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阳归元禅寺的镇寺之宝 汉阳归元禅寺山门场景

图1今天的汉阳归元禅寺山门场景。 图2、1923年拍摄的汉阳归元禅寺全景图，当时在山门外有个很大的水塘。 一、前世今生 武汉市的汉阳归元禅寺，今位于汉阳翠微路，历史上则是在汉阳城的凤山门外西南隅约两里路处，坐西朝东，西北两面原系山丘，古称翠微峰，山下有一眼著名的翠微古井，为“明代葵园”之遗物。“归元”二字源于《首楞严经》中之偈云：“归元性不二，方便有多门。” 清康熙六年（1667年）《建归元寺碑记》上有：“佛教东行，先有三易，周易未著，实惟一元。易曰：元者善之长也，乾元资始，坤元资生，而易行乎其间，此万法归一。”《三塔碑铭》曰：“归元慕以宗门有万法归一之旨，归于法者何？即元也。” 汉阳归元禅寺的常住，早年单修曹洞宗，今乃奉曹洞为主、临济为辅、净土宗为用之复式修持。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汉阳归元禅寺落成开山，之后该寺与武昌的宝通禅寺、莲溪寺、正觉律寺并誉为武汉三镇的佛教四大丛林。汉阳归元禅寺的这方风水宝地，原为晚明时期汉阳名士王章甫的别墅，王章甫曾官至成都府丞，晚年告老还乡，兴建“葵园”于翠微峰下，可惜明末毁于兵燹，王氏子孙乃将“葵园园址”卖给了汉川人张恭存。几年之后的因缘巧合，张恭存将葵园园址施舍给了游方至此的白光法师，高僧白光遂于葵园园址之上创建了汉阳归元禅寺。汉阳归元禅寺的白光和主峰这两位祖师，是浙江苕溪殷氏之子，在俗家时为同胞兄弟，出家后亦同拜师。白光法师行脚至楚，募得葵园园址，大兴土木改园为寺，其弟主峰法师自越来楚相助，开单接众。清咸丰二年（1852年），汉阳归元禅寺毁于太平天国兵燹，古来建筑均化为一片废墟，直到晚清慈安、慈禧两宫垂帘的“同光中兴”才节次修复。汉阳归元禅寺原先的山门朝南，这时则被改为朝东。 图3、民国早期（1914—1919年）拍摄的汉阳归元寺山门。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汉阳归元禅寺的大雄宝殿再次重建，尚未竣工，即遇辛亥武昌起义爆发，起义民军进入汉阳，黄兴设粮台辎重于归元禅寺内。1911年11月26日夜，因大雄宝殿储藏之弹药爆炸，烟雾蔽天，火海一片，灾后仅仅只有罗汉堂和普同塔这两处建筑幸存。中华民国肇建之初，黎元洪代表民国政府对汉阳归元禅寺进行了抚慰和资助，大雄宝殿再次重建于民国二年（1913年），藏经阁重建于民国八年（1919年），历时约两年建成。解放后的1951年至1964年，国家数次拨款修缮汉阳归元禅寺，1956年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公布汉阳归元禅寺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62年，汉阳归元禅寺的方丈弥宝法师，曾随周恩来总理访问缅甸。 汉阳归元禅寺于1973年再次进行了大修，该寺幸存至今的佛教古籍文物等遗产，在武汉各佛教寺院中相比较而言，是保护最好和保存最多的一处，这与隆印方丈的恩师昌明老和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以大无畏精神亲笔写信向周恩来总理请求保护是分不开的。 如今在汉阳归元禅寺，还存有见证中缅胞波情谊的佛宝，那就是在藏经阁大厅中陈列的一尊释迦牟尼玉佛像，其通体为玉石圆雕，重约一吨多，料纯润泽，工艺精湛。1935年，太虚法师一行访问缅甸时，仰光的三宝弟子特地赠送了三尊玉佛给中国佛寺。同时带回中国的这三尊玉佛，另两尊分别供奉在北京和上海的玉佛寺。 隆印方丈于1984年就开始出任汉阳归元禅寺的监院一职，他既是昌明方丈的得力助手，又是恩师老和尚须臾不离的拐杖。他们师徒俩力排众议，广结善缘，并没有参照上海玉佛寺的做派：“对于前来瞻仰或叩拜玉佛的客人还要再加收一道门票。” 图4、1919年重建之后的汉阳归元禅寺藏经阁。 图5、1998年落架大修之后的汉阳归元禅寺藏经阁。 二、珍稀藏品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汉阳归元禅寺藏经阁，是由昌明、隆印师徒俩经手于1998年落架大修后的建筑。其外立面基本上传承了藏经阁的原制式、风格与规模，内部则全方位加强了安保设防，以有效保护古籍文物为目的的先进理念，彰显了与时俱进的实用性和科学性。汉阳归元禅寺藏经阁的闪光点，不仅仅在于其建筑的典雅壮观，今阁中所藏佛教经典和文物法器的价值无法估量。如：北魏延昌二年的石雕观音立像；唐代闫立本绘观音画像石刻碑；明、清时期的瓷器、玉器及杂件；明代的铜香炉；清代的皇赐铜钟；民国大总统黎元洪亲题的“归元古刹”和“胜大宏阔”金字大匾；佛学泰斗太虚法师撰写的《重修汉阳归元寺藏经阁记》大石碑；日本的瓷舍利塔、泰国的铜佛像、安南的古沉香；等等，等等，都是不可多得的传世瑰宝。在汉阳归元禅寺藏经阁至今仍藏有的经书古籍中，不乏佛学珍本，有的甚至是孤本。据史料记载，清康熙十三年（1674年），该寺曾先后请回明代版本的《永乐北藏》和《万历续藏》，可惜早年已毁。民国五年（1916年），汉阳归元禅寺当时的方丈慧空法师，从北京请回清乾隆年间藏经馆刊印的《龙藏》一部，共1724函，7240卷，分别装在48个大立柜内，至今完整无缺。除此以外，在藏经阁中还珍藏有南宋平江府碛砂延圣院大藏经，即1931—1935年影印本《碛砂藏》80余卷，计574册；有《房山石刻经》中的《妙法莲华经》、《大涅槃经》、《维摩诘经》拓印本等；有十分稀罕的古梵文和其它外文佛经，其中最为珍贵的是“印度古梵文经书21本和巴利文贝叶经11部”。藏经阁中珍藏的各种外文经书，要数日文版最多。如《日本佛教全书》，该书有6个精装大部头，是由东京佛书刊行会于1916年编纂出版。另有《真言宗全书》也是一部巨著，总共42部。还有日本昭和年间早期刊行的《昭和藏》，是依《龙藏》顺序以千字文为体例编辑出版的线装本佛经，总共15函，在日文经书中是十分珍贵的版本。汉阳归元禅寺藏经阁中珍藏的经书与版本之繁、文种之多，在国内的十方丛林寺院中，可谓屈指可数，它为研究与传承佛教文化，有着非同一般的历史价值，同时也是一份弥足珍贵的物质文化遗产。 三、镇寺之宝其实，汉阳归元禅寺的镇寺之宝，位列第一的应是罗汉堂中的“干漆夹贮脱胎贴金”五百罗汉造像，正是因拥有这堂晚清时制作的五百罗汉造像，从而才奠定了武汉汉阳归元禅寺在中国汉传佛教寺院中的崇高地位。汉阳归元禅寺与北京碧云寺、苏州西园戒幢律寺、四川新都宝光寺，今被誉为中国的“五百罗汉堂四绝”。历史上，我国许多汉传佛教寺院，也曾经拥有独具一格的五百罗汉堂，但能原真性而又完整保存至今的罗汉造像，就只有仅存的这四堂五百罗汉了。 图6、改建之前的汉阳归元禅寺罗汉堂是开放式陈列罗汉造像。 鲜为人知的是，这四堂五百罗汉造像的材质与制作技艺，却大相径庭，各有千秋。如北京碧云寺和苏州西园戒幢律寺的五百罗汉造像，系木胎雕刻覆金箔加点彩技艺制作；四川新都宝光寺的五百罗汉造像，则系大型泥胎雕塑覆金彩技艺制作；惟有武汉汉阳归元禅寺罗汉堂的五百罗汉造像，是古老的“干漆夹贮脱胎贴金”技艺制作而成。佛教造像不但是佛教的圣物，更是宝贵的传世艺术精品，所以，历代工匠在选材制作时，无所不用其极。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各种材料也会显现出自身的弱点。如木雕造像在受到自然力的侵蚀后，就不可避免地会开裂、变形以及褪色。有没有一种方法能将造像保持更长久更具艺术魅力呢？干漆夹贮技艺的发明就解决了这一难题。干漆夹贮技艺起源于我国，相传是东晋画家、雕塑家戴逵发明的。干漆夹贮是一项古老的手工技艺，它是采用天然生漆、贮麻、五彩石粉等为原料，经过泥胎、雕塑、托纱、夹贮、做漆、烘干、打磨、去泥、脱胎、装藏、装金、开光等48道工序完成。干漆夹贮技艺制作的佛教造像，体轻灵动，千姿百态，多呈现出一种光润亮泽的质感，较易于保存并且不易开裂和变形，佛教造像的个性化庄严神韵以及细腻流畅的衣纹等，都能得到清晰而优雅的展现。我国独步天下的“干漆夹贮脱胎贴金佛教造像技艺”，到了隋唐时期已发展至顶峰，但遗憾的是，我国为数不多的早期这类佛教造像，现如今已大多数流落国外。所以，干漆夹贮脱胎贴金佛教造像，不论其制作年代的长短与否，在国内外都属于物以稀为贵的珍藏门类。干漆夹贮脱胎贴金佛教造像技艺经遣唐使传到日本后，大受欢迎，日本工匠仿制惟妙惟肖，精品叠出，至今还有相当数量的这类佛教造像，保存在日本的唐招提寺、兴福寺、东大寺、奈良法隆寺等处。汉阳归元禅寺罗汉堂的五百罗汉造像，是湖北黄陂县的工匠王氏父子俩，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受顾开始制作，历时九年才全部完工。满堂罗汉，造型生动，神采飞扬，具有体轻质坚，经久不坏的特点，每尊罗汉造像都实施了“胸中装藏”，整体重量约在25千克左右。1954年武汉市遭遇长江发生特大洪水，汉阳归元禅寺遭受水灾成一片泽国，五百罗汉全部被浸泡水中多日，待洪水退后，五百罗汉却都安然无恙，仍旧神采奕奕，金光闪闪。这充分说明了汉阳归元禅寺的五百罗汉，既不怕水浸，又不怕虫咬，更不是民间俗话所说的：“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 图7、昌明法师之像。 但凡事物总是有利既有弊，汉阳归元禅寺罗汉堂以“干漆夹贮脱胎贴金”技艺制作的五百罗汉造像，其最害怕的克星就是“火”。为了切实可行保护好我国唯一以 “干漆夹贮脱胎贴金”技艺制作而成的这堂五百罗汉，昌明、隆印师徒俩可没少花心事。四、罗汉新居汉阳归元寺的罗汉堂，竣工落成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罗汉堂建筑为单层砖木结构，布局呈“田”字形，在十字分割线上，辟有四个天井式内院。当年由于财力不济，整体制作与建筑结构上存在先天不足，空间低矮，走道逼仄，采光通风条件很差。改革开放后，随着这里的游客数量不断激增，火灾安全隐患防不胜防，非常令人堪忧。为此，国内外的许多热心人士以及专家学者，针对这堂五百罗汉造像到底该如何保护，纷纷提出了各式各样的建议与办法。由于当时的昌明方丈年事已高，罗汉堂安全隐患整改规划与实施办法的出台，便重重压在了隆印法师肩上。他走出去请进来，集思广益，在专家学者和道友们的直接参与下，以及在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罗汉堂安全隐患整改规划与实施办法终于出炉，而且很快就通过了有关方面的审批。紧接着就是筹资、备料与遴选施工单位，一切从实际出发，准备就绪后，1998年7月，罗汉堂落架重建工程正式开始，五百罗汉被小心翼翼请到了临时安置点。此时的隆印法师，真可谓忙得不亦乐乎，既要监督施工质量，又要关照五百罗汉的安危冷暖，这两者都决不能出现半点的疏忽或闪失。 图8、改建之后的汉阳归元禅寺罗汉堂是封闭式陈列罗汉造像。 2000年9月，武汉汉阳归元禅寺崭新的罗汉堂在原址上宣告竣工落成，建筑为砖混结构，外观保持了原有风貌，平面布局仍呈田字形，四个天井式院落，栽种有奇花异草。罗汉堂内的水电安装合理，消防设施完善，四个内厅庄重大方，连接方便，路宽适度，建筑的上部还设置了天窗，其作用一是保证了堂内的通风和采光，二是有利于调节四季温差的变化。在将五百罗汉造像重新贴金装饰后，便各就各位妥当安置，同时还为五百罗汉造像做了封闭式玻璃隔离保护层。 图9、当时的隆印方丈（左一）与本文作者于2014年11月的合影。 至此，这堂弥足珍贵、不可多得的“干漆夹贮脱胎贴金”技艺制作的五百罗汉造像，总算是有了一个较为安全、宽敞与舒适的新居，五百罗汉每天以古老而又魅力无穷的真、精、新姿态，随时迎接并庇佑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客人和善男信女。汉阳归元禅寺罗汉堂的五百罗汉造像，其国宝级价值已是不争的事实，但目前尚未为大众知晓，称其为“泥胎雕塑”的还大有人在，因此，今天非常有必要加强宣传与普及关于这类文物的保护知识。隆印方丈与其恩师昌明老和尚，大慈悲，大智慧，师徒俩力排众议，敢于丢卒保车、与时俱进保护藏经阁中的古籍和这堂五百罗汉，他们真正是爱国爱教、正信正行的楷模，其无量功德必将与藏经阁中的古籍文物和这堂五百罗汉造像，交相辉映，传之久远。作者简介：刘谦定，男，祖籍湖北钟祥，1953年2 月出生于武汉市，退休前是武昌区人民政府粮道街办事处公务员。在2002年期间，提出“辛亥首义之地的武汉应建立辛亥革命博物馆”和“保护武昌昙华林历史文化街区”的建言先后被政府采纳。2009年6月，荣获“第二届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杰出人物奖”。2014年4月，被武汉市文史研究馆聘任为“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