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何信任世界，决定了我们如何对待孩子

9岁的章子欣很有福相，但很可能恰恰是这一点，让她被恶魔所选中。

直到7月13日下午，在搜索结果出来之前，绝大部分关注章子欣命运的人，都做好了最坏的预想。但是，当宁波市象山县公安局确认被当地人发现的女童尸体，正是章子欣本人的时候，很多人还是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住在青溪村的章子欣，距离我老家，只有5分钟车程。回老家的时候，我经常会开车经过这个已经被纳入千岛湖镇城区的村子。几个月前，经过青溪村的时候，有人告诉我，青溪小学马上要换新校区了。旧校区建在一个山坡上，有一段路特别陡，连校车都很难开上去，雨雪天气就更难了。从《每日人物》记者的采访中得知，章子欣很期待新校区。现在，一切期待都成了泡影。

每次回老家，如果在街上碰见附近小学的学生放学，我就会停下来观察他们一会儿。我喜欢看他们如何将口袋里的零花钱花个干净，换成烤肠、辣条或薯片；也喜欢看他们怎么聊天、打闹。我常常会找他们搭讪，问他们问题，逗他们乐。我不清楚自己是否在曾无意中见过章子欣，但可以确定的是，家乡的小学生，普遍透着一股淳朴劲，像章子欣这样憨实的孩子真不少。

监控摄像里的章子欣与两名租客

流动社会中的“留守儿童”

在网络上，章子欣被标签为“留守儿童”。章子欣出事的时候，父母都在外打工，平时的生活由爷爷奶奶照料，所以她是妥妥的“留守儿童”。不过，与人们通常设想中的留守儿童有点不一样的是，章子欣是一个生活在东部村镇的留守儿童。

换句话来说，章子欣生活的地方拥有一定的流动人口，而中西部农村的留守儿童，基本是生活在一个人员固定的村镇里。

在中西部的农村，留守儿童的主要风险来自于熟人侵害和自然灾害。基层干部、小学教师群体，他们构成了留守地区的主要成年男性群体。所以，留守女童遭遇性侵，绝大多数都来自于熟人作案。由于这些地区的人口本身比较稳定，所以面对外来人口的警惕性都较强。从拐卖儿童的重灾区，通常以人流密集地为主来看，稳定的中西部农村并不是作案的好地方。

在东部发达地区，陌生人社会早已成为常态。2011年，震惊全国的“小悦悦事件”就发生在广东佛山南海，一个颇为发达的区域。小悦悦的身份，可以看作是“流动儿童”。而在千岛湖镇这样的地方，则属于东部经济欠发达的山区。一方面，由于千岛湖镇本地的就业体系，没有能够给当地年轻人提供足够的机会，所以青溪村这里存在存在不少留守儿童。另一方面，千岛湖又可以吸纳一定的外来务工人员以及可预见的大规模的游客。所以，当地又存在流动社会的特点。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章子欣面对的是双重风险，一重是丧失父母保护的风险，另一重是面对不可控的外来人口的风险。当然，在这起悲剧发生之前，几乎所有人都浑然不觉。

通往章子欣家的路

“淳安”与“千岛湖”

作为一个“淳安人”，我在离开家乡15年的求学、工作中，总会碰到一个挥之不去的尴尬。那就是，如果我说自己是“淳安人”，那么只要出了浙江省，基本没有人会知道这个地方；如果说我是“千岛湖人”，那么不管全国哪里，基本上所有的人都听过，而且对方马上表示自己去过或会去。

所以，我和章子欣实际上拥有双重地域身份，既是淳安人，又是千岛湖人。而这种双重身份背后，则横亘着一种难以弥合的撕裂。从1957年开始，一座大坝筑起，令29万原淳安、遂安县的民众进行移民。有部分前往杭嘉湖，有部分前往江西，也有部分向后靠。不管怎么说，两座县城，几乎所有民众的绝大部分家当，全部抛弃或低价处理，工厂农场被淹没，整个县的经济一落千丈。

1958年之前，淳安县是浙江省经济上的为数不多的几个甲等县之一，而移民之后，由淳安、遂安两县合并而成的新淳安县，成了标准的贫困县。整个库区面积的98%，都在淳安县境内，这个县怎么能够不穷？

1984年12月，新安江水库被命名为“千岛湖”，这意味着原本作为本地负担的水库实现了新功能的转变，旅游业成为整个县发展的重中之重。今天，千岛湖是长三角的后花园，自称是杭州-千岛湖-黄山这条黄金旅游线路上的一颗明珠；凭借着一汪清水，千岛湖更是成了华东大城市的水资源储备地，地位提升迅速。

然而，旅游业发达地区的一个特点就是，如果你不能在旅游业中分得一杯羹，那么你就无法真正登上财富的列车。对于大多数普通村民来说，发达的旅游业除了拉升日用品的物价，提供更整洁的马路环境，并不存在其他作用。如果你不能成为体制内的一员，又不能加入广义上的旅游产业，那么外出打工反而是更好的选择。

对于本地人来说，“淳安人”才是真实的，拥有历史的传承；“千岛湖人”则是虚幻的，基于品牌宣传的需要。千岛湖是有钱人的千岛湖，而淳安则是当地人的淳安，千岛湖的房价虽然高居全国五线城市第一，但首要功劳显然不能记在本地人身上。

山区人的信任方式

龙应台在她的书中，提到过她的母亲应美君来淳安寻亲祭祖的经历。在台湾岛遥祭了五十年的应美君，来到淳安后发现，原来的千山变成了千岛，她依然只能在湖面上遥祭，并且很难找准方向。

失望的美君让人心疼，但某种程度上，应美君之所以能够在后来战乱年代生存下来，而且还抚育了多位子女，还需要追溯到新安江水道的黄金历史。在抗战期间，日军始终没有进入淳安；在土地革命时期，方志敏领导下的红军曾多次穿过淳安境内。作为山区的淳安，看起来十分闭塞。但是，连接了徽州和杭州的新安江，令沿途的商业得以繁荣。美君正是这条水道的受益者，也是徽商文化的感染者。

应美君出生于1925年，比章子欣的爷爷奶奶年长了30年左右。由于大坝的修建，1950年以后的淳安人，再也没有机会接受耳濡目染式的微商熏陶，更没有渠道进入商业天堂杭州、上海等地。作为山区、革命老区的淳安，从1957年开始，还多了一重“库区”的身份。所以，章子欣的爷爷奶奶这一代人，生活的空间更加封闭，形成的民风也更加淳朴，甚至可以说是更为木讷。

青溪村位于千岛湖镇郊区，虽然不是旅游景点附近，但这些年对于外来人口已经不再稀奇。不过，章子欣爷爷奶奶这一辈人，他们淳朴的底色没有改变。更何况，来自广东化州的梁谢二人，从频繁向奶奶卖水果，到租下章家一间房，再到平素经常带孩子出门玩，步步为营，成功将自己从一个陌生人变成一个半熟人。

章子欣的家是一栋三层小楼（图中间位置）

50后爷爷奶奶信任世界的方式是十分简单的：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由于环境本身单一，所以很难识破复杂人际关系下的“套路”。换一种说法，他们的信任起点很低，一旦你稍稍表示一些友好，他们马上就会受宠若惊。老实、热情、没心机、受不住他人的恩惠，虽然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但比例已经足够大了。

信任方式的分野

某种程度上，章子欣的爷爷奶奶是“淳安人”，而他的爸爸则属于“千岛湖人”。当梁谢二位租客提出带孩子去上海当婚礼伴童的时候，父亲章军在微信上明确表示了反对，爷爷虽然表态也跟着一起去，但明显充满了对二人的信任。

子欣父亲与租客的对话记录

在社交媒体上，责难章子欣父母和爷奶的网民并不在少数。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会愿意把自己的孙女交到一对陌生人的手里好几天。一位妈妈说得好：“我女儿5岁，就算把她一个人放在楼下5秒，我都不敢。”

在大城市，所有人潜意识里都无法信任他人，只有至亲才是靠谱的，连保姆都不行。所以，摄像头、警察、保安成了人们获得安全的保障。当一个地方出了问题，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增加摄像头，增派保安等等。

但在青溪村，这里就像30年前的中国，基本是一个由本地人编织而成的熟人网络。章子欣在村里附近玩耍一会，爷爷奶奶并不会焦急万分。这种信任，曾经普遍存在于90前成长的乡村社会或者城市单位大院。但在今天，伴随着城市化的高歌猛进，乡村被吞并、老区被拆除，人们在搬进新小区的同时，熟人社会网络也变得一去不复返了。

然而，青溪村正处在变革的前夜，其底盘尚属于熟人社会，但已经有一定的外来人口过来租房。而对于章子欣的爷爷奶奶，他们却并没有做好这样的转变。当他们用传统山里人的信任方式来对待这对陌生男女的时候，她的全部弱点也都暴露给了对方。

夹缝中的章子欣

当章子欣的爷爷奶奶带着“给你们添麻烦了”的心情交出孙女的时候，他们对这个社会充满了让外人感到愚蠢的信任。而他们得知孙女失联、死亡的消息后，他们信任世界的方式崩塌了。填充他们内心的情绪，只有自责。

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所处的熟人社会，正在被高速流动的陌生人社会所吞噬。这并非要妖魔化流动人口，只不过，流动人口可以有外来务工者，可以有游客，也可以有游民。王学泰先生笔下的“游民社会”，与金庸小说中的“江湖”有异曲同工之妙。梁谢二位租客，与家族脱离关系多年，也没有正常职业，他们更像是一对混迹江湖的亡命鸳鸯，游荡在中国这片土地上。

尽管淳安警方第一时间排除了租客二人与宗教组织的联系，但二人如果信仰某些极端的民间宗教，并不需要跟某个具体组织有联系。退一步说，就算不存在极端民间信仰的因素，二人的自杀也完全让人摸不着头脑。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们的自杀，早有预谋。

如果是大城市，梁谢二人是没有机会在短短一个月内，就以朋友身份带走一户人家的孩子的；如果是在超稳定的山区村落，他们也不可能实现这一目标。后者不可能有条件长期接纳一对外省情侣，一顿饭加一宿打发他们走的概率最大。

只有在从乡村过渡到城市，从熟人社会过渡到陌生人社会的青溪村这样的地方，才可能进入二人的视野。所以，章子欣被选中，既有机缘巧合，但更有结构性的原因。正如“淳安”是乡土的、熟人社会的、制造“留守儿童”的，而“千岛湖”则是高端的、陌生人社会的、吸引外来人口的，章子欣处在两种社会、两种信任方式的夹缝之中。

章子欣处在流动社会，但她不是流动儿童，而是留守儿童；章子欣作为留守儿童，不在熟人社会，却在半陌生人社会。过渡情形中的青溪村，可以被看作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一枚切片。章子欣成了被恶魔选中的那个孩子，她未能享受父母日常的保护，也未能避免租客二人射出的毒箭。

出租车监控视频拍到的章子欣

所以，面对章子欣的遇难，固然可以像很多网友那样，去责难爷爷奶奶太过轻信自己的租客，去声讨父亲和母亲的疏于照料。但我们在归咎某些人的时候，必须要去审视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我们不能要求山区里的村民跟我们一样敢于怀疑他人，我们也不能要求所有欠发达地区的父母守着孩子不出门打工。

我们不能代替他人思考，即便是评价对待孩子这样一个看似普通平常的问题，也必须进入当事人具体的生活语境，才能真正理解他们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