些开放较早，社会风气开明的城市，一些新型知识分子如公务员、大学教师和大学生等群体均以过“新新年”（元旦）为时尚，以过“旧新年”（春节）为保守。

1930年，报纸上的元旦有奖竞猜广告

此外，从上世纪20年代初开始，上海、汉口等地的商家普遍在元旦期间积极做活动、做促销，与今日并无二致。这个最实际、最诱人的因素，成为了元旦在这些大城市中得到积极响应的关键。

抗战助长元旦影响力

除了元旦商家“做活动”之外，另一个让元旦影响力提升的重要因素，是抗日战争。

自上世纪30年代初开始，随着国民党政权的基本稳固，元旦假期也初步有了个像样的框架：元旦放假三到四天，春节放假则由各地各单位视具体情形自己安排。民众可以在元旦期间拜年、贴春联、放鞭炮、发压岁钱，也可以在春节期间拜年贴春联放鞭炮发压岁钱。总的来讲，公务机关放假以元旦为主，民间则仍以春节为主，元旦就这么继续不温不火地慢慢扩大影响。

到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多地沦陷，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元旦成为了抗战主题宣传的重要节日。

1938年12月底，重庆市政府便开始指示警察局、工务局、社会局、卫生局等单位于1939年元旦午后3时开始，在夫子池公共体育场，举行抗战建国宣传大会。

1939年元旦当晚，数万名重庆市民参与提灯游行，人们高呼“迎接胜利年”等口号。街头挤满了人，争着看龙灯、狮子、车灯这些农历春节才会出现的东西。火炬齐明，锣鼓喧天，歌声和口号响彻云霄。

首次“元旦抗日宣传日”的大获成功，奠定了接下来几年间各地元旦的宣传基调：抗日演讲，街头歌咏、灯会、游行。这些源自“保卫大武汉”期间的宣传方式，成为抗战期间元旦庆典的常态。

上世纪40年代元旦游行

自此，元旦真正成了一个广受重视的节庆，而且带上了浓厚的“心系国事”色彩，直至今日依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