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四，11月25日，是第22个“国际消除对妇女暴力日”，也被简称为“反家暴日”。近年来，我国在反对家暴方面举措明显，2016年3月1日，《反家庭暴力法》正式施行，2021年实施的《民法典》也将禁止家庭暴力作为婚姻家庭的禁止性规定明确写入法典。

历史上，发生于夫妻之间的家庭暴力并不罕见。尤其是在新中国建立前，大多数妇女地位低下，徒有其表的法律条文在整个社会的反动保守风气面前，根本无法保证妇女的权益。1946年发生于汉口的“夏春仙案”，就是其代表之一。

童养媳的悲惨遭遇

1936年，汉口一名年仅7岁的小女孩夏春仙失去了双亲，与祖母相依为命。不久，祖母因病去世，临死前将其送给一户姓阮的人家当童养媳。

当时，夏春仙名义上的“丈夫”阮祥汉18岁，打小就是个混蛋。他对这个来家里蹭饭的小女孩毫无善意，发起脾气来就打。公婆和两个小姑子也是如此，根本拿夏春仙不当人看，稍不顺心就要打骂。夏春仙不允许在屋里睡，只能睡牛棚，吃饭必须等大伙都吃完了，才能吃剩的，家里所有的脏活累活都由其承担。说是童养媳，实际就是奴隶。

1944年，苟活下来的夏春仙15岁，出落得非常漂亮，先后惨遭阮氏父子凌辱。她婆婆知道此事后，将其视为眼中钉，威胁她“若敢对外人说，就拿剪刀剪掉她舌头。”

事情发展到此，夏春仙已经比《白毛女》里面的喜儿还惨了。喜儿就是在这个阶段逃出黄世仁家，夏春仙也一样不愿等死，跟着邻居章运清逃到了洪湖新堤。

看到这个选择，笔者不禁长叹：与其跑到洪湖那么远，还不如去近在咫尺的黄陂木兰山呢。步行也就一两天的路，上了山就是新社会，从此不用受压迫。

被日寇胁迫沉沦

带夏春仙逃跑的章运清不是啥好人。他在洪湖一家日本人开的“恰恰食堂”当厨师，把夏春仙举荐过去当了“服务员”。

这个所谓的“食堂”，其实是个风月场所。以常理推断，应该主要是为侵华日寇服务。威逼利诱之下，夏春仙只能屈从沉沦，很快就成了“恰恰食堂”的头牌。接下来，夏春仙的举动满是被旧习俗洗脑的特征——她觉得自己对不起阮家，把自己攒下来的卖身钱寄回给“丈夫”阮祥汉。

阮祥汉收到钱后，大为惊讶。章运清找到他，将内情告知，两人又合谋写了一份信哄骗夏春仙，信中满是关怀和自责，还说她是阮家的大恩人，说不管夏春仙干什么职业，他都愿意跟她白头偕老，云云。

自此，夏春仙每月把攒下的钱全部寄给阮祥汉，阮家在汉口繁华地带买了两栋二层小楼，又买下麻洋街一间临街的店铺，雇了几个伙计，成了名副其实的小老板。

1946年，抗战胜利后，“恰恰食堂”估计也关了张。夏春仙回到汉口，发现阮祥汉买了新房、开了买卖，还染上烟瘾娶了二房。

阮祥汉甜言蜜语，哄骗夏春仙在汉口重操旧业。夏春仙为了“原配”的名分，加上早已被摧残得心若死灰，同意了这个建议。

不久，阮祥汉拿着夏春仙赚的钱，又娶了一房姨太太。

夏春仙忍无可忍，当面找阮祥汉理论。争执中，阮祥汉抓起一柄剪刀，往夏春仙脸上、身上连刺了20多下。

呼救声惹来路人，冲进去后将阮祥汉手里的剪刀夺下，而后报警的报警，送医的送医。经过抢救，夏春仙的命保住了，但脸部彻底毁容，右腿神经被刺断后失去行动能力。

无比黑暗的判决

这一血案惊动武汉三镇，媒体纷纷追踪报道。由于是持刀伤人，毫无悬念地作为公诉案件上了法庭。

这里，笔者插叙一下当时的司法原则和实践。民国时期，按照大理院（最高法院）的释法，有“不堪同居之虐待”可离婚的指导原则。按照当时的判例，能认定为虐待的有如下几种：殴打至折伤以上、惯性殴打、故意不予日常生活费用使之冻馁者，等等。

按这个标准，夏春仙所受之伤害，显然已经超过了一般意义上的“虐待”或者“家暴”。

然而，从当时的判例来看，由于离婚需要妇女自行申请，司法部门无权以妇女保护的名义主动介入——经常也没有主动介入的动力。实际上，像夏春仙这样遭受严重家暴的情况，在当时非常普遍，能通过法律渠道获得保护的，极其稀少。

虽然上了法庭，但汉口法院的判决，即使以当时的社会标准，也极其令人吃惊和愤怒。

法院以阮祥汉为了“维护社会风化，在气愤至极的情况下才过激伤人”，免除刑罚。

同时，被害人夏春仙，则被训斥“伤风败俗，又不尊夫教，本欲重判，但碍于已经成为残疾，命其闭门思过”。

这个判决，如果放在大革命以及之后的妇女解放高涨时期，完全无法想象；即使是在抗战之前的数年间，对家暴的判例也从未有过这般离谱的先例。在1946年，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汉口法院作出了这样黑暗的判决？仍待探究考证。

案件结束后半年，伤心欲绝的夏春仙离开了汉口，去向无人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