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台街书简作坊

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书简”有些陌生。“书”，指书信；“简”，原义为竹简，故“书简”也作书柬、书信。过去有书简作坊，其实就是做信封的作坊。一个周日，我在硚口公园偶遇90岁的李福安老人，他向我讲述了年少时在书简作坊学徒的故事。

1945年，15岁的李福安经同乡介绍，来到晒台街的“刘顺发”书简作坊学徒。

晒台街成街于清代，位于硚口区长堤街东段与横堤上街相交处西南侧。因街上有准提庵，居民俗称“解脱庵”，所以早年这条街名为“准提庵巷”或“解脱庵巷”。清末，庵被火焚，重建时在屋脊上修筑晒台。那时建晒台堪称新奇事，路人便呼其为晒台庵，街也随之改称“晒台街”。据李福安老人介绍，当年的晒台街是一条僻街，多是住宅，没有店铺，“买东西要去上横堤”，即现在的横堤上街。

“刘顺发”书简作坊为上下两层，砖瓦房，老板租了底下一层，约有100平方米。据说房东本是黄陂人，但老板是向二房东租到的。二房东是一50多岁的女人，为人精明，她以低价租得大量房屋，再转租出去，赚取差价。

“刘顺发”书简作坊的老板，其实名为刘唤生。高个，形象较好，时年30多岁，孝感人，与李福安是同乡。平素不抽烟，不喝酒，只爱与同行玩会儿麻将。作坊里有3个学徒，除李福安外，另两个是江夏人。老板平时不请师傅，生意太忙时才临时聘请，用李老的话说，是老板为“专门赚学徒的钱”，因为学徒不需支付工资。

“刘顺发”书简作坊制作的是民国时期通用的红框中式直式信封。由于作坊印制设备简陋，信封上的竖式红框需送到印刷厂印制，然后由学徒做成信封，信封由“3层纸闭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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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框直式信封

作坊做的是批发生意。信封做好后，100个一扎，10扎一捆，由李福安等徒弟送到汉正街、江汉路一带的商店。这些商店与作坊有较为稳定的供求关系，一般是先送货，后结账。货少，由徒弟将货背去；货多，则叫黄包车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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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坊还做小学生用的作业本，也是纯手工制作。作业本内页系木板印刷，即印板上先刻好镂空格线，置于纸上，用刷子蘸上蓝色颜料，往印板上平整一刷，即印好一张内页，如此反复。一本内页印好后，即用钉子打眼，再以线缝，装订完毕，最后用浆糊贴上本面。装订好的作业本，每100本打成一包，外面用纸封装好。

小学春秋开学之际，是作坊印制作业本最忙的时候，老板会请师傅。一些私塾、小学会来作坊预订作业本数量，作坊会根据订数送货上门。李福安记得，他曾送打包好的作业本到市第九小学，即后来的六渡桥小学。

不论是信封，还是作业本，其原材料都是从汉正街一家纸行进的货。当年武汉涉足书简行业的，大约有百余人，汉口约有30家这样的书简作坊。对“刘顺发”书简作坊来说，印制作业本是季节性的，制作信封才是其主业。然而，有些时候，季节性的印务不比其主业赚的钱少。

李福安在“刘顺发”书简作坊干了近10年，前3年学徒，没有工钱；帮师一年，可拿一半工钱；4年过后，每月可拿8块大洋。学徒时没有工钱，但老板管吃住；学徒们吃饭都是和老板一张桌，每半个月，老板还会安排大家打一次“牙祭”，蒸肉、煨汤，让学徒们大快朵颐。晚上休息就显得简单一些，学徒们将纸张垫在木地板上席地而卧。

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刘顺发”书简作坊生意难以为继。李福安则进入了武汉搪瓷厂工作。

编者：建国后，原来书简作坊的“手工制作信封”这一业务并未消弭，而是以分包的形式广泛进入普通居民家庭。至迟到上世纪80年代初，城乡居民中很多都有过手制信封贴补家用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