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的武汉:美丽而又英雄的城市

中学时在汉口读书,每日骑自行车去上学,从上海路家中出发,沿洞庭街,次第经过平和打包厂、巴公房子、李凡诺夫公馆,最后到达位于中山大道的校园。这些当年每天擦身而过的地方,如今都成了网红打卡点,名声大振,访客如云。而当年,它们还是沉寂却独自美丽的。尤其在我每一个匆匆赶去上学的早晨,洞庭街浓荫遍地,静谧安逸,行人寥寥,偶有一群群艺术专业的学生,支着画架,在李凡诺夫公馆前写生。有着红砖外墙和尖角屋顶的李凡诺夫公馆,在画布上仿佛童话中的小屋。街对面有常年大门紧锁的院落,密密的绿树下掩映着一栋西式的小洋楼,庭院深深深几许。那时的我如同本雅明笔下的都市漫游者,在经意或不经意间凝视着这城市中曾经历尽繁华与沧桑的百年老建筑,那雕梁画栋、一砖一瓦见证过历史。让我想到卡尔维诺说的:“城市不会泄露自己的过去,只会把它像手纹一样藏起来,它被写在街巷的角落、窗格的护栏、楼梯的扶手、避雷的天线和旗杆上。”

纸上的武汉:美丽而又英雄的城市

多年以后,我翻看中国现代作家的文章,不由得惊喜交加,原来,那纸上就躺着一个曾经活色生香的老武汉呀!看生于武汉的华裔女作家聂华苓的自传《三生影像》,不由得会心微笑,原来儿时的她就曾经住在“旧俄租界两仪街”(今汉口洞庭街)。她笔下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汉口,是摩登时髦的都会:后花楼令人眼花缭乱的绸缎庄、唱戏变魔术的热闹的“新市场”、京剧名伶程砚秋登台演出的“汉口大舞台”,还有“和天一般高”的江汉关……都是我熟悉的地名和建筑,是读之可亲、令我神往的当年的“大汉口”。而一江之隔的武昌,则是更多在此居住过或长或短时光的著名作家们心心念念难以忘怀的地方。老舍先生没有聂华苓对汉口的深厚感情,在他眼中,汉口差不多和上海一样的嘈杂混乱,因而不喜。他却独爱武昌,因为武昌“像个静静的中国城市”,他喜欢武昌城里有山,山上有树,街市清静,地僻巷隐。《八方风雨》中,老舍先生回忆他在蛇山的梅林外吃茶,在珞珈山下荡船,在华中大学的校园里散步,都令他舒适高兴。郭沫若在《洪波曲》里,写到抗战时期他在珞珈山短暂居住,在东湖里游过水、划过船,在岸上的菜馆吃过鲜鱼,还与周恩来等比邻而居。他不禁赞叹:“有这样的湖景,有这样的好邻居,我生平寄迹过的地方不少,总要以这儿为最接近理想了。”“珞珈三女杰”之一的苏雪林,晚年在宝岛台湾牵挂于心的,还是武大的老图书馆。《忆武汉大学图书馆》里,武大图书馆“远挹湖光,近揽山色,居高临下,气象万千”,在苏雪林心中,北平的皇居也不及珞珈风光,没有这样天然风景的陪衬。

纸上的武汉:美丽而又英雄的城市

一百年前的武汉,是丰盈而美丽的。在书中,我们得以与一百年前的武汉相遇,一窥她的旧日风华,是多么奇妙的心灵之旅。

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上海、南京相继失守,武汉成为全国的抗战中心。为了摧毁中国的抗战意志,日军对武汉三镇进行了狂轰滥炸,武汉人民在日军的铁蹄下流血伤亡,流离失所,饱受战争的痛苦与磨难。作家们笔下的武汉陡然一变,不复繁荣平静,而是充满了血与火、痛与泪。“珞珈三女杰”中的另一位作家凌叔华在《慰劳汉阳伤兵》里写道,她随武大战时服务团妇女工作组去汉阳慰问伤兵,沿路看到老百姓的家在战乱中家徒四壁、风雨飘摇,她悲愤不已:“可是日本人居然还忍心下毒手来轰炸这‘人间地狱’。”1937年,“文学洛神”萧红于战火纷飞中流亡到武汉,在这里开始写作《呼兰河传》。1938年她和端木蕻良结婚并居住在武昌的小金龙巷。而今小金龙巷早已不见踪影,但萧红的《两种感想》里记下了她在武汉的剪影。当她在黄鹤楼下闲荡时,看到中国军队里孩子兵稚气的面孔,不禁为国难中的中华民族感到酸楚。“武汉的女儿”聂华苓那时正值豆蔻年华,却是在日军飞机日夜轰炸武汉的艰难岁月中度过的。每每敌机来袭,呜呜的警报声拉响,母亲便搂着他们四个子女躲在桌子底下,在此起彼落的爆炸声中,心惊胆战地反复念着《心经》。老舍先生也亲历了武汉被轰炸的日子,《八方风雨》里记录了日机来袭时武汉人民生死系于一线的情景,当时他躲入住处的地洞里,然而“我们的洞就像一只小盒子被个巨人提起来,紧紧的乱摇似的,使我们眩晕”。他更愤怒地看到他喜爱的武昌沦为焦土,无数武汉百姓不幸惨死于空袭之中:“武昌已被炸得不像样子了。千家街的福音堂中了两次弹。蛇山的山坡与山脚死了许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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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武汉人民是不屈和英勇的,在“保卫大武汉”的口号之下,武汉形成了抗日救亡的高潮。当年还是小女孩的聂华苓,就和同学们参加了抗日活动:“去医院慰问伤兵,唱歌给他们听,代他们写家书,分送慰问品,上街募捐。”她还演出王莹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小小年纪,就懂得国恨家仇,演得声泪俱下。百岁作家马识途当年在武汉,亲见了武汉第一次空战:警报拉响,防空壕里立满了人,却听不到一点声息,只有短促的呼吸声。随后轰炸的声音让“地皮都震颤了”,防空壕墙上掉下来的细碎泥沙,增加了人们心中的恐怖。然而当英勇的中国空军与日本的飞机在云端里浴血奋战时,武汉人民竟都忘却了恐惧,“从防空壕里跳到地面上”,为中国飞机欢呼跳跃,看见敌机被击落,“欢呼着拍手”。当台儿庄胜利的消息传到武汉,郭沫若回忆,武汉三镇家家庆祝,人人称贺:“特别是在武昌的黄鹤楼下,被人众拥挤得水泄不通,轮渡的乘客无法下船,火炬照红了长江两岸。唱歌声、爆竹声、高呼口号声,仿佛要把整个空间炸破。……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人民,具有着打破一切枷锁的潜在意志!”

这些关于英雄武汉过往的历史与记忆,静静躺在作家们的书中,等着后来人与它们相遇。这是作家们的个人记忆,也是武汉这座城市的历史记忆,更是民族的共同记忆。当我翻开这些篇章,它们在向我无声却骄傲地诉说着:武汉,从来就是一座英雄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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