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高校毕业季：全班28人，只有一位留了下来

离开武汉的理由有千万个，

留下的理由只有一个

没有哪座城市会像武汉这样，能在夏天同时集齐这三种要素：从不停歇的雨水、满街带着麻辣味的小龙虾壳，和千万次的道别。

这座城市最网红的985大学坐落在东湖边，一片至少有13栋楼的宿舍群靠着湖边，紧挨操场的男寝以宿管阿姨的凶悍出名。

23:30的门禁时间过后，宿舍大门边时不时冒出几个晚归的男生，一个个人高马大，却以人生中最卑微的姿态，鬼鬼祟祟地蹲在门边，试图把铁门扒开一条缝钻进去，生怕动静大了吵醒宿管：一旦吵醒，她就要扯着嗓子大骂“怎么这么晚回来”，然后拿出已经卷边的小册子，盯着他们挨个登记姓名院系。

正因如此，当每个毕业生收拾完屋子，胆战心惊地敲开宿管的小房间，给她归还宿舍钥匙时，都会被她那句笑着说的“再见”触动——“我印象中她特别凶，那天却很温柔地冲我笑了一下”。

离这片宿舍最近的门叫凌波门，5月11日才正式解封。有毕业生从这里拉着行李箱出去，和朋友打趣“下次进来就是校友了”。被坐在门口的门卫大爷听到，笑着把原话重复了一遍。这句话在别人嘴里咀嚼一遍，味道瞬间伤感许多。

湖北武汉，东湖栈桥

从这里打车到武汉站，路途通畅只要半小时。

沿着东湖的路段不到5公里，很快，就看不到这片湖了——有人曾坐在湖边的烧烤摊，谈天说地一整夜，被蚊子咬了一身包；有人曾在不到半米宽的栈桥上酩酊大醉，站起来都打转，最后像小狗一样靠求生本能爬行回路边；还有人顶着寒冬的妖风放仙女棒，最后留了一盒给独自蹲在东湖边的女孩——没人能忘得了东湖。

而最后的告别不过短短5公里，走走停停的10分钟。

武汉是一座大学生的城市，它拥有83所普通高校，每年超过100万大学生从全国各地涌入这里。但它也是一座留不住大学生的城市，唯二的985、211高校毕业生的本省就业率，比不过北上广，也不如西安和成都。

离开的人可能在坐上高铁的那一刻，满怀对这座城市的不舍，永别了江汉路的大排档，3块一个来回的轮渡，和全世界最好看的樱花。但也庆幸，再也不用在梅雨天里淌水上课，再也不用天天听公交车司机骂人，再也不用羡慕北上广的实习资源。

但留下的人，看到的是另一个武汉。

一

依赖

全班28个人，最后留在武汉的只有陈彦宁一个。

学政治与公共管理的两个朋友进了大厂，在游戏部门做人力资源。具体地点他记不清了，要么在北京，要么在广州。在一线城市，进入互联网大厂，连实习生的日薪都有220元，他们待遇肯定也不差。

正在打包行李准备邮寄的还有三四个江浙沪同学，他笃定他们毕业后会回老家——“他们从小的家庭环境就会告诉他们，江浙沪真的就是中国最好的地方”，去北京或者广州倒是也有可能，不过武汉肯定不在选项之列。

长沙朋友眼中的武汉就好像一座“大县城”——这人校招的时候被分派到广州，未来说不定会回长沙，但武汉肯定不考虑。

毕业季，在武汉大学第五教学楼草坪上拍毕业照的学生们

留在武汉，不是一个极富野心与欲望的选择。

特别是对于陈彦宁和他的朋友们来说——即便在疫情最为严重的2020年，他们学校的本科就业率也超过了85%，这还不算约10%待出国和继续考研的学生——作为从全国TOP10大学毕业的本科生，他们几乎可以在全国任何一座城市，不太费力地找到一份非常体面的工作。

比如去珠三角，那里坐落着两座对武汉大学生非常友好的一线城市，广州深圳。在那里，像是信息传输、软件、信息技术这些行业，毕业生的月薪轻轻松松就能过万。更不用说北京，在一项2019年公布的数据里，北京的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薪酬在四个一线城市中都排第一。

而在武汉的毕业生招聘专场，却只有海量的，打着外资旗号，要求本科学历、精通多项软件，而月薪只有3-5千的岗位。

某招聘软件上，武汉本地要求本科学历的岗位

但陈彦宁还是选择留在这里。

今年三月底，他签约了一份武汉本地的工作。签完三方以后，他甚至和父母商量后，在武汉宝通寺附近交了一套房子的首付——这是准备在这里定居的信号。

不过，对于武汉，他谈不上太多特殊的感情。他甚至烦透了这里的气候，“我一不喜欢下雨，二不喜欢热，刚好这儿啥都有”。

选择城市更像是基于排除法的选择。

他始终无法对一线城市产生好感。他对北上广深的印象，基本符合知乎上，诸如“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逃离北上广”这类问题的回答。一旦选择北上广，接下来的事情，要么关于996、高效率和工作一辈子也买不起房；要么关于人到中年被迫失业，想逃离北上广却无处可逃。

“压力太大，我可能还是一个比较追求更好的生活质量的人”。

武汉大学第五教学楼

就像当年他以文科全省70名的排名填报高考志愿时，北上广根本不在他的考虑之列一样，毕业后的定居地，他继续选择了离故乡甘肃兰州坐飞机不过2个多小时的武汉——他是独生子女，最好能离家近些。

但这并不能被视作一种退缩，他甚至野心勃勃：“对我这种刚毕业的学生来说，国企可能更能锻炼能力，还能获得比较高的收入”——父母都来自国企的家庭环境，让他对国企有着天生的信赖感，所以校招季投递简历时，他打定主意要找国企的工作。

焦虑是几乎每个参加校招的毕业生都会经历的状态，特别是春招。身边考研、出国的朋友陆续有了着落，如果找不到工作，岂不是毕业就失业，“我刚开始挺自闭的，也不知道到底会去哪里”。当时的他投递了至少5家公司。

陈彦宁在学校获得过的部分荣誉证书

好在这份焦虑并没有持续太久，简历上TOP10本科的学历、9项带领院系部门获得的集体荣誉、以及30多场活动主持经验，让他足以吸引武汉本地几乎任何一家企业的兴趣——从投递简历、接受面试、到收到offer，不过短短三天，他就迅速签约了一家将总部设在武汉的央企。

当然，这不是武汉唯一吸引他的地方，也有些其他的原因。

比如对这里的熟悉，即便是冬冷夏热的变态气候，待了四年“也算勉强熟悉”；比如这里的房价，要比成都、杭州都便宜，足够他贷款买一套娶妻生子的房；再比如他有个同级的女友，毕业后也打算留在武汉，这地方离俩人的故乡都很近。

考量了一长串因素后，陈彦宁还是做了和四年前一模一样的决定，选择武汉。

二

孤独

韩季霖是出走之后，又回到武汉的人。

2019年，他从华中科技大学毕业，通过朋友介绍入职了武汉的一家做户外活动的公司。

毕业之前，他就明确自己不会选择北上广。在河北工作的父母很希望他去北京，他却一直非常抵触，“我觉得北京的房子不值那个价”。

但他反复强调着，“对我来说所有的二线城市是平等的”。当时的他，不认为自己对任何一座城市存在所谓的认同感——因为父母的工作变动，从小学到高中他就不断地经历转学，廊坊、石家庄、衡水，甚至杭州。所有的人际关系都短暂地建立，又断开，始终流动的状态让他很难建立对某座城市的认同感。

即便毕业后留在武汉的户外公司工作，也只是因为恰好有不错的机会，他并不觉得自己对武汉有什么特殊的感情。

韩季霖的鞋架，他有很多专门用于户外运动的鞋子

直到他经历了一次出走。

2020年4月，受疫情影响，武汉的业务很难开展，他被调去了杭州总部。这是他人生中最难熬的时光。

孤独是最大的敌人。刚到杭州时，虽然工作内容和之前一样，还是设计户外活动的方案，但新领导总对他的文案和配图有很多要求，让他去“描绘一个地方的景色”。他擅长设计线路，但文案和配图“真是要了命”，他觉得自己弄不了这些东西。

工作不顺让他非常沮丧。但如果在武汉，他可以在周末，随便抓个社团的学弟妹出来买醉、发牢骚，但在这里，他一个朋友都找不到。

就连为数不多的爱好也无法开展。

他从大二开始，着迷于各种户外活动，百公里徒步、骑行、马拉松，后来还自己规划路线带队，“从17年到现在，（接触的朋友）基本都是户外圈的”，只不过他们几乎都在武汉本地，在新公司，要是随便找个同事问要不要一起做户外活动，动辄一百公里那种，“别人会觉得很奇怪”。

韩季霖每次户外出发前，都要这样拍下自己的设备/受访者供图

那段时间，他下班回家，就躺在自己6平米的小单间里胡思乱想，如果自己出门左拐，被车撞了，该怎么办呢？谁会来管我？他越想越绝望，在杭州的结论是无解。但在武汉，学校户外社团的学弟妹也好，本地户外圈子里的朋友也罢，他能想起来一连串名字。

最让他匪夷所思的是，当时公司同事对他的评价是“非常内向”，一起玩户外的朋友从未如此觉得，社团的学弟妹们也没有这样说过。这是他 “人生第一次被评价为内向”。

这种始终无法融入的状态让他感到窒息，他从未如此强烈地意识到，武汉对他的特殊：他想回去。

不过当时，因为工资不高，他银行卡里的数字甚至少到连车票和寄行李的钱都付不起。他只能在杭州当地找了两份家教工作，趁着高考前上了十几天课，最多的一天甚至超过9个小时。

当他意识到自己已经攒到一笔足够在武汉押一付三的钱后，第二天就订了车票回武汉。

在武汉的出租屋中，韩季霖拍下的自行车

回到武汉后，韩季霖出租屋桌子上摆放的照片，各地旅游时没用完的硬币，还有笔筒

在那之后，韩季霖不再提起“所有的二线城市是平等的”。

他形容当时的心态像是“在外面碰壁之后回老家”——那是他最爱武汉的一段时间。

之前他从不吃武汉的过早，“习惯不了武汉的早饭和所有面条”，却在回来的第二天，溜达去户部巷吃了碗热干面，后来还把它当早饭吃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有时认识新朋友，他甚至会介绍自己是武汉人，因为他的所有家当、所有朋友几乎都在这里，他感受到自己对这座城市的认同感越来越强。

韩季霖在武汉的出租屋已经成为了社团学弟妹的活动室，堆放各种材料

韩季霖在武汉的出租屋一角，堆放着父母过来看他时给他囤的食物

“武汉肯定没有沿海那边发达”，但不是每个人都喜欢那种发达。像杭州、广东这样的沿海城市，户外公司的商业氛围浓重。就像韩季霖在杭州所经历的那些一样，从同事到朋友有着难以逾越的界线，对路线规划的要求也不仅仅局限于路线本身——文案要优美，图片要精致。

公司所针对的主要客户群体，也主要是出来拍照看风景、或是带着一家人出来合家欢的中年人，韩季霖形容这样的方案“偏休闲”。

很显然，这不是他对户外感兴趣的那一面。他形容自己是体验派，“这个地方好像很新奇，那就得试试”。他在这里的服务对象依旧是学生群体——志趣相投，还熟悉，只不过没那么赚钱。

如果顺利定居，他还打算说服父母也来武汉，在“稍微偏远一点的地方”买套房，好像也不是不能实现。

三

爱情

留在武汉的原因很多，花娅属于比较被动的那一种：因为爱情。

太多的城市都对她存在吸引力。之前在武汉工作的同学，后来去了深圳做激光电子，武汉工资低，那人没存到什么钱，结果去深圳工作一年，就赚了一辆车的钱。回武汉办牌照的时候，还约了花娅出来吃饭，问她有没有兴趣一起去深圳。

上海也还不错，大学毕业时她就一直想去那里，而且她两个关系非常好的朋友也住在那边，去了也好有个照应，至少蹭住几天没问题。

只不过这些地方她都没机会去，毕业之后一直待在武汉，加起来已经有7年多了。

花娅家门口的小超市

小区门口，每天下午五六点，附近卖菜的人们就来到这里摆摊

“武汉这边工资低，然后大学生也多，每个公司换人换的很快，这个人不行，立马换下一个人，还是给这样的工资”。花娅在私立机构当老师，底薪按武汉1800元的最低工资标准来计算，再加上700块的岗位工资，还有课时费——高的时候能有5000多到6000多，低的时候就只有三四千。疫情那半年，她差点连花呗都没还上。

但物价却丝毫不便宜。“在我家那边小卖部买东西，我拿10块钱进去了，出来能拎一兜子东西，你说在这10块钱能买啥？买两个可爱多就出来了”。

有时，她也会从家长们口中得知一些惊人的生活真相。有孩子从外地来武汉，家长想让他上个好点的初中，觉得“周围的（学习）环境会更好一点”，打听下来光是择校费都至少要10-20万，“我当时听到吓死了，确定是万吗？”

她吐槽这里是“五线的工资水平，一线的消费水平”，买房、养孩子这些事情，她连想都不敢想，“（花销）和收入是不匹配的”。

花娅家门口的公交车站，每天她在这里坐公交车上班，两站路就能到公司

至于留下，只是因为男友——“我对一个地方，其实没有特别深的感情，更看重的是跟在这个地方的人的感情”。

花娅的男友是湖北孝感人，在武汉买了房，准备定居。

他们俩都在教育机构工作，她教五六年级的孩子，男友专门教中专学生。在花娅看来，他俩的工作难度天差地别——“我天天教五六年级的孩子，都快疯了”，“让我去搞那些叛逆期的学生，我肯定搞不过来”。但男友却觉得很轻松，“一点也不心累”。

她形容男友是“特别有才华的人”，家里的客厅摆着他们平时画画的画架，有客人来的时候，她会专门掀开上面的草稿图，特别骄傲地展示男友画的素描，“我就是乱抹乱画，他画的特别好”。

花娅家的画架上，她画的画（左）和男友画的画（右）

花娅家的茶几上，收纳外卖餐具、烟、打火机的小盒子。她吐槽有段时间，家里到处都能翻出男友的打火机，她就不让男友再买

花娅家的阳台上，摆着一大盒干花——颜色已不鲜艳，但她却没有扔。去年，她和男友一起看了部电影，她印象很深的一个情节是，女主角打开冰箱，里面装着满满一冰箱的花。

她特意趁男友生日的时候，提早下班，把买来的花塞满一整个冰箱。后来回想的时候，她笑道再也不送男友花了，“送了一场当事人看了也疑惑的浪漫”。

花娅家的阳台上摆放的干花

虽然恋爱中也有恼人时刻，比如她有时会觉得对方过于大男子主义，有时觉得他不会哄人。

但讲心底话，“现在两个人处久了，就真的有点不可分割的感觉。谁的什么脾气习惯都了解，你要我一刀切开它，去上海或者回家的话，好像有点不现实”。

花娅是个恋旧的人，大学毕业三年，她仍把房子租在大学附近——两站公交的距离，走路不超过3公里。

在同一片土地上，她送走了许多朋友。

每年都有学弟妹，离开武汉时来不及收拾东西，把学校里的书、衣服先寄存在花娅家里，得了空再去收，还有人直接让花娅帮他们把东西寄来——这样的往往不会再回来。

毕业的时间越久，要送别的人也越来越少。偶尔，也会有朋友回来——组局组了大半年的，顺道出差来找她吃饭的，还有趁国庆假期专程约她去蹦极的。只不过最后，都是在武汉站上演再多一次的离别。

在留下的人眼中，武汉并没有太多不同。

他们也像那些离开的人一样，吐槽这里连绵不断的阴雨天气，嫌弃这里比不过北方老家的面食，每月收到工资条时，都有着或多或少的焦虑。

只是他们所珍视的那些，才让武汉变得如此特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