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一个被唾弃的先行者

9月22日，我途经南安普顿。这里是英国最大的邮轮港之一。在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初，这里曾是英国最繁荣的港口。1912年，当年最豪华的邮轮泰坦尼克号正是从南安普顿出发，在驶向美国的途中不幸沉没。

那是异常阴冷的一天，先是绵绵细雨，飘洒无着。我们沿着港口慢行，雨水渐渐阔大起来。风从烟灰色大海吹来阵阵寒气，钻入人的心里。这样奇冷入骨，若是没有一杯热茶驱寒，简直无可名状。

141年前，正值隆冬，南安普顿应当比9月份冷多了。正是在那一年，一个中国老人从这里登陆，开始他两年多的外交官生涯。

一

郭嵩焘承受的恶意，比南安普顿的凄风冷雨还要令人畏惧。

这位年届六十的老人，被选定作为致歉使团公使。他将代表大清帝国，为上海领事馆翻译员马嘉理在云南被杀一案，向维多利亚女王致歉，更重要的是，他作为大清派遣的首任常驻公使，将开启一个历史性的局面。

1866年，两份重要的文件由总理衙门上奏天听，随后由皇帝下旨分发到各省级大员，征求他们的意见。其中一份是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说贴《局外旁观论》，和英国驻华公使馆文化参赞威妥玛的备忘录《新议略论》。两位英国人表达了对中国问题的基本看法。他们敦促大清尽快移动，朝着西方人所推崇的进步方向。在兴办商务、开办铁路电报等之外，两人都提到了当前最急迫的问题之一，建议尽快派出驻外公使。

赫德爵士曾担任晚清海关总税务司半个世纪（1861年－1911年）

赫德深信：“我认为在国外设立公使馆是一件同进步本身同等重要的事，我将之视为中国藉以保存自由与独立的最不讨厌的办法，不惟此，它还会使中国与西方紧密联系起来，并将确定无疑地使这个国家取得进步而绝不可能出现倒退。”威妥玛也从大清自身的利益出发劝诱：“惟遇设若某国大臣所定，中国之意不同，中国既无大臣驻扎伊国，只由该大臣自向本国辩驳，何人在彼能代设辩？”

代理两江总督李鸿章认同这份建言，在他看来，威妥玛劝说中国派遣对外公使，是“以富强夸耀于我”，让中国人知道轮船、电线的便利，进而效仿，对于中国亦有益处。但有的官员仍然抱持着旧时观点，江西巡抚刘坤一就认为，这无异于把国家的重臣，弃置在遥远的异国，成为人质。

作为试水，1868年2月25日，一个临时使团离开上海，5月到达美国旧金山。有趣的是，担任中国巡回大使的是一位美国人、卸任的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

由蒲安臣、孙家谷、志刚带领的中国最早的外交使团

蒲安臣使团首先访问了美国，然后远赴英国，受到维多利亚女王接待，此后是巴黎、斯德哥尔摩、哥本哈根、海牙和柏林。这个耗时漫长的使团，在1870年10月返程。蒲安臣为这一趟差使可谓“死而后已”，于返程当年的2月，在俄国感染肺炎去世。

和蒲安臣一起出使的两位联席公使，满人志刚和汉人孙家谷回国后，被视作已经丧失了士大夫的体面，他们被派到帝国边陲，以“洗刷”他们由于出使被玷污的纯洁。

蒲安臣(中)与使团中国成员志刚、孙家谷合影

1876年9月13日缔结的中英《烟台条约》第一部分就是关于马嘉理事件的解决办法，包括赔偿20万两白银，向英国派遣道歉使团。条约最终促成了大清公使常驻外国的制度。

郭嵩焘被任命三天后，李鸿章写信给他，撇清自己在这道命令中的关系：“暮年作此远游，诚知非执事所乐为，是以总署先缄商，敝处不敢妄有论列。”言下之意是郭嵩焘的任命，不是出自他的推荐。确实，当总理衙门要他推荐公使的候选人时，李鸿章再三婉拒。李鸿章深知，出任公使将要承受何等可怕的压力。

在他的老家湖南，当地的士绅和百姓，对郭嵩焘群起而攻之，指责他背叛了自己的文明，他们讥讽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他在家乡的府邸也差点被烧毁。“汉奸”的舆论压力让郭嵩焘不堪承受，他请求朝廷允许他不再出洋。

二

“驻英公使郭不想和许（指一开始任命的副使许钤身）那样的人同行，也推说有病，并恳请退休。郭是个有学问、有能力、 性情温和和头脑清醒的人。他打算缩手不干，是对政府政策的有力抨击。许是个饭桶，不应衔命出洋。”

在给下属金登干的信中，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对郭嵩焘评价颇高。

1876年9月6日，慈禧太后召见时，郭嵩焘提出自己年老体弱不堪出使，被老谋深算的慈禧一招化解。“旁人说汝闲话，你不要管他。他们局外人，随便瞎说，全不顾事理。你看此时兵饷两绌，何能复开边衅？你只一味替国家办事，不要顾别人闲说，横直皇上总知道你的心事。”在太后的心理攻势下，郭嵩焘也只得遵旨出使。

和大部分士大夫一样，郭嵩焘深受儒家教育的熏陶。1847年中进士之后，他在约十年后成为翰林院编修。因缘际会，郭嵩焘得以在第一线接触到当时的西方人。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郭嵩焘恰好在浙江任职，参与了防御战，亲眼目睹清军一败涂地，领略到英国人坚船利炮的厉害。此后在镇压太平军期间，郭嵩焘为曾国藩效力，为了筹备军饷，他来到上海，见到西洋人的建筑、道路，和西方人近身相交，他们的礼貌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在传教士所办的墨海书馆，郭嵩焘翻阅了一些科技书籍和新闻报道。他敏感地意识到，西方人的精神文明和他们的物质文明一样了不起。这次上海之行引发的震动，在曾国藩的一封信里可以窥见一二。曾国藩提到从前徐继畬写《瀛寰志略》，“颇张大英夷”，郭嵩焘从上海回来，“亦震诧之”。事实上，郭嵩焘在开往英国的船上，携带的正是《瀛寰志略》，他把旅途所见和这本对照，记录下那个时代西方文明的宏伟。

此后在1859-1860年期间，郭嵩焘又协助蒙古族将领僧格林沁对抗英法联军。他不赞同采取战争，认为打仗解决不了问题，而且“不战易了，一战便不能了”，建议和外国人谈判解决。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和论”，连当时的洋务老手也对他有所误解。用历史学家徐中约的话说，“他从不鼓动借助兵刃抵挡外国人，而是坚持不懈地阐释顺势而为的智慧，因为他意识到中国在军事竞赛中绝无胜算的可能。”

如今，老大帝国不得不走出舒适安全的的茧壳里，派驻对外公使。没有人愿意当这个苦差，不但没有政治前途，还会被朝野上下唾骂。

1876年12月1日，郭嵩焘与随从15人，从上海出发，前往英国。他承受着痛苦，前景晦暗不明。这趟旅程极其漫长，1877年1月21日晚上，使团终于抵达南安普顿。

1877年，郭嵩焘在英国留影。图源维基

三

郭嵩焘早年在上海所见，是极有限的西洋经验。到英国后，他的视野更为开阔。甫到伦敦，他就大为折服：“街市灯如明星万点，车马滔滔，气成烟雾。闤之盛，宫室之美，至是殆无复加矣。”

公使的身份，也让他接触到西方社会的各个层面。在驻任的第一年里，他考察英国的政府、议会、企业、军队，包括监狱。他应女王邀约，参与检阅英国海军，见到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铁甲船。在兼任驻法公使后，到巴黎参加万国博览会，陪同法国总统阅兵，郭嵩焘意识到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差距，“西洋凡事无穷出鲜新”。他在日记里记下了自己参观邮电局、工艺学校的见闻，惊叹于英国人对科学技术的探索之深。

1890-1900年代的英国伦敦

更加难得的是，他跳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怪圈，意识到在西洋所谓的长技——坚船和利炮——的背后，有更深一层的东西，“西洋政教、制造，无一不出于学！” 郭嵩焘在访问牛津大学的时候，意识到英国文明背后的学术原动力，“此邦术事愈出愈奇，而一意学问思辨得之！”

这位19世纪的士大夫，在浸润于另一种文明的一手经验下，意识到原本自信的文章礼乐，也并不比别人高明。英国人待人接物，彬彬有礼，日常生活中好善乐施，以至于郭嵩焘多次赞赏“此邦民风之厚矣”。

郭嵩焘正好赶上了英国成为一个便捷自由的现代社会。1871年，英国成为世界首个“城市主导型社会”。而从地理面积上算，伦敦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铁路把帝国各地联结在一起。郭嵩焘到英国各地参观，都乘坐“汽轮车”，也就是火车。长途旅行造成时间与空间的湮灭，在相同的时间里，一个人能走的空间距离比原来多了好几倍。这种感官世界中的密集体验，对一个从依靠双脚和轿子、马车出行的国度来的老人而言，是一种世界观的扭转。

1877年3月15日郭嵩焘在英国官员陪同下参观电报局，“电报各异式……一辨声知字，运用尤灵， 其机尤速，此又新式之尤奇者”。此时，英国的信息传递也处于大爆发时期。1852年以前，已经有一条电报成功跨越了爱尔兰海，到1865年，已有数条电报越过大西洋发至北美，越过红海发至印度。此后，电报的影响力遍及大英帝国，在郭嵩焘到达英国的年代，电报网络包含了里程数达到2.2万英里的电报，从超过3000个收发点生成了600万条信息。

1851年，从伦敦到巴黎的电报发出

事实上，促成郭嵩焘出使英国的马嘉理事件发生后，中国内陆还没有电报系统，政府仍然依靠古老的驿马传递公文。马嘉理在中缅边境被杀的消息，是由印度总督用电报传给英国国内和驻华公使。大清海关驻伦敦办事处主任金登干在看到《泰晤士报》的报道后，觉得事关重大，用电报和信件向赫德汇报了这一事件。总理衙门要到多日后才接到英国使馆的照会。

1901年时的一幅电报线路图

四

出国前，郭嵩焘与总理衙门商定，他将在出使期间，详尽记述沿途各国风土人情，日后将这份日记呈报给总署。自启程的那天，郭嵩焘就逐日在日记中记述一路上的见闻、观感与随员和外国人的谈话议论。到伦敦后，他将从上海到伦敦51天两万多字的日记整理为《使西纪程》，抄寄一份给总理衙门，然后由同文馆刻印出版。

这份正式出版物在朝野激起了轩然大波。郭嵩焘居然赞扬西方国家，立国两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这难道不是正好证明了他的汉奸本性吗！

浙江著名学者李慈铭斥责：《使西纪程》“记道里所见，极意夸饰，大率谓其法度严明，仁义兼全，富强未艾，寰海归心……迨此书出，而通商衙门为之刊行，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嵩焘之为此言，诚不知是何肺肝，而为之刻者又何心也。”湖南著名学者王闿运在日记中称：“殆已中洋毒，无可采者。”

翰林院编修何金寿，是当时著名的清流党，上奏折攻击郭嵩焘散布歪理邪说，意在“摇惑天下人心”，更进一步参劾他“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以臣事之”，也就是说郭嵩焘汉奸这顶帽子逃不掉了。另一外翰林院侍讲张佩纶也上疏要求将郭嵩焘革职。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慈禧太后也不得不照顾舆情，出版只三个月的《使西纪程》遭遇毁版。

少数欣赏《使西纪程》的人，比如李鸿章，也只能惋惜不已，在写给朋友的信中，他感叹：“筠仙（即郭嵩焘）虽有呆气，而洋务确有见地，不谓丛谤如此之甚，若达官贵人皆引为鉴戒，中土必无振兴之期，日后更无自存之法，可为寒心。”

在一个人人只会想别人之想的社会，郭嵩焘确实是“有呆气”。他的深远眼光被时代的横木所遮蔽。

1890年，薛福成担任出使英 、法 、意 、比四国大臣，到了伦敦。此时距郭嵩焘出使已过了13个年头。在有了一些切身体味后，薛福成才意识到自己当年错疑了郭嵩焘，“此次来游欧洲，由巴黎至伦敦，始信侍郎之说，当于议院、学堂 、监狱、医院征之”。

驻英副使刘锡鸿本来就是朝廷牵制郭嵩焘的一枚棋子，他乘机参劾郭嵩焘几大罪状：

其一是参观洋人炮台，因为天冷郭嵩焘披了洋人衣服，他认为冻死也不能穿洋人衣服；

其一是郭嵩焘见巴西国主时，竟然起立，有失堂堂天朝的脸面；

其一是去音乐厅，仿效洋人拿音乐单，有失体统。

刘锡鸿的中伤为国内的守旧派们提供了证据，最终导致郭嵩焘彻底灰心，在未满三年任期的情况下，请求辞去公使职位。而刘锡鸿却被任命为驻德公使。

五

1878年郭嵩焘肖像

在新旧两个世界的夹缠中，郭嵩焘度过了自己的暮年。原本可以大有作为的他，在1879年1月返回中国。他不敢回京城，直接返回湖南老家，隐居田园。1880年八月十七日，他在日记里记下了一首和友人的诗作：

“拿舟出海浪翻天，满载痴顽共一船；无计收帆风更急，那容一枕独安眠？”

诗的意象和指征，极其明显。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人人还昧于形势。即便被旧世界批判，他仍然不能沉默不言。

历史学家萧一山对郭嵩焘评价颇高，把他与冯桂芬并列为求强求富的洋务活动的倡导者:“惟桂芬仅以著述行世，与李鸿章颇有关系；而嵩焘参与政治，自恭亲王奕诉，军机大臣文祥以及曾国藩、左宗棠 、李鸿章，无不受其影响，内外大臣所提倡之自强运动，实皆郭所怂恿也”。可惜他远超同代人的见识，却不能在当时发挥更大的作用。马嘉理事件促成一系列驻外常设机构，老大帝国却没有借此主动去了解世界，搜集信息，而视之为不得已的退让。以致于郭嵩焘这样的人被埋没。

1877年6月19日，一场盛大的茶会在中国公使馆举行。英国外交部官员和各国驻英国使节，和社会名流们， 700多人参加了这场Party。第二天，《泰晤士报》报道说：“此天朝使者初次在欧洲举行之盛会……郭公使与夫人依欧俗于客堂延见来宾，女主人服饰按其本国品级。尤堪注意者，为一中国贵妇首度出现于男女宾客俱在之公共场合之事。”

尽管已是六十有余，郭嵩焘还是适应了欧洲各种社交场合中的女性参与。在19世纪后期，这堪称是了不起的胸襟。在当时，中国女性被摈弃于公共生活之外，只能在家里相夫教子。按照当时的驻使惯例，公使拜访官员，公使夫人也要拜访其夫人。郭嵩焘初到伦敦，驻华公使威妥玛的夫人就来拜访他的家眷。他也鼓励自己的如夫人梁氏参加公使夫人聚会，和金登干夫人游览动物园等地。这些都成为刘锡鸿攻击郭嵩焘的靶子。他向国内寄回的十大罪状，第十款即“谓以妇女迎合洋人，令学洋话、听戏，指为乱俗”。

对旧世界而言，郭嵩焘走得太远了，无法为当时主流接受，反而被时代唾弃。郭嵩焘当年登陆的南安普顿，也是英国人奔赴全球的出发点，某种程度上，他和那些英国人一样，对这个世界有着同样的好奇心。这种好奇心让人放下文化成见，明察新经验背后的意义。在这一点上，郭嵩焘无愧于他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