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一个被唾弃的先行者

9月22日,我途经南安普顿。这里是英国最大的邮轮港之一。在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初,这里曾是英国最繁荣的港口。1912年,当年最豪华的邮轮泰坦尼克号正是从南安普顿出发,在驶向美国的途中不幸沉没。

那是异常阴冷的一天,先是绵绵细雨,飘洒无着。我们沿着港口慢行,雨水渐渐阔大起来。风从烟灰色大海吹来阵阵寒气,钻入人的心里。这样奇冷入骨,若是没有一杯热茶驱寒,简直无可名状。

141年前,正值隆冬,南安普顿应当比9月份冷多了。正是在那一年,一个中国老人从这里登陆,开始他两年多的外交官生涯。

郭嵩焘:一个被唾弃的先行者

郭嵩焘承受的恶意,比南安普顿的凄风冷雨还要令人畏惧。

这位年届六十的老人,被选定作为致歉使团公使。他将代表大清帝国,为上海领事馆翻译员马嘉理在云南被杀一案,向维多利亚女王致歉,更重要的是,他作为大清派遣的首任常驻公使,将开启一个历史性的局面。

1866年,两份重要的文件由总理衙门上奏天听,随后由皇帝下旨分发到各省级大员,征求他们的意见。其中一份是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说贴《局外旁观论》,和英国驻华公使馆文化参赞威妥玛的备忘录《新议略论》。两位英国人表达了对中国问题的基本看法。他们敦促大清尽快移动,朝着西方人所推崇的进步方向。在兴办商务、开办铁路电报等之外,两人都提到了当前最急迫的问题之一,建议尽快派出驻外公使

赫德爵士曾担任晚清海关总税务司半个世纪(1861年-1911年)赫德爵士曾担任晚清海关总税务司半个世纪(1861年-1911年)

赫德深信:“我认为在国外设立公使馆是一件同进步本身同等重要的事,我将之视为中国藉以保存自由与独立的最不讨厌的办法,不惟此,它还会使中国与西方紧密联系起来,并将确定无疑地使这个国家取得进步而绝不可能出现倒退。”威妥玛也从大清自身的利益出发劝诱:“惟遇设若某国大臣所定,中国之意不同,中国既无大臣驻扎伊国,只由该大臣自向本国辩驳,何人在彼能代设辩?”

代理两江总督李鸿章认同这份建言,在他看来,威妥玛劝说中国派遣对外公使,是“以富强夸耀于我”,让中国人知道轮船、电线的便利,进而效仿,对于中国亦有益处。但有的官员仍然抱持着旧时观点,江西巡抚刘坤一就认为,这无异于把国家的重臣,弃置在遥远的异国,成为人质。

作为试水,1868年2月25日,一个临时使团离开上海,5月到达美国旧金山。有趣的是,担任中国巡回大使的是一位美国人、卸任的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

由蒲安臣、孙家谷、志刚带领的中国最早的外交使团由蒲安臣、孙家谷、志刚带领的中国最早的外交使团

蒲安臣使团首先访问了美国,然后远赴英国,受到维多利亚女王接待,此后是巴黎、斯德哥尔摩、哥本哈根、海牙和柏林。这个耗时漫长的使团,在1870年10月返程。蒲安臣为这一趟差使可谓“死而后已”,于返程当年的2月,在俄国感染肺炎去世。

和蒲安臣一起出使的两位联席公使,满人志刚和汉人孙家谷回国后,被视作已经丧失了士大夫的体面,他们被派到帝国边陲,以“洗刷”他们由于出使被玷污的纯洁。

蒲安臣(中)与使团中国成员志刚、孙家谷合影蒲安臣(中)与使团中国成员志刚、孙家谷合影

1876年9月13日缔结的中英《烟台条约》第一部分就是关于马嘉理事件的解决办法,包括赔偿20万两白银,向英国派遣道歉使团。条约最终促成了大清公使常驻外国的制度。

郭嵩焘被任命三天后,李鸿章写信给他,撇清自己在这道命令中的关系:“暮年作此远游,诚知非执事所乐为,是以总署先缄商,敝处不敢妄有论列。”言下之意是郭嵩焘的任命,不是出自他的推荐。确实,当总理衙门要他推荐公使的候选人时,李鸿章再三婉拒。李鸿章深知,出任公使将要承受何等可怕的压力。

在他的老家湖南,当地的士绅和百姓,对郭嵩焘群起而攻之,指责他背叛了自己的文明,他们讥讽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他在家乡的府邸也差点被烧毁。“汉奸”的舆论压力让郭嵩焘不堪承受,他请求朝廷允许他不再出洋。

“驻英公使郭不想和许(指一开始任命的副使许钤身)那样的人同行,也推说有病,并恳请退休。郭是个有学问、有能力、 性情温和和头脑清醒的人。他打算缩手不干,是对政府政策的有力抨击。许是个饭桶,不应衔命出洋。”

在给下属金登干的信中,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对郭嵩焘评价颇高。

1876年9月6日,慈禧太后召见时,郭嵩焘提出自己年老体弱不堪出使,被老谋深算的慈禧一招化解。“旁人说汝闲话,你不要管他。他们局外人,随便瞎说,全不顾事理。你看此时兵饷两绌,何能复开边衅?你只一味替国家办事,不要顾别人闲说,横直皇上总知道你的心事。”在太后的心理攻势下,郭嵩焘也只得遵旨出使。

和大部分士大夫一样,郭嵩焘深受儒家教育的熏陶。1847年中进士之后,他在约十年后成为翰林院编修。因缘际会,郭嵩焘得以在第一线接触到当时的西方人。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郭嵩焘恰好在浙江任职,参与了防御战,亲眼目睹清军一败涂地,领略到英国人坚船利炮的厉害。此后在镇压太平军期间,郭嵩焘为曾国藩效力,为了筹备军饷,他来到上海,见到西洋人的建筑、道路,和西方人近身相交,他们的礼貌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在传教士所办的墨海书馆,郭嵩焘翻阅了一些科技书籍和新闻报道。他敏感地意识到,西方人的精神文明和他们的物质文明一样了不起。这次上海之行引发的震动,在曾国藩的一封信里可以窥见一二。曾国藩提到从前徐继畬写《瀛寰志略》,“颇张大英夷”,郭嵩焘从上海回来,“亦震诧之”。事实上,郭嵩焘在开往英国的船上,携带的正是《瀛寰志略》,他把旅途所见和这本对照,记录下那个时代西方文明的宏伟。

此后在1859-1860年期间,郭嵩焘又协助蒙古族将领僧格林沁对抗英法联军。他不赞同采取战争,认为打仗解决不了问题,而且“不战易了,一战便不能了”,建议和外国人谈判解决。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和论”,连当时的洋务老手也对他有所误解。用历史学家徐中约的话说,“他从不鼓动借助兵刃抵挡外国人,而是坚持不懈地阐释顺势而为的智慧,因为他意识到中国在军事竞赛中绝无胜算的可能。”

如今,老大帝国不得不走出舒适安全的的茧壳里,派驻对外公使。没有人愿意当这个苦差,不但没有政治前途,还会被朝野上下唾骂。

1876年12月1日,郭嵩焘与随从15人,从上海出发,前往英国。他承受着痛苦,前景晦暗不明。这趟旅程极其漫长,1877年1月21日晚上,使团终于抵达南安普顿。

1877年,郭嵩焘在英国留影。图源维基1877年,郭嵩焘在英国留影。图源维基

郭嵩焘早年在上海所见,是极有限的西洋经验。到英国后,他的视野更为开阔。甫到伦敦,他就大为折服:“街市灯如明星万点,车马滔滔,气成烟雾。闤之盛,宫室之美,至是殆无复加矣。”

公使的身份,也让他接触到西方社会的各个层面。在驻任的第一年里,他考察英国的政府、议会、企业、军队,包括监狱。他应女王邀约,参与检阅英国海军,见到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铁甲船。在兼任驻法公使后,到巴黎参加万国博览会,陪同法国总统阅兵,郭嵩焘意识到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差距,“西洋凡事无穷出鲜新”。他在日记里记下了自己参观邮电局、工艺学校的见闻,惊叹于英国人对科学技术的探索之深。

1890-1900年代的英国伦敦1890-1900年代的英国伦敦

更加难得的是,他跳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怪圈,意识到在西洋所谓的长技——坚船和利炮——的背后,有更深一层的东西,“西洋政教、制造,无一不出于学!” 郭嵩焘在访问牛津大学的时候,意识到英国文明背后的学术原动力,“此邦术事愈出愈奇,而一意学问思辨得之!”

这位19世纪的士大夫,在浸润于另一种文明的一手经验下,意识到原本自信的文章礼乐,也并不比别人高明。英国人待人接物,彬彬有礼,日常生活中好善乐施,以至于郭嵩焘多次赞赏“此邦民风之厚矣”。

郭嵩焘正好赶上了英国成为一个便捷自由的现代社会。1871年,英国成为世界首个“城市主导型社会”。而从地理面积上算,伦敦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铁路把帝国各地联结在一起。郭嵩焘到英国各地参观,都乘坐“汽轮车”,也就是火车。长途旅行造成时间与空间的湮灭,在相同的时间里,一个人能走的空间距离比原来多了好几倍。这种感官世界中的密集体验,对一个从依靠双脚和轿子、马车出行的国度来的老人而言,是一种世界观的扭转

1877年3月15日郭嵩焘在英国官员陪同下参观电报局,“电报各异式……一辨声知字,运用尤灵, 其机尤速,此又新式之尤奇者”。此时,英国的信息传递也处于大爆发时期。1852年以前,已经有一条电报成功跨越了爱尔兰海,到1865年,已有数条电报越过大西洋发至北美,越过红海发至印度。此后,电报的影响力遍及大英帝国,在郭嵩焘到达英国的年代,电报网络包含了里程数达到2.2万英里的电报,从超过3000个收发点生成了600万条信息。

1851年,从伦敦到巴黎的电报发出1851年,从伦敦到巴黎的电报发出

事实上,促成郭嵩焘出使英国的马嘉理事件发生后,中国内陆还没有电报系统,政府仍然依靠古老的驿马传递公文。马嘉理在中缅边境被杀的消息,是由印度总督用电报传给英国国内和驻华公使。大清海关驻伦敦办事处主任金登干在看到《泰晤士报》的报道后,觉得事关重大,用电报和信件向赫德汇报了这一事件。总理衙门要到多日后才接到英国使馆的照会。

1901年时的一幅电报线路图1901年时的一幅电报线路图

出国前,郭嵩焘与总理衙门商定,他将在出使期间,详尽记述沿途各国风土人情,日后将这份日记呈报给总署。自启程的那天,郭嵩焘就逐日在日记中记述一路上的见闻、观感与随员和外国人的谈话议论。到伦敦后,他将从上海到伦敦51天两万多字的日记整理为《使西纪程》,抄寄一份给总理衙门,然后由同文馆刻印出版。

郭嵩焘:一个被唾弃的先行者

这份正式出版物在朝野激起了轩然大波。郭嵩焘居然赞扬西方国家,立国两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这难道不是正好证明了他的汉奸本性吗!

浙江著名学者李慈铭斥责:《使西纪程》“记道里所见,极意夸饰,大率谓其法度严明,仁义兼全,富强未艾,寰海归心……迨此书出,而通商衙门为之刊行,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嵩焘之为此言,诚不知是何肺肝,而为之刻者又何心也。”湖南著名学者王闿运在日记中称:“殆已中洋毒,无可采者。”

翰林院编修何金寿,是当时著名的清流党,上奏折攻击郭嵩焘散布歪理邪说,意在“摇惑天下人心”,更进一步参劾他“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以臣事之”,也就是说郭嵩焘汉奸这顶帽子逃不掉了。另一外翰林院侍讲张佩纶也上疏要求将郭嵩焘革职。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慈禧太后也不得不照顾舆情,出版只三个月的《使西纪程》遭遇毁版。

少数欣赏《使西纪程》的人,比如李鸿章,也只能惋惜不已,在写给朋友的信中,他感叹:“筠仙(即郭嵩焘)虽有呆气,而洋务确有见地,不谓丛谤如此之甚,若达官贵人皆引为鉴戒,中土必无振兴之期,日后更无自存之法,可为寒心。”

在一个人人只会想别人之想的社会,郭嵩焘确实是“有呆气”。他的深远眼光被时代的横木所遮蔽。

1890年,薛福成担任出使英 、法 、意 、比四国大臣,到了伦敦。此时距郭嵩焘出使已过了13个年头。在有了一些切身体味后,薛福成才意识到自己当年错疑了郭嵩焘,“此次来游欧洲,由巴黎至伦敦,始信侍郎之说,当于议院、学堂 、监狱、医院征之”。

驻英副使刘锡鸿本来就是朝廷牵制郭嵩焘的一枚棋子,他乘机参劾郭嵩焘几大罪状:

其一是参观洋人炮台,因为天冷郭嵩焘披了洋人衣服,他认为冻死也不能穿洋人衣服;

其一是郭嵩焘见巴西国主时,竟然起立,有失堂堂天朝的脸面;

其一是去音乐厅,仿效洋人拿音乐单,有失体统。

刘锡鸿的中伤为国内的守旧派们提供了证据,最终导致郭嵩焘彻底灰心,在未满三年任期的情况下,请求辞去公使职位。而刘锡鸿却被任命为驻德公使。

1878年郭嵩焘肖像1878年郭嵩焘肖像

在新旧两个世界的夹缠中,郭嵩焘度过了自己的暮年。原本可以大有作为的他,在1879年1月返回中国。他不敢回京城,直接返回湖南老家,隐居田园。1880年八月十七日,他在日记里记下了一首和友人的诗作:

“拿舟出海浪翻天,满载痴顽共一船;无计收帆风更急,那容一枕独安眠?”

诗的意象和指征,极其明显。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人人还昧于形势。即便被旧世界批判,他仍然不能沉默不言。

历史学家萧一山对郭嵩焘评价颇高,把他与冯桂芬并列为求强求富的洋务活动的倡导者:“惟桂芬仅以著述行世,与李鸿章颇有关系;而嵩焘参与政治,自恭亲王奕诉,军机大臣文祥以及曾国藩、左宗棠 、李鸿章,无不受其影响,内外大臣所提倡之自强运动,实皆郭所怂恿也”可惜他远超同代人的见识,却不能在当时发挥更大的作用。马嘉理事件促成一系列驻外常设机构,老大帝国却没有借此主动去了解世界,搜集信息,而视之为不得已的退让。以致于郭嵩焘这样的人被埋没。

1877年6月19日,一场盛大的茶会在中国公使馆举行。英国外交部官员和各国驻英国使节,和社会名流们, 700多人参加了这场Party。第二天,《泰晤士报》报道说:“此天朝使者初次在欧洲举行之盛会……郭公使与夫人依欧俗于客堂延见来宾,女主人服饰按其本国品级。尤堪注意者,为一中国贵妇首度出现于男女宾客俱在之公共场合之事。”

尽管已是六十有余,郭嵩焘还是适应了欧洲各种社交场合中的女性参与。在19世纪后期,这堪称是了不起的胸襟。在当时,中国女性被摈弃于公共生活之外,只能在家里相夫教子。按照当时的驻使惯例,公使拜访官员,公使夫人也要拜访其夫人。郭嵩焘初到伦敦,驻华公使威妥玛的夫人就来拜访他的家眷。他也鼓励自己的如夫人梁氏参加公使夫人聚会,和金登干夫人游览动物园等地。这些都成为刘锡鸿攻击郭嵩焘的靶子。他向国内寄回的十大罪状,第十款即“谓以妇女迎合洋人,令学洋话、听戏,指为乱俗”。

对旧世界而言,郭嵩焘走得太远了,无法为当时主流接受,反而被时代唾弃。郭嵩焘当年登陆的南安普顿,也是英国人奔赴全球的出发点,某种程度上,他和那些英国人一样,对这个世界有着同样的好奇心。这种好奇心让人放下文化成见,明察新经验背后的意义。在这一点上,郭嵩焘无愧于他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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