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成之初的武汉剧院

6月25日，武汉当地媒体报道，已持续8个月的武汉剧院文物保护修缮工程即将在近期完工，已有62年历史的武汉剧院“修旧如旧”，再展新颜。

武汉剧院的上一次大修是在2009年建院50年庆典之际。武汉剧院的历史，和老汉口的一些百年建筑相比不算长，但在2008年，已被列入武汉市优秀历史建筑，之后又被破格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在同批大多有近百年历史的建筑文物中，“生于”1959年的武汉剧院，是最年轻的。

从专业的角度说，武汉剧院有着所有优秀建筑的特质：艺术价值、科学价值和情感价值。此外，武汉剧院还有一点独到之处：它是目前少有的、仍在保持其原有功能并依然正常使用的历史建筑。如今，这里是近年来武汉人大、政协两会的主会场，也是普通百姓在日常间亲近艺术的文化殿堂。

这样一座优秀建筑从何而来？

建国之初缺剧场

建国之初的武汉，虽然汉口的剧场很不少，其中最出色的是民众乐园内的“大舞台”和友益街的“新舞台”，历史上见过不少角儿。但这些剧场的设计，主要是适合传统戏剧，与当时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规模、设备都相当落后。

当时，唯一一个适合新文艺演出的阵地，只有汉口兰陵路的大光明影剧院，也就是后来的“中南剧场”，武汉市首次上演解放区新歌剧《白毛女》就是在这里。这剧场占地面积小，舞台小，天棚低，观众无休息室，谈不上后台条件，门前也无停车场。1953年秋，苏联莫斯科大剧院以乌兰诺娃为首的友好访华演出团来汉演出，因中南剧场场地陈旧、狭小，他们无法展现其艺术风貌，也只好演了些“片段”或“舞台小品”。

1951年秋至1952年春，原中南文工团团长程云带领中国青年文工团赴欧洲参加第三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之后在欧洲8个国家、数十座历史名城进行巡演。每到一地，他就收集当地剧院的介绍画册，最后带回国50多本相关资料。

1955年春节刚过，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来汉视察。程云与其相熟，借陪同视察的机会，反复做工作，建议文化部出钱给武汉盖个大剧场。

1956年，北京修建了天桥剧场，文化部决定也拨款100万元给武汉，专款专用建设剧场，不足之数由地方自筹。很快，武汉剧院的建设项目启动。

起初，有人建议把儿童图书馆（今武汉美术馆）拆掉，建新剧场，被市领导李尔重否决，“不行。儿童图书馆搬哪儿去？那么好的一幢楼为什么要拆？”经过讨论，市里要求，“不要在沿江大道、中山大道打主意了。新开辟的解放大道将来是新市区，那里天宽地阔，要建就建在那里，免得搬迁居民。”

最终，武汉剧院选定在了现在的位置。

对标国际先进水平

武汉剧院设计的重任委托给了人才济济的中南设计院。当时中南建筑设计院有三位副总建筑师：王秉忱、范志恒、殷海云，他们是当时武汉仅有的三位“二级建筑师”（中南地区无一级建筑师）。

这三位设计师组建了三个设计团队，各做了一个武汉剧院设计方案。三个方案出来后，武汉建筑界的建筑专家和相关部门进行了评比。其中，范志恒的设计前卫，有现代派风格；王秉忱的设计古典优雅；殷海云的方案具大众化的特点。

评定审核后，大家一致推荐了王秉忱的方案。这一方案，借鉴了东欧剧院的设计风格，同时在细部上采用了中式装饰。例如，门口的6根立柱上，柱头部分原本并不需要用到牛角状承托，但武汉剧院的立柱上偏偏有这种中国特色浓郁的花饰；在宫灯及其他装饰细部上，也有很明显的中式传统图案。

前面提到，程云在欧洲收集了大量剧院资料，当时都提供给了中南设计院。武汉剧院的设计，在资金技术允许的条件下，尽可能对标了欧洲先进水平。包括舞台高度、深度、宽度、牵引装置、后台设施等以及台下的乐池、观众席、观众休息厅、大厅、门前广场等等。

当时，王秉忱的设计团队共有五人，其中项建梁负责画施工图，年仅31岁的何浣芬负责设计方案的具体实施，并承担了主要的对外联络工作。由于这个原因，在这个团队中，外界最熟悉的人物就是何浣芬。这为日后宣传上的一点偏差埋下了伏笔。

1959年8月底，武汉剧院全部竣工，文化部基建处及艺术局派人参加验收，回京后发文表扬。

事实上，这表扬的或许不仅仅因为武汉剧院这一座建筑，而是因为当时的武汉，在整个解放大道上，构建起了武汉饭店、友好商场、中苏友谊宫、武汉剧院这一整串带有浓厚现代风格的城市景观。

9 月30日晚, 武汉市民众在武汉剧院举行建国10 周年大庆，首场演出了新歌剧《太阳初升》，盛况空前。

建设者都值得缅怀

1984年，人民日报发文《尽心事业，初展宏图——记武汉市副市长何浣芬》，介绍时任武汉市副市长何浣芬，提及武汉剧院建设史时，称“女建筑师何浣芬领导的设计小组的方案被选中”。

当时，距离武汉剧院初建已过20余年，当事者大都年事已高，回忆或有偏差；人民日报也并非武汉本地媒体，报道中出现这样一点疏漏，也不奇怪。何浣芬是武汉城建前辈，自建国后一生为武汉市建设尽心尽力，当然也不在乎这一点点虚名。

所幸，武汉市本地媒体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将当年媒体报道中的这一点瑕疵纠正了过来。

2000年，长江日报记者采访了当年武汉剧院设计团队亲历者项建梁，写出报道《武汉剧院终于露出了四张脸》。其中提到，“在三个方案中，一位副总建筑师与何浣芬设计的被选中。”虽未明确点名这位副总建筑师为王秉忱，但以其语序表明了态度。

无独有偶，前华中师范大学校长、历史学家章开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曾证实，其旧友何浣芬在建国初期就职于中南设计院时，是“王秉忱手下的得力干将”。

今日武汉剧院一角，整旧如旧

时过境迁，往事已矣。从武汉剧院，到武汉这座城市，正是在每一位城市建设者的不懈努力下展现出其动人的魅力，每一位城市建设者的努力和每一个城市建设的成就，都值得后人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