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山摩崖和它所在的武昌洪山宝通寺、洪山宝塔，历史底蕴深厚，历经千年一直是著名的风景名胜，是武汉市重要的历史人文景观。

近日，记者随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宋贝、张剑寻访洪山摩崖，在“寿泉”石刻前听工作人员讲它的来历，沿山间小道先后看到了“东岩”“东山赋”“云扃”“翠屏”“狮子峰”等石刻，它们多刻于某一块突出地面的大石块上。

“东山赋”解释建亭刻石缘由

南宋庆元元年（1195年），荆南参军赵淳在洪山（时称东山）建东岩阁，将其所写《东山赋》《东岩阁记》刻于山石之上，同时就山上各处的天然形态和色彩纹理稍施斧凿，依其形状，分别命名为“云根”“云扃”“伏仙”“飞雪”“栖霞”“半霄”“清肃”“爽垲”“巉岩”“翠屏”“堆云”“狮子峰”等，用隶书、楷书将它们镌刻于石上，留下“洪山摩崖八景”。

如今，游客在武昌宝通寺洪山宝塔下，很容易找到“东岩”“寿泉”“东山赋”“云扃”“栖霞岩”“清肃”“翠屏”“狮子峰”等八处石刻，它们散布于绿树成荫的洪山南坡。

这些石刻多涂了红漆，较好辨认，但像“东山赋”等小字石刻没有涂漆，石面不平整，加上风化严重，已很难辨认。1992年武汉市立的“洪山摩崖”省级文保单位碑，也在洪山宝塔脚下的林间小路旁。

“寿泉”石刻是洪山摩崖中最大的石刻。“寿”字为隶书，长66.5厘米，宽约50厘米，下方有小字题跋，能辨识20多字。“泉”字为篆书，大小和“寿”字相当，为后人补刻。

宋贝介绍，在清代历史地理学家杨守敬所著的《湖北金石志》中，记载小字题跋原文：“有士大夫政和甲午岁游岳，见五华洞石壁上有寿字，体法不凡，人莫能识，乃以千钱募工得纸本以归。因刻石以传世，新定赵史君茂嘉复模于郡斋，淳偶得之，不敢藏于家，刊诸东岩石上，期与好事者共之，庆元初年乙卯岁中秋日，河阳赵淳谨跋。”

题跋记叙了北宋1114年，有人将衡山一体法独特的“寿”字制成拓本，后来赵淳偶然有幸获得，又于南宋时的1195年八月中秋临摹刻写于此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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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贝提供了“东山赋”石刻完整文本，解释了在东山（洪山）建亭、刻石的缘由：“山固多嘉木，由翦伐无时，使不得藩息，以军营视此，实为主山，乃禁樵采，封植养护，则大者挺然干霄，小者丛生攒立矣。因即山之阳得胜处，偶拾余材，架屋为阁，榜曰‘东岩’。取其石秀而木茂者，又得数所，曰云根、云扃、伏山……此又状其石而名之也。奕局、琴几、石鼓、笔床，因其天成，粗加断削。循山之巅至黄鹄亭…… 与东岩相为表里，后之来者，愿不以人废。阁成于庆元初载重午日。将右军河阳赵淳清老谨识。”

“东山赋”表明，当年洪山山林繁茂，但被砍伐也多，驻此地的军营禁止砍伐后，树木长得粗壮。赵淳在南坡就地取木材建东岩阁，为附近各种形状的山石取名，并在石上刻下名字。洪山与蛇山一脉相连，东岩阁景观与黄鹄亭景观连成一片，赵淳希望后人不要损毁景观，破坏已形成的景区格局。

万余宋军抵抗二十万金军

赵淳何许人也？在武昌（南宋称鄂州）任荆南参军时为何爱好金石、风月？他留下的洪山摩崖为何没有抗金爱国的文字？

记者为此请教了武汉大学历史学院陈曦教授，陈教授说，按宋朝管制，“荆南参军”应在荆南府，荆南府后改名江陵府，赵淳可能是这个时候从江陵来到鄂州（南宋称武昌为鄂州）。他推荐了河南省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萧鲁阳2002年发布的一篇论文。这篇名为《襄樊市郊南宋摩崖石刻人物考释》的文章重点介绍了赵淳的生平事迹。

赵淳祖籍河阳，今河南孟县。北宋靖康元年（1126年），河阳之役，除赵淳父亲幸免外，祖父及全家被金军所杀。赵淳与金人既有国仇，又有家恨。

在今襄阳南郊郑家山，有一处摩崖石刻，全文为：“庆元己未寒食日，率兵将官以下，遍祭战将殁土于岩亭之野，酹酒焚币，成礼而去，清明复携家来此，遥睇松楸，用修时祀，河阳赵淳题。”

该石刻由赵淳刻于南宋庆元己未年（1199年）。此时赵淳已从武昌调到襄阳，成为领兵将领。石刻记载清明前后他率军祭奠阵亡将士，这些将士可能死于此前与金人、蒙古人的小规模战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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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禧北伐地图

南宋开禧二年（1206年），在宰相韩侂胄主导的“开禧北伐”不到一年就受挫的背景下，金军分九路反攻南宋，以优势兵力围攻襄阳。此时任京西北路招抚使、荆鄂都统制（当地驻军最高指挥官）的赵淳坚守襄阳三个月，以万余宋军抵抗二十万金军。

“（金军）屯兵襄阳城下，围城三月，大战一十二场，水陆攻劫三十四次，九设攻城之机变，为赵淳九拒之，不克而去。”

宋代人力投石车，史载赵淳曾改进其弹药

赵淳幕僚赵万年后来著《襄阳守城录》记载，金兵至樊城，三路人马驰骋江上，襄阳城内，吏民警骇之时，赵淳对他的弟弟赵膗说：“吾家世受国恩，先祖帅河阳，举家为虏所杀，独吾父得免。吾今帅襄阳，值虏入寇，当誓死报国。”

保卫襄阳被“黑”

图片襄阳保卫战后，赵淳被任命为“殿前副都指挥使”。接着韩侂胄与金人和谈不成，作继续对金用兵准备，欲起用辛弃疾为枢密都承旨（南宋官职），令他速到杭州赴任，正好遇上辛弃疾病死，于是调赵淳赴任“江淮制置使”，表现对金强硬态度。

随着主和派首领史弥远指使人杀掉韩侂胄，送韩侂胄人头给金朝，宋金再度议和。朝廷随后任命丘崇为江淮制置大使，作为赵淳的上司。赵淳很快被罢京西北路招抚使职位。赵淳的最终结局，《两朝纲目备要》有记载：“武安军承宣使、殿前副都指挥使赵淳已病，是月十二日以忧死。”死于哪一年不可考。

湖北大学历史学院曾育荣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宋史》没有为赵淳列传，但在《宋史·宁宗纪》提到一句：“开禧三年六月，赏守襄阳之功。”这说明在襄阳保卫战后，朝廷对赵淳保卫襄阳持肯定态度。但后世的众多官方和民间文献，都不提赵淳保卫襄阳有功，反而不停诬指赵淳火烧樊城、弃城而遁，忧病之中让将士自守等等。

曾育荣教授分析，作为主战派的韩侂胄当权时为岳飞平反，压制主和派，打击理学，被杀后主和派自然要“拉黑”主战派人士，抹煞其功绩，赵淳当然也不能幸免。这种倾向一直影响到《宋史》主修者、元朝丞相脱脱，脱脱把韩侂胄和秦桧一起列入《宋史·奸臣传》，更何况当时的士大夫多为朱熹理学的弟子，他们对打击理学的韩侂胄及其同时代主战派人士不可能有正面评价。

而赵淳在武昌洪山南坡刻下的石刻为何不提抗金，曾育荣认为，或因当年是庆历元年（1195年），离“开禧北伐”宋金开启战事的1206年，相隔11年；赵淳在武昌任职荆南参军，相当于军事参谋、秘书之类的闲职，尚未担任军队要职，且还年轻，有文人游历山水、爱好金石的雅趣，不足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