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捞江城记忆 钩沉三镇往事

铜匠是给人打制和修补铜器为生的匠人,这个行当在我国民间有着十分古老的历史。早在商、周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开始铸造和使用铜器了。

「老行当」铜匠

旧汉口人家曾用过铜器,如挂蚊帐的铜钩,还有铜锅、铜盆、铜壶、铜铲、铜瓢、铜烟袋、铜香炉、铜烛台等,生活中一时离不开铜器。先说铜匠担子,两头都是木柜,一头木柜抽屉里放着铆钉、铜钉、铜皮等修补原料,另一头的木柜就是个小小工作台,台面上是一把固定的木柄长锉,架子上挂着铁钻和一些铜挂件,抽屉里有钳子、榔头等工具。

铜匠一般左手持一件串了七八块长方形子铁片或铜片,行走时铁片或铜片往上抛来回撞击,“沁铃、哐嘟”的金属声顺着门缝往人家屋里钻,人们听到这熟悉的声音就知道铜匠师傅来了。这既是招揽生意的响器,又是修补铜器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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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匠承接最多的生意是修锁配钥匙。铜匠那里有一串万能钥匙,不管是老式铜锁还是新式弹子锁都打得开。老式穿衣柜的铜铰链若是断了,皮箱的铜包角坏了等,铜匠师傅都有办法修好,整旧如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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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家蛮节约,搪瓷盆子瓷摔掉了,担心以后会生锈穿孔,也拿来找铜匠师傅修。铜匠有办法,随身带有洛铁和焊锡,把洛铁放入人家炭炉中烧红,把瓷盘破损地方用砂纸打一下,用木棒在小瓶子里蘸点硝镪水涂在上面,烙铁粘上锡,“滋啦”一声,瓷盘就焊接好了。这种小玩意要不了几个钱。

还有一种卖铜勺子、铲子的,也由铜匠忙活。他们找一块空地支起炉子,拉着风箱炼铜。这铜大部分是换来的散铜,铜水出炉后用长勺倒进一个个泥模,冷却后拆开模具,里面就是一组铜勺子或铜铲,拿出来用锉刀稍微一整理,就成了亮闪闪的黄铜器皿。有时候,铜匠也加工一些铜烫壶等,这活工艺性强,买一个能长久用,销路不蛮好,没有预约,铜匠是不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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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铜匠铺,有固定的营业之地,彼此扎堆,相互呼应,形成街市。汉口打铜街至今仍以此为地名。昔日打铜街出铜货,无所不有。脸盆、墨盒、烟袋、蜡台、香炉、锁具,用起来顺手,看起来悦目。

我曾经与武汉教育电视台的记者姚聪一起在2013年采访过一位打铜老人——胡昌桃,他祖籍河南,家族从清朝开始从事打铜业,最初店号是“胡正兴”。民国时期,家族从河南搬到武汉集稼嘴,改名为“胡祥兴”,“在高公街77号,有八扇门面。”老人说,牌匾上写有“自造”二字的才是有正宗打铜手艺的作坊,其他都是“半瓢水”,这是内行人都知道的行规。

「老行当」铜匠

胡昌桃从十一二岁开始当学徒,师傅就是家里的叔伯,“做什么铜器都只教一回,做不好就挨打”,师傅常讲“不打不成人,打了成官人”。街上的打铜师傅都是从当学徒开始,边挨打边打铜学成手艺的。打铜师傅收徒弟,徒弟要写师徒契,“三年学徒,四年伙计,帮师一年,送水一年”才能出师。徒弟出师,师傅会送一全套刻有徒弟名字的打铜工具。“师傅惟愿自己的徒弟手艺更精,出路更好。”哪知道,采访不到半年,老人因脑溢血去世,他的手艺如今是他的侄儿胡家全在继承,那个老屋子还在。

当年打铜街的铜器制作,生产设备简陋,全靠手工锤打,由于工匠们技艺高超,做工精巧,做出的铜器在国内外享有盛名。据宣统元年(1909年)统计,汉口打铜街有230余家铜器店。有些小作坊的老板招揽不到客人,会把铜器拿去街上的铺子卖掉,尽管这些铺子会压低一点铜器价格。这些小老板卖了铜器,再拿钱去买铜,继续回店铺打铜,他们信奉“没有铜就没有饭吃”。

「老行当」铜匠

清代宣统二年(1910年),南洋赛会上,向洪盛仿古铜器获二等镶金银牌奖。民国4年(1915年),巴拿马赛会上,姚顺和制作的铜器获得一等金牌奖,郑炳兴、姚太和、义太和铜器店获得二等银牌奖。光绪初年到民国初年是打铜街的全盛时期。

据民国7年(1918年)汉口警察局的商户分类调查,汉口有点规模的铜器店有413家,大部分集中在打铜街。这说明有需求就有市场,有市场就有效益,尽管手艺人整天敲打不停,累的腰酸背痛,但冲着有生意,也就乐此不疲了。武汉沦陷后,铜为日军所控制,武汉铜器业萧条,打铜街的艺人只好改行,另谋生路。

「老行当」铜匠

解放后,铝制品、搪瓷品、塑料制品大量兴起,逐步取代了成本较高,制作困难的铜器。打铜街的敲打声渐渐稀落了。铜匠这个行当,也逐渐退出昔日辉煌的舞台。如今,那“沁铃、哐嘟”的声音,犹如回荡在心灵深处的天籁之音,给人人们带来一种莫名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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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行当」铜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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