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长安:唐史研究中的武汉学者

望长安:唐史研究中的武汉学者

8月10日凌晨,著名历史学家、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朱雷因病医治无效在武汉逝世,享年85岁。朱雷毕生致力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敦煌吐鲁番文书整理与研究,其学术成就,为历史中的大唐盛世与今日搭起了一座穿越时空的桥梁。

史学大家唐长孺高徒

朱雷教授,祖籍浙江海盐,1937年5月出生于上海。据朱教授生前回忆,他从小就喜欢阅读美国历史学家房龙的历史科普著作。《房龙氏地图》、《人类史话》这些历史书籍,让朱雷与历史结缘,几十年后还清晰地记得书中的某些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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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雷的父母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工作,他受革命者家风影响,爱国情怀深厚。他的同事回忆,朱雷对于贪污腐败行为极为愤恨,对湖北老区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还曾因亲见某些老区百姓受欺压而老泪纵横。1965年6月,武大学生王国华不幸溺水身亡,朱雷亲自将遗物送回其家乡英山县。由于看到学生家乡百姓生活贫困,学生家一贫如洗,他将随身携带的粮票现金尽数捐出。

1955年,朱雷考入武汉大学历史系。1959年毕业后,考取史学大家唐长孺先生的研究生。1962年毕业后留校任教,跟随唐长孺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敦煌吐鲁番文书。

唐长孺教授(1911-1994)早年从事辽、金、元史的研究,其后转入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领域,其学术结论广为国内外学术界所称引,蜚声于国际史坛,为武大中国古代史学科的创立、建设与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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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唐长孺在武汉大学建立“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1980年改建为“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一年后成为国家授予的首批中国古代史博士点之一,1988年又经教育部批准为国家重点学科。如今,这个研究所的学术成果受到国内外史学界高度关注,被史学界誉为国内外中国中古史研究的重镇之一。

朱雷就读唐长孺教授的研究生期间,正值“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成立,亲历亲见了这一学术重镇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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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朱雷(左)与唐长孺在京都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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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学者言及唐门弟子对唐先生治学的承传问题,称唐先生治学所主要涉及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和敦煌吐鲁番文书三大领域中,“继承魏晋南北朝的是高敏,继承唐史的是张泽咸,继承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是朱雷。”同行为朱雷著作《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作评时,也称“学界师友常言:唐长孺先生门下,论文风格与唐先生最为接近者,莫过于朱雷教授。”

西行考察敦煌文书

1959年到1975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等古墓群出土了大量晋唐文书,主要是古代吐鲁番地区汉人居民的遗物。这批文书除有一部分是以文书形式直接随葬而较完整以外,大多数是作为废纸被制成葬具,故而多数残缺破碎。

1973年秋,朱雷西行到洛阳、西安、天水、兰州、敦煌、新疆等地参观考察,初步接触吐鲁番出土文书。1974年秋,朱雷再赴新疆整理出土文书。1975年,在唐长孺倡议下,国家文物局组成“吐鲁番出土文书管理组”。朱雷作为整理组的主要成员之一,长期工作在北京、乌鲁木齐和吐鲁番盆地,为这批珍贵文书残简的发掘整理、缀合、定名、断代、研究等付出了大量心血,协助唐长孺完成了《吐鲁番出土文书》(全10册)的整理、定稿工作。其中,朱雷单独编写3册,与他人合作编写6册,共参与9册编写工作。

1974年赴疆那次,朱雷冠周炎发作,医生怕炎症引发败血症不让去。他为了去成,买了大量的牛黄解毒片,和医生开的药一起服用。1975年7月的火焰山,气温高达45摄氏度以上,白天像炼钢炉,晚上像烤火堆。据朱雷生前回忆,他当时的研究工作之一,就是把从墓中发掘出的碎纸片拼接起来,然后把上面的文字进行整理。新疆地区气候炎热,纸片很多是从尸体上剥下来,“那种气味真是不能想象。”而更难的则是从这些碎纸上整理出文字,“字难辨识,残片难拼合,这都是常人所难以想象得到的。”

从1974年到1986年,12年间,朱雷将自己最美好的年华献给了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和研究事业。无论是在乌鲁木齐,还是在北京、上海期间,朱雷都很少回家,两个儿子见到偶尔回趟家的父亲,问妈妈,“这个人是谁,为什么要住在我们家?”

成就折服国际学者

受历史原因影响,敦煌的大量珍贵原始文物,如今只能在大英博物馆等海外机构看到。同时,中国对于敦煌学的研究,在改开前长期落后于日本等国。

朱雷生前曾说,“每一个民族,必须了解自己的历史,对自己的历史有发言权,这反映的是一个国家的人文素质。”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基本完成了吐鲁番出土文书的整理后,朱雷回到武汉大学,继续在史学领域内辛勤耕耘,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1980年,朱雷发表《吐鲁番出土北凉赀簿考释》一文,解决了一些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难题,其观点为国内外学术界广为引用,受到国际敦煌史名家池田温的高度评价。

1983年,朱雷应邀出席在东京召开的第31届“国际亚洲、北非人文科学学术会议”,并宣读了《试论後氏高昌时期的“作人”》一文,其结论为中日学者在有关论著中多处引用。同年,他又发表《敦煌所出<唐沙洲某市时价簿马行时沽>考》一文,被学术界誉为“近年敦煌‘市’‘行’组织研究方面的力作”。

1986年,朱雷获美国王安研究院汉学奖助金,完成了30万字的专著《唐代籍帐制度研究》;同年,在联邦德国汉堡召开的第32届国际亚洲、北非人文科学学术会议上摘要发表了《六至七世纪高昌地区的东西贸易》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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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世纪80年代至本世纪,朱雷的诸多学术论文,有力地推动了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与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的发展,在国内外学术界赢得了较高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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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已74岁的朱雷开始继续整理当年出土文书中未被送去北京的部分,每年去新疆四五个月,2019年是他最后一次去到新疆。

2020年,朱雷病重住院,仍委托妻子去新疆完成相关交接工作。2021年5月,新书《吐鲁番出土文书补编》出版事宜尘埃落定,朱雷先生当场说,“我的心愿终于了了。”

正如朱雷生前所说,“每一段历史都代表了一种声音,每一段历史都暗含着一段沉思。在历史面前,个人是渺小的。我作为一名历史工作者,心甘情愿在历史长河里摸索、前进。倾听历史的声音是我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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