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我们在《百年之前，武汉驶出民营企业“航母”》一文中介绍了建国前武汉本土的资本集团“裕大华”。在早期武汉本土资本成长的同时，这座城市因其优越的区位优势，一直都在吸引外地民族资本的投入，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上海荣式家族投资兴建的申新四（纱）厂和福新五（面粉）厂，史称“申四福五”。

申四福五，正如我们之前在《只有江，冇得海，宗关转到太平洋》一文中介绍过的，都位于硚口宗关的“硚口工业区”。其中，福新面粉厂在2013年被纳入“武汉市工业遗产保护名录”，而在建国后改名“武汉市国棉三厂”的申新纱厂则在2015年随着硚口区“宗关铁桥片二期旧城改造项目”启动，遗迹已不复存在。

面粉工业起步早问题多

武汉的本土纺织工业起步于19世纪末张之洞兴办的“布纱丝麻”四官局，后有楚兴公司崛起。武汉的本土面粉工业起步同样很早。1862年，汉口私营磨坊主王天理注资200两白银建“王福兴磨坊”，已经开始尝试使用机器磨粉。

1904年，武汉出现了首家正规的机器面粉厂“和丰”。至1906年，又相继成立瑞丰、恒丰、汉丰、金龙等多家民族资本建立的机器面粉厂。至1909年，经由汉口出口的面粉由18000担增长至195000担，增长了约10倍；进口洋粉则较1905年时少了8000担，降至5000担。

当时，清政府对于机器面粉工业这项新兴产业予以大力支持，多次予以减免税厘的关照。1905 年，清廷税务司同意工商部免除机器面粉行业关税的提议，却拒绝了石磨面粉业请求同减税厘的要求；1907年，湖北出台“机器制造面粉……无论华洋一律免完厘税五年”的政策。

但是，当时仍有一些因素限制了武汉地区面粉工业的发展。一方面是供电不稳定。另一方面，当时的两种常用麦种——“大软麦”和“本地麦"，都存在麦粒质量较硬的问题，易损坏机器。工厂不得不做出妥协，降低加工标准，避免损坏机器。上海福新公司来汉考察武汉面粉时曾感叹，“余因汉口厂粉不能吃，多石砂也，如设厂改良，营业必佳。”

创办初期并不平顺

上海荣氏家族鼎盛时期，在上海、无锡、汉口、济南等地拥有4家茂新面粉厂、8家福新面粉厂和9家申新纺织厂，共21家企业，是中国当时纺织业和面粉业的佼佼者。

李国伟（右）夫妇

荣氏家族中，负责武汉地区业务的是荣毅仁的大姐夫李国伟。申新四厂、福新五厂先后在1922年前后开业。创办初期，申新四厂连续3年亏蚀36.9万元，引起股东的忧虑，他们向上海总公司提出出卖“申四”，专办“福五”的建议。汉口的日商安泰纱厂见状，想吞并“申四”。李国伟向上海总部的荣宗敬陈说利害，避免了被日商吞并。

1927年货币贬值，申新四厂工资金枯竭，到10月因棉花供应断绝而停工。荣家用福新五厂厂基向上海银行抵押300万元，申新四厂向中国银行抵押140万元，又借营业款300万元，才算是度过了难关。

申新四厂办公楼

1930年，就在裕大华派人去日本考察的同一时期，主管“申四福五”的李国伟也赴日本考察，回国后，在厂内革除封建的工头制，使用专科毕业生负责车间管理等，提高了生产率，增强了竞争力。

1933年，申新四厂发生火灾。灾后重建时，工厂再度进行改革，实行文明管理和科学管理，并注意改善工人福利，如提供膳食补贴、暂垫服装费、建立职工消费合作社、职工储蓄所、医院、宿舍、子弟学校等，大大提升了工人的劳动积极性。同时，工厂借重建之机引入了新型设备，产品质量明显提升。民国实业部在《申新纺织公司调查报告书》中写道：“其机器全部为新式子大牵伸机，不独华中无其伦，即华东亦鲜有其匹。”

1936年，农业丰收，农村购买力剧增，加上国家银元换法币，民众争购实物。又由于抵制日货，国产纱畅销，申新厂获利空前，全年获利近50万元。1937年抗战爆发后，华北、华东相继沦陷，华中地区市场纱布紧缺，价格逐日看涨，申新四厂盈利由上年的近50万元猛增到185万元，很快还清了全部债务。

兴衰起落，印记犹存

之后，“申四福五”和很多民族企业一样，经历了抗战期间的西迁与抗战后的艰难求生。

1950年元旦，李国伟响应党和政府的召唤，从香港毅然回归。1954年，他将包括汉口“申四福五”在内、由他掌管的荣氏家族一系列企业一并申请公私合营。申新四纺织厂后改名为武汉市国营第三棉纺织厂，福新第五面粉厂后改名为武汉第一面粉厂。对此，李国伟兴奋地对别人说：“我一生所经营的工厂，都已还之于人民，这实在是我最愉快的一件大事！”

1978年10月1日，李国伟病逝于北京，终年76岁。他的家属遵照其生前遗愿，把他历年购买的公债28万元如数捐献给了国家，并把落实政策发还的30万元个人存款充作教育基金，捐献给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以支援发展教育事业。

2014年改建前的福新五厂车间大楼

2011年之后，“申四”“福五”旧址已大部分拆除。如今，这两座百年老厂仅保留了福新五厂面粉车间大楼、硚口区铁桥北村5号李国伟旧居这两处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