祛魅之后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做的

又去了一次故宫，如今最爱看的是墙。油漆质地、历史包浆，让人想舔，摸，看，读，不说话，但意淫淫于空无——从长安街漫长的篱笆、周正的人流，到这墙上瘢痕，刷子、滚筒、兵马俑胡子和发髻似的墙纹，雨水也被红油漆包起来，漆工投影嶙峋，修文物的教授莅临面壁，是纪念碑底座浮雕风格；若无视宫斗，鬼影有大历史感；论玩耍路径，以午门矮化的临刑姿势入戏，南书房萌化着革命身影，万物一时如繁花，我告诉自己，我在享乐。

现在人们激动会舔屏，年前饿了会馋舌尖上的中国，我也越来越想用五感去感触生活，去更硬核地玩耍，平常劳动，不戴手套搬运尖刺的木头，近视眼镜之外，不戴专业护目镜搞野外作业，也真的舔过车前盖上的槐蜜，甜的。

在故宫，我像野兽，感到个人感官的春天来了，从小却不这样，从小看风景如嚼蜡，儿童是受不了废话的人，要求生活时刻有内容，儿童拒绝发呆时光，受不了自然美学或留白，从小旅游，爱的是探墓，不爱风景区，山水审美对我来说是天方夜谭，那时离文艺心最远，也最觉生活无聊。

美剧《西部世界》里霍普金斯说：“人们认为无趣者才会感到无聊，可我觉得只有无趣者才不会感到无聊。”我们对世界的感觉就在两个命题的诡辩之间轮换。故事里，来过西部世界无数遍的好基友，给一个新来的朋友导游，让他不要上各种当，要避开套路，去寻真刺激。如今我却感觉，我既像这基友，又像这初来乍到者。

《西部世界》的海报

在故宫，除了墙之外，我爱在甬道徒步，幽闭又荒野，这些年我也爱上了徒步，安大略八百公里的布鲁斯小径一段一段在走，一头是蚊子，一头是响尾蛇，从大自然读取的也是枯燥，爱的是枯燥，却又仿佛是真有文艺心了，也不知自己生活的乐趣是在进化还是退化，它一定在某种过程中。

也许仍是记者的惯性作怪。当记者的后半段岁月我是在克服审美疲劳，各地日新月异，对我个人来说，则是勉强审美多年，渐无绝对的美，只剩无语，无语得大脑空白，打死我我也点不出一个赞。面对人工大自然，有什么可说，面对各县恶俗趣味，更有什么可说。

有一次我重走新三峡，起点在宜昌夷陵大道，那个时刻，自这审美疲劳，我又生出另一种“社会印象分水岭”的感觉。好像是少年宫附近的街，在路边观棋。咦 ，微雨的路灯下也有人下棋，是一个路人停下步来，应一个快擂，噼里啪啦眼花缭乱下上十余手，以为来了奇人，围观起来，便似出现《棋王》里的场面，然而，却突然停住，再也下不快了，便也似到了普通人智力的极限了，哪怕一个超级英雄也是普通人，仿佛侠之大者，也到达了行侠的局限，再无热闹可看，再看热闹就是吃瓜看糗。

后来我采访连问都不爱问了。不开口大概就知道他们会怎么说，或口径趋同，或如除夕，闭眼就能想见: 十二点一过哪怕余笑还绕嘴绕梁，必是足茧荒山转愁急的感觉。

哪怕你从小是极抒情的人，从小对“无内容的美”（或说空灵）极为敏锐，在你人生的中途，恐怕迟早也会经历一个感觉衰变——通常说厌倦、厌世，是因不再能享受生活的虚无之美，空不再是色，辩证法停了下来，我们开始仅仅感到，生活是一种纯丑陋，尽管我们仍会嘴硬地说：生活是复杂的。这时，如果是我，会祭出斯宾诺沙那句话：“看透生活，并继续热爱它。”

这话开启我对丑恶或至少是庸常的审美之路，像重生，也像重生如大象席地而坐、重生如乞丐席地而坐，重生也只扑通一下蹲那。生活的真相是偏向丑一边的，从某个看透生活的阶段起，我们所谓“寻找美”，是在救赎庸常，让它不至于太难看，让庸常有救赎感，就平地有了宗教感，就像电影《四个春天》，正因为它对庸常之美的局限是清醒的，它不去矫情，但是近年看过色调最恰如其分的现实主义电影。

《四个春天》的电影海报

面对生活，像《圣经》里的“神”一味不作为地退让，退至无可作为地“强大”，这恐怕是我们说的历尽沧桑，不仅在已知的恶面前，退让至无知而强大地活着，更会在未知的恶面前，退让至自以为全知的境界，却构成了我们如今的处乱不惊。我们变得更宽容。很难说我们之前更明智，但肯定，我们在屈服之后，我们见到的恶的种类也更多了。

正是，正是，我有点恍然于生命的成长——不同生命阶段的聋哑、感官失灵，最后要达到看透生活，伴随的真是斯宾诺莎那句话：“看透生活，并继续热爱它。”生活应如腾格尔唱歌，渐弱其实渐强。既是感官渐弱的过程，又是感官恢复的过程。

当然所谓“看透”，有时只是假看透。譬如“最美女嫌犯自首”，“高颜值网逃被群众认出抓获”这类标题如能成立，说明你懒得严肃关心、深究，甚至并不真理解的事，你竟还要求它能娱乐你；但反过来说，仿佛为迫使自己关心世界，在自己不鸟的事上生造自己能鸟的快感，和找块墙皮自己解决一样，这难道就是低俗者自我启蒙的方法?

这种假看透，是对我们看不透的事，附加一个我们能懂的话题，投射的是我们自己那点认知，反射回来也是我们那点认知，这就是为何八卦喜闻乐见的部分是“熟悉感”。咪蒙则是在这个赘生物上再造一个投其所好的食腐的赘生物，仿佛你的快乐我了若指掌，你的痛苦是我囊中之物，你对这个问题有怎样的认识，我就对你认识的深度投其所好，但我不会奋力去进一步揭示问题，却反而是一直在依赖读者，利用读者的痛点挣钱，这是这类媒体的通病，聪明过度却不去担当。更糟的是社会话题里的伪命题，比如“刘佩奇和佩奇”，甚至构不成命题，这就像和Siri等人工智能交谈，本质上还是无聊谈资、自我敷衍、杀时间。

但康德说启蒙就是“敢于去理解”，敢于去理解，包含着冒犯的勇气，和这种自我取悦的蹭不一样，也和“给什么分析什么”不同。“给什么分析什么”，意味在你分析之前，你已不假思索地接受了。我对这种理工思维无偏见，但它被广泛运用于解释一个坏东西的无害，解释一个坏东西如何吃不死人。

多年前我还观察: 地方文化对中心文化传来的“新事物”、“新观念”也是无条件地接受，再搞点挠痒的酷评，当时我觉得这现象是地域性的、外省的，后来我发现是时代性的，近年则发现以前的地域性，现在按粉丝群分布（如果明星也算一种中心文化、文明的发祥地）。

但这篇短文无力说明“怎样看透生活”，以及如何看透这些人云亦云的“假看透”或用马克斯·韦伯的话说——“如何祛魅”，这一命题已产生了《利维坦》、《一九八四》、《古拉格群岛》等著作的内容，这些作品的伟大之处，在于一读就能就能彻底、看透、决裂，而非停留在“乡愁”这种乡愿的中间状态。现在人乡愿太多，从思想到文艺，爱的多是不彻底。

《古拉格群岛》

另一类著作是对巫术祛魅（包括对当代巫术如权健之类祛魅）的书，比如弗雷泽的《金枝》 ，他说，“通过探索巫师施法时的思想活动……分析它伪科学的本质”，弗雷泽本当更明确地说，当我们发现，巫师的思想活动里所进行的推理，其实和我们差不多、甚至还不如我们高级，我们就会觉醒。

这就回到了鲁迅的“梦醒了，无路可走”，真的吗？甚至许多自杀是合理的，是对世道的表态，看似自私却无私，看似自我焦虑实则是对天下失望，本雅明在边境，王国维在水边，本雅明不想看自己进集中营的样子，王国维不仅文化殉道，更不想活到用社交媒体、必须上国家宝藏节目。但“看透了生活，如何继续热爱它”，同样也是生死都实用的命题，也同样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首先我只能说，转向自我，精神更独立，更少向外求助。关于从外转内，莫如陈见老师在《陈见说》里讲女性也有晨勃时的精辟：她说早晨，你体内的那个司机（没有外在的老司机），就会来测试你器官的功能。这也是把生活看得很透。

一个表面看透了生活的人，会像《西部世界》里那个好基友老油条以及任何地方的回头客，回到生活里，不参加项目，只一味做爱和酗酒，一味攫取。但真正曾经沧海的人，是博尔赫斯形容的：“游牧者进城，三年不出门。”

当然，内化不是目的，我们总得走向外在，说起来是给世界更多时间变好，其实是我们忍不住去生活，忍不住去享乐，这时我想分享读金庸小说的体验，每读到小说里主人公“童心大起”，就是整个故事关键转折点、情绪关键的分水岭，这意味着，之前的生活，主人公觉得是苦难，是痛苦，之后的生活，虽然一样糟糕，甚至更糟糕，他开始有了冒险、野外生存的乐趣。这以后，恶的呀，黑暗的呀，难受的呀，悲苦的呀，就重新变得好玩了——

在黑机构黑物业黑中介排队和维权时，我总是想，除非把生活重新视为野趣，以游戏化眼光去看才让人有耐心去排这队、走这些手续和更艰苦的流程，这就是在钻木取火，在排队和奔走于衙门的时候，我考虑的是污染度，口罩等级，体感温度，外套隔冷性，硬壳软壳，防水一万五，透气一万二，跑鞋中底减震和大底抓地，北京停车攻略，地铁躲人攻略，以及，在窗口好言周旋的时候，头脑里选择性萦绕权志龙版的改革春风吹满地，这是日常生活中的摇滚心态，也是在解构中获得生趣。

从前骑车进内蒙，路上我想到：虽然不喜欢时代的喧嚣，我还是要骑车穿过它，绕不过去。只有想象自己是落入野外求生境地，像贝尔·格雷亚斯，当一切为了求生，世界的任何空间，都变得像道路一样，无邪、安慰和有用。这是将道德降到最低点再开始重建道德。我们骑车、走路，回到最卑微的需求，在最卑微的起点重建尊严。

探险家贝尔，因拍摄求生系列节目闻名。

这个时代的争吵，也让人再也回不到舒适区，但这种畅所欲言是绕不过去的进步。前一段，俞敏洪老师的话确实让人不舒适，但看他道歉，我感到他简单的真诚，但他可能是怕人们觉得他还不够真诚，他又去妇联道歉，我开始觉得，他有金庸笔下的“童心”，他解构了、穿透了“道歉”，如果是我，我还会继续道歉，道歉，就好像我生活里唯一的武器是道歉，一直道歉，直到道歉成为行为艺术，直到世界开始受不了，开始反过来向我道歉。我们可选的动作不多，除了道歉，就是评论，就像除夕，我们可选的动作不多：吃，看，刷，睡，但抓到什么武器就用什么，也是野外生存的乐趣之一。

有限方显大师本色。在这个意义上，我似乎更应该尊敬刘慈欣。因为，假定你是带着束缚去写作，假定你只能拍清宫戏，只能写玄幻，写科幻，叙事不得明确评论历史，思考不能和其他思想碰撞，行动中不能自我怀疑，创造思想却不能质疑现有的准则，假定你在人性方面只能选择硬科幻，这一切限制之下，你还是完成了叙事，完成了思考，完成了创造，完成了某种可疑的大质疑——也是一种谁也无法质疑的质疑——去理性的尽头去质疑，或者不质疑（who cares），就像完成时间旅行的条件是人要被拉成意面，思想的广度和深度被限制和压缩成一种极遥远的思维长度，貌似宏大却气若游丝，但写作还是活了下来，这也是一种野外生存的文学态度。当然，这个被限制被压缩的过程不可避免地会影响作者的人性，以至他认为选择社会达尔文是自己的自由选择。

《流浪地球》的电影海报

但无论如何，野外生存乐趣，帮我们重获某种“童心”，我们舔，看，读，拆解一个废墟般的社会，也因为这拆解，让废墟重有内容，感受有点像恢复了动物视觉。三十岁以后重新获得的动物性让人忘忧，阳光，空气，水，性爱，在海边，我们一脸严肃地研究潮汐的精确，至内陆，我们一本正经地寻找清洁水源，不批判，却有了流浪地球、密室逃脱的乐趣。

我们渐渐对现代社会有了原始部落的情感，我出于动物好奇下了抖音，本来想看看丰富多彩的日常，但我没见人们手拉手，我见人们的碎片手拉手，动物性地痉挛着。我一度相信综艺节目传授的鸡皮疙瘩美学原则，一度相信让我起疙瘩的一定是美的，但现在又不再相信，因为明白了这只是对人们痛点的工业化精准拿捏，是针对生理的营销，是取悦我们生理的工程美学，是药物唤起我们低级的情感，是思想里的人工智能早已存在。

但我担心，哪怕以野外生存的激情获得解构的乐趣，解构终究会失败，正如就事论事的失败，解构终究不会具有直面惨淡人生的力量，我们的解构将被世界消解，吞下，我们终究还是在重新适应丛林，以貌似成功者的姿态（或仅仅是精神过来人的姿态）——我看见过不少头脑已清醒却重新回去用蒙昧方法身心修行的朋友。

我们变得更成熟，更迷人，仅因我们有了内心，却不是因为我们的内心有多高尚，我们心知肚明，心说“你懂的”，一边与社会重新和解，和解为卢梭那种“积极自由”——被奴役的人据说可以同时修行内心而保持内心自由，而非霍布斯认为的“消极自由”（这个词的确让更高尚的社会诉求听起来像埋怨）。

卢梭

而且，当我们学会解构地去生活，社会也会用解构——宣称各种非常态，让我们重新加入生活，加入集体，比如，僵尸来了，比如，战争动员的名义，比如，世界末日的名义，让我们放下追究手头的问题，同仇敌忾，代价是回到低级的共同语，这种非常态的口气每天都在耳边。

这里不得不说说电影《流浪地球》，和小说更不一样，电影里北京发生了最乏味的野外生存：人类文明情感大戏寄望于人们对北京城，一种本来就不讨人喜欢的日常生活，交规啊拥堵路段朝阳大妈啊等等一起毁灭时的动容，可这些细节真不怎么动人，效果反而是让我觉得人间本来不值得。

但既然我们仍然忍不住去生活，每时每刻还得去接受生活新的召唤，“祛魅”就不是一劳永逸的事儿，不是萨特所说：“懦夫通过一次壮举一劳永逸的藏身其后”，而须时时自省，以防“一曲新词酒一杯”——好比过年期间的饭局，每说一句清醒的话就罚酒一杯，每写一个清醒的字就把自己弄晕一下。

“时时勤拂拭”比“本来无一物”的自满要好，否则我们会不断退回到蒙昧，不免还是会再当起吃馒头的看客。也因为越往后的社会，假货越来越高级，假得会越深，在我们能踏踏实实为良心奔走之前，辨真伪的活就够重了，我们的清醒将会比较忙。

我们还有什么可做? 不是每个人都能像徐晓冬那样，拳打南山猛虎，脚踢北海蛟龙，一边打拳一边对国术纸老虎们扒皮、祛魅。

我们可以文静地表达，不止是分享我们亲测可用的生存经验，不止是鸡汤，我们可以重申哈耶克所谓的“旧真理”。表达的时候还要不怕重复，王安忆说过时代太消耗作家了，面对这种消耗，我觉得除了一稿多投、重复发言，别无他法。

我们应该成为先驱，哪怕在这个时代我们不被听懂，我们做隔代相传的先驱，这才是一种大格局的野外生存、大格局的宇宙观。如果我们清醒却因为不被听懂而沉默，如果在一个时代我们很少说出自己的想法，是很可惜的事。将这说成速朽的原因未免言重，但，当罗素说：“我在前人的书中发现我思考的东西已经被思考过了”，爱默生早已更进一步指出，一个人可能会在后世更勇敢的书里，发现“自己该说却未说出的思想贴着别人的标签被说出”。罗素说的情况也许是找到了先驱，爱默生说的情况则是我们漠视自己内心的结果，就像无视自己的晨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