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们在《吃桥米，烫艾灸，这俩“示范区”主打养生》一文中提到，历史上作为“贡米”的京山桥米在湖北和武汉广受欢迎，这是现代农业与现代商务、物流共同的成就。那么，在没有这些现代化元素之前，武汉人吃哪里的米？

全国最大的粮食市场

晚清时代，汉口是毫无争议的全国头号粮食市场与中转地，上海、芜湖都无法与之相比。

当时，“闯关东”才刚起个头，东北大米种植和外销“八字冇得一撇”，湖北、湖南、四川依然是全国最大的商品粮生产省份。

到汉口集中的大米，主要来自湖北、湖南、四川、安徽、江西等省份，全部都是经由长江水系的各条河流汇集至此，再销往省外。同时，武汉本地的大米消费量也很大。所谓“武汉人烟辐辏，烟火百万家。日食所需，几难数计。至闽粤吴越诸巨贾，来此采买者更多，若恒河之沙。玉粒金梗，实生意中之巨擎焉。”

具体来说，省外的粮食供应，四川、湖南是主要来源，其主要销售地则是经长江运往江苏，供应江苏、浙江、福建三省以及上海的粮食市场。这其中，湖南方面的米源较为零散，岳州、长沙、衡州、宝庆、常德、澄州诸府都有余粮；四川米则产量较大，所谓“江浙之米历来仰给于湖广，湖广又仰给于四川”。

上世纪20年代的汉口码头

有趣的是，在湖北省内，粮食转运也常先运至汉口，再由汉口运往各地。湖北省内主要的粮食来源，包括黄陂、孝感、襄阳、安陆、荆州、黄州等地。此外，据说当时青山也产米，虽然数量不多，但口感好，受到时人赞誉。

到了上世纪20年代，随着国际贸易程度的加深，来自东南亚的“安南米”（越南）、“暹罗米”（泰国）在汉口米市也可以看见。与今日泰国香米广受追捧不同，当时的东南亚米，武汉人似乎不是太买账，消费者不多。

从公所到“厂帮”

晚清时，大米的重要集散地，在汉水右岸的汉阳沈家咀一带，有米行20余家在此营业，掌握汉口大米市场的交易。这些米行并非各自为政，而是利害相关，彼此有着密切联系。它们组织了“米业公所”，垄断市场，扩大本行业影响，协调内部关系，以保证本行业的共同利益。凡是购买、出售大米，均必须经过公所下属的米行。

晚清的汉口米业公所是适应汉口粮食贸易的发展而建立的一个行会组织，在控制货价、订立度量衡、确保公平交易方面，杜绝恶性竞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公所成员定期集中，商议本段时间公所经营和贸易中的重大问题，调节同行业之间的矛盾，“宜于月之朔望，齐集公所，酌议持平。如有阳奉阴违，共同秉究。”

进入20世纪后，随着机器米业的兴起和机器设备的普及，米业公所代表的传统封建行业秩序受到猛烈冲击。

上世纪20年代的碾米机

在上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武汉出现了宝善机器米厂、福兴面粉厂这样的大型食品企业。同时，自备机器（脱谷机、碾米机）、拥有工人和职员团队的中型米厂，仅在汉口就有1000家以上。旧时代的田园牧歌结束了，米业进入红海。

这个时期，虽然名义上还有一个“机器米业同业公会”，但与机器一起来到汉口的工人们自发以地域组成了各种帮会，来自汉阳的，叫“汉帮”；来自黄陂的，叫“陂帮”；来自青山的，叫“青山帮”。每个帮会手上，各有若干工厂。

同时，由于中小型机器米厂的资方，往往都不是什么有钱的大老板，普遍是几个人搭伙凑股，有时还有店员、工人参股，这些工厂不可避免地受到帮会影响很深。

发洪水也要吃大米

红海行业，赚钱不易。据当时一家中型米厂“裕丰新”的少东家回忆，平时经营只能赚点小钱，碰上大事了才能发财。

裕丰新地处水塔隔壁，生意主要在江汉路到江汉三路一带。那一带“里份大，有钱人多，如华中里，联保里”，还给一些大酒楼（如杏花楼）供应米，做的是高端客户。

上世纪30年代初，裕丰新卖的主要“三道机”米，也就是精加工米，货源是江西晚米、江西油米、葛店晚米这几个品种，加工完之后非常白。当时，他们的主要客户是“下江人”，即江浙来汉的商旅。“下江人喜欢焖饭吃，他们是吃好米的，好米既糯又香。”当时的“三道机”米一般卖12块一担，裕丰新占住了高端客户群体，卖13块，销量还是很不错。

1931年，武汉爆发特大洪灾，市内物流被冲得七零八落。为了让江汉路一带的客户吃上米，裕丰新联系上自己昔日的合作伙伴，汉阳青石桥的“裕丰”。

青石桥当时也被淹了，但裕丰是个大厂，厂周边打起了围堰，厂内所有机器设备用木料垫高，坚持生产。裕丰新雇船，二十担、三十担，零散把米由青石桥运到集家嘴。然后，再由一群打着赤膊的米厂工人，用小船把米从集家嘴推到中山大道江汉路一带。

1931年洪水中的中山大道

这么一折腾，价钱肯定就上去了。原来13元一担的米，现在卖到15元。裕丰新的老板万德永还特别能说，要客户掏钱掏得舒服，“我们这是为您家哪！您家们还嫌贵。您家看别个发馍馍吃，您家们还要有饭吃，我们是为您家尽了力、服了务的撒！”

这里插句话，笔者曾经在某论坛上观摩一场激烈的论战，内容大概是“旧社会，吃馒头是不是生活不讲究的标志？”从万老板的这一席话来看，至少在武汉，早年间“吃馍馍”有点“退而求其次”的意思。

洪灾之后，裕丰新像汉口许多老字号的传说一样，奇迹般发家。这家原本价值400大洋的米厂，增值到了8000大洋。可惜，好运不长。1938年，日军占领武汉，“厂子也下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