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怎么样的一天啊。
13时05分，「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吴孟超院士在上海逝世，享年99岁。
而就在两天前，5月20日，「中国眼科医学界泰斗」夏德昭在沈阳逝世，享年104岁。
国人的泪腺是从此刻被触发的。11时许，一则消息瞬间全网刷屏，「袁隆平病逝」。很快，官方辟谣，袁隆平病危，尚在救治中。
许许多多的网友为袁隆平祈福，希望他能挺过难关。
可这个最大的愿望是「要将饭碗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的老人，还是走了。
5月22日下午，湖南长沙，数以百计的市民从四面八方汇集到湘雅医院门口，在细雨中呼喊「一路走好」，送别袁隆平。医院附近的一家花店，3000多枝菊花早就卖光，连白色和黄色的花也都通通卖光。
16时许，灵车车队缓慢驶离医院时，人群奔跑着，紧跟车队前行、目送，送行队伍蔓延数公里。
车队所过之处，车主们纷纷停车鸣笛，向灵车车队致哀。
在上海，吴孟超离世的现场，颇为安静。相比袁隆平的家喻户晓，吴孟超的知名度更多是在医学界。他伴随着一代代中国医学生入门、成长、执业：陈灏珠，是教科书《内科学》封面的第一个名字，而吴孟超，是教科书《外科学》封面的第一个名字。
虽然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但一日之间，两位科学巨人相继离开人世，离世在同一时辰，间隔数分之间，难免不让人感伤叠加。
西沉就不再升起，划过天幕就不再回来，他们撑起了中国健康、温饱的未来，如今，让中国人「医食无忧」的两位国士，要在天堂相见了。
96岁还在主刀
「如果真的有一天倒在手术台上，也许就是我最大的幸福。」这句话，吴孟超说了很多年。直到2018年，96岁的他，才告别手术台。
2018年，吴孟超主刀52台手术。放眼世界，如此高龄，仍然亲自在手术台主刀的医生，寥寥无几。
吴老和护士之间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吴孟超：明天有什么手术？有没有我的？没有排，没有人排我。
护士：休息休息吧。
吴孟超：排吧！怎么搞的一个都没排。你去找一个。
他的学生张鹏说，吴孟超就是「馋手术」，自己手术做完了，「不过瘾」，还会到其他手术室溜达，碰到别的医生有困难的时候，他就赶紧洗手、上手术台，「我来，你还没有我快，磨磨唧唧的。」
从1963年首次突破「中肝叶」手术禁区后，无论外界赋予他多大的荣誉、多高的职务，吴孟超一直坚持亲自做手术。即使在晚年，只要不出差，他每天都上台手术，有时甚至三四台，经常一口气站五六个小时。
他说，合格的外科医生要有「三功」——站功（能一站几个小时）、饿功（手术时能忍饥挨饿）和憋功（在手术台上绝对不上厕所）。
经年累月的手术，给吴孟超留下的是不能正常并拢的脚趾、严重变形的右手食指。在央视《朗读者》节目里，主持人董卿几度哽咽，读护士长写给吴孟超的信：「很多人看到您是个传奇，但只有我看到过手术后躺在椅子上的您，胸前的手术衣都湿透了，两只胳膊支在扶手上，掌心朝上的双手在微微颤抖……」
的确，签字时、拿筷子时，吴孟超的手会微微颤抖，但一拿起手术刀，他却稳得仿佛换了个人——患者每每满腹腔都是血，只要吴老的手伸进去一摸，某根血管一掐，血就止住了。
「要说一点都不抖，那不符合科学规律。但可能是因为拿笔和拿手术刀的姿势不一样、力度不一样、心情不一样吧。我拿起手术刀来，自己也觉不出抖来。」吴孟超曾坦言。
当然，吴孟超还说过另一句话，「如果我不能保证完成手术的话，也绝不再上手术台。因为，我不能拿病人的生命逞强。」
2019年，97岁的吴孟超，从海军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退休。从1943年考入同济大学医学院算起，他从医76年，直接救治过超过1.6万名病人。如果算上他培养的学生，他间接救治的病人无法计数。
之所以正式退休，吴孟超是为了带头执行当时新出台的院士退休政策，为其他院士作出表率。在退休仪式上，他说：「我只是从院士的位置上退休，在医生这个岗位上，我还会继续干下去。只要病人需要，我随时可以投入战斗！」
秉承仁心仁术的医者，有着相近的自我要求。创立了中国角膜移植术、创建了中国医科大学眼科学专业的夏德昭，百岁高龄仍工作在眼科临床一线。为此，夏德昭101岁时还在双杠上锻炼。
吴孟超深知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一直把培养年轻人作为事业发展的根基。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后，他将国家和部队奖励的600万元全部捐出，成立了吴孟超肝胆外科医学基金，用于扶持肝胆外科领域的青年才俊。他又联合了6位知名院士向国务院提交了“集成式研究乙型肝炎肝癌”的建议案，被列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由他主持建成的国家肝癌科学中心早已屹立在上海安亭，成为了亚洲最大的肝癌研究和防治基地。
吴孟超表示，我的本事也是党培养的，也是人民培养的，也是国家培养的，因此要把我的本事都要献出来，培养更多的人，一代接一代培养下去，为党、为国家、为人民的健康做贡献。
不只是为病人省钱
一个好医生，眼里看的是病，心里想的是病人。吴孟超说，他就想当这样的好医生。
他主张为病人节约，总是最大限度地为病人减轻负担。他对科室医生说：「器械用一次，「咔嚓」一声1000多块，我吴孟超用手缝线，分文不要。」
如果病人带来的片子已经能够诊断清楚，他绝不会让病人做第二次检查；如果B超能够解决问题，他绝不建议病人做费用更高的CT或核磁共振。
在吴孟超眼里，病人的事，比天大。2005年，他被推荐参评国家最高科技奖，科技部派工作组对他进行考核谈话，医院「贴心」取消了他原定的手术。
吴孟超得知后，坚持不推迟手术。他的解释是，病人是一位60多岁的贫困河南农民，同乡凑钱助其到上海就医，「多住一天院，对病人都是负担。」
确实，急病人所急，想病人所想，那是吴孟超从医的初心。时至今日，中国仍然是全世界肝炎、肝癌最高发的地区，全世界超过一半的新增和死亡肝癌患者在中国。根据IARC 2018年公布的数据，全球肝癌的年新发病例数达到84.1万人，死亡78.2万人。中国肝癌年新发病例达到46.6万人，死亡42.2万人。
而在他踏上从医路的那个年代，情况糟得多，肝脏手术被视为生命禁区，成功率几乎为零，一个患者被确诊得了肝癌，几乎就等同于死亡。
而在这之前，吴孟超的人生之路也颇为坎坷，海外归来报国，想投奔延安，却为战火所隔；从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时，他想留校做外科，却因为1米62的身高，教务主任以他「个子太矮」为由，拒绝了他。
被命运的激流冲击的吴孟超，与积贫积弱的祖国，命运线从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几乎是从零起步，他一头闯入肝胆外科这个未知的荒原。
吴孟超第一次主刀，是1960年的一例肝癌切除手术。手术前，恩师赵宝琦教授将自己的主刀位置，让给了时年39岁的吴孟超。
这起手术，成为中国肝胆外科史上一个划时代的转折点，吴孟超从此脱颖而出，成为「打破肝胆禁区」的医学新星。
在日后的手术生涯中，吴孟超曾在手术台上站了整整12个小时，为一个男子切除巨大肿瘤，长达63厘米；他曾切除迄今为止国内外最大的肝海绵状血管瘤（已被切除），瘤体重18千克；他曾用5个小时，为一个4个月大的女婴摘除重达600克的肝母细胞瘤，这创下了世界肝母细胞瘤切除年龄最小的纪录——婴儿的器官稚嫩，手术风险巨大，可他毅然拿起手术刀，要为这个孩子，奋力与死神一搏。
为患者，无惧风险，终其一生，吴孟超始终行走在肝脏外科的风口浪尖。与此伴随的，是他创造的多个医学界第一：制作了中国第一具肝脏血管的铸型标本、提出肝脏分为「五叶四段」的经典解剖理论、完成中国第一例肝癌切除手术和世界上首例完整的中肝叶切除术、创造了间歇性肝门阻断切肝法和常温下无血切肝法、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例中肝叶切除手术...是吴孟超，建立并壮大了中国肝脏外科的学科体系。
1978年，吴孟超在长海医院创立中国第一个肝胆外科，随后发展成「院中院」，共200张床位，实现由科到院的转变；
1996年，单独列编的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成立，实现了从单一学科到院所合一的「三甲」专科医院的跨越；
吴孟超斩获200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后，捐出600万元人民币奖金，又联合6位院士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乙型肝炎肝癌」的建议案。在他努力下，国家肝癌科学中心在上海成立，成为世界最大的肝癌研究和防治基地。
筹建期间，年近90的吴孟超数次赴京协调沟通相关事宜。一天，吴孟超汇报结束，非常疲惫，每走几步就要扶着墙休息一下，这让随行人员感慨，「吴老真是蛮拼的。」
世间再无吴孟超
如今，全国肝胆外科的专家和医生中，八成以上都是吴孟超的学生，学生的学生和第3代、第4代学生。吴孟超创建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肝脏疾病诊疗中心和科研基地，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肝癌病理标本库，培养了大批高层次专业人才。
通过他和同行们的努力，世界上多数肝癌外科治疗的理论和技术原创于中国，使中国在该领域的研究和诊治水平居国际领先地位。
即便做出了这么多开创性贡献，但吴孟超看重的并不是「第一」、「首次」、「最大」，而是救治生命。他使中国肝脏疾病的诊断准确率、手术成功率和术后存活率均达世界领先水平。他所做出的研究，使中国肝癌手术成功率由1960年代初的15%提高到98.5%,中国肝癌术后5年生存率由1960-70年代的16.0%，上升到1980年代的30.6%，直至如今的56.1%。如今，中国肝脏外科的手术死亡率已降至0.30%，小肝癌术后5年生存率提高至79.8%。
有肝癌患者，术后最长存活已达45年。
当年吴孟超为之主刀的那个女娃，如今已经成为一名护士。
「孩子们，这世界上不缺乏专家，不缺乏权威，缺乏的是一个「人」——一个肯把自己给出去的人。当你们帮助别人时，请记得医药是有时穷尽的，唯有不竭的爱，能照亮一个受苦的灵魂。」吴孟超曾在央视节目「朗读者」上说。
是对患者不竭的爱，让97岁退休后的吴孟超，仍一如既往地下临床、进病房。生前，他在长海医院住院期间，每天，年轻医生仍旧敲开他的房门，拿着各种各样棘手的病例与他讨论。他说：「中国肝癌大国的帽子还没有扔进太平洋，我还要继续同肝癌斗争。」
国家和人民不会忘记，报国报民的国士，2011年，中国将第17606号小行星命名为「吴孟超星」。
今夜，吴老已去，当我们抬头望向夜空，那颗夜空里最亮的星星，仍在不知疲倦地发光发亮，一如吴老为国为民的一生。
可这个最大的愿望是「要将饭碗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的老人，还是走了。
5月22日下午，湖南长沙，数以百计的市民从四面八方汇集到湘雅医院门口，在细雨中呼喊「一路走好」，送别袁隆平。医院附近的一家花店，3000多枝菊花早就卖光，连白色和黄色的花也都通通卖光。
16时许，灵车车队缓慢驶离医院时，人群奔跑着，紧跟车队前行、目送，送行队伍蔓延数公里。
车队所过之处，车主们纷纷停车鸣笛，向灵车车队致哀。
在上海，吴孟超离世的现场，颇为安静。相比袁隆平的家喻户晓，吴孟超的知名度更多是在医学界。他伴随着一代代中国医学生入门、成长、执业：陈灏珠，是教科书《内科学》封面的第一个名字，而吴孟超，是教科书《外科学》封面的第一个名字。
虽然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但一日之间，两位科学巨人相继离开人世，离世在同一时辰，间隔数分之间，难免不让人感伤叠加。
西沉就不再升起，划过天幕就不再回来，他们撑起了中国健康、温饱的未来，如今，让中国人「医食无忧」的两位国士，要在天堂相见了。
96岁还在主刀
「如果真的有一天倒在手术台上，也许就是我最大的幸福。」这句话，吴孟超说了很多年。直到2018年，96岁的他，才告别手术台。
2018年，吴孟超主刀52台手术。放眼世界，如此高龄，仍然亲自在手术台主刀的医生，寥寥无几。
吴老和护士之间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吴孟超：明天有什么手术？有没有我的？没有排，没有人排我。
护士：休息休息吧。
吴孟超：排吧！怎么搞的一个都没排。你去找一个。
他的学生张鹏说，吴孟超就是「馋手术」，自己手术做完了，「不过瘾」，还会到其他手术室溜达，碰到别的医生有困难的时候，他就赶紧洗手、上手术台，「我来，你还没有我快，磨磨唧唧的。」
从1963年首次突破「中肝叶」手术禁区后，无论外界赋予他多大的荣誉、多高的职务，吴孟超一直坚持亲自做手术。即使在晚年，只要不出差，他每天都上台手术，有时甚至三四台，经常一口气站五六个小时。
他说，合格的外科医生要有「三功」——站功（能一站几个小时）、饿功（手术时能忍饥挨饿）和憋功（在手术台上绝对不上厕所）。
经年累月的手术，给吴孟超留下的是不能正常并拢的脚趾、严重变形的右手食指。在央视《朗读者》节目里，主持人董卿几度哽咽，读护士长写给吴孟超的信：「很多人看到您是个传奇，但只有我看到过手术后躺在椅子上的您，胸前的手术衣都湿透了，两只胳膊支在扶手上，掌心朝上的双手在微微颤抖……」
的确，签字时、拿筷子时，吴孟超的手会微微颤抖，但一拿起手术刀，他却稳得仿佛换了个人——患者每每满腹腔都是血，只要吴老的手伸进去一摸，某根血管一掐，血就止住了。
「要说一点都不抖，那不符合科学规律。但可能是因为拿笔和拿手术刀的姿势不一样、力度不一样、心情不一样吧。我拿起手术刀来，自己也觉不出抖来。」吴孟超曾坦言。
当然，吴孟超还说过另一句话，「如果我不能保证完成手术的话，也绝不再上手术台。因为，我不能拿病人的生命逞强。」
2019年，97岁的吴孟超，从海军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退休。从1943年考入同济大学医学院算起，他从医76年，直接救治过超过1.6万名病人。如果算上他培养的学生，他间接救治的病人无法计数。
之所以正式退休，吴孟超是为了带头执行当时新出台的院士退休政策，为其他院士作出表率。在退休仪式上，他说：「我只是从院士的位置上退休，在医生这个岗位上，我还会继续干下去。只要病人需要，我随时可以投入战斗！」
秉承仁心仁术的医者，有着相近的自我要求。创立了中国角膜移植术、创建了中国医科大学眼科学专业的夏德昭，百岁高龄仍工作在眼科临床一线。为此，夏德昭101岁时还在双杠上锻炼。
吴孟超深知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一直把培养年轻人作为事业发展的根基。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后，他将国家和部队奖励的600万元全部捐出，成立了吴孟超肝胆外科医学基金，用于扶持肝胆外科领域的青年才俊。他又联合了6位知名院士向国务院提交了“集成式研究乙型肝炎肝癌”的建议案，被列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由他主持建成的国家肝癌科学中心早已屹立在上海安亭，成为了亚洲最大的肝癌研究和防治基地。
吴孟超表示，我的本事也是党培养的，也是人民培养的，也是国家培养的，因此要把我的本事都要献出来，培养更多的人，一代接一代培养下去，为党、为国家、为人民的健康做贡献。
不只是为病人省钱
一个好医生，眼里看的是病，心里想的是病人。吴孟超说，他就想当这样的好医生。
他主张为病人节约，总是最大限度地为病人减轻负担。他对科室医生说：「器械用一次，「咔嚓」一声1000多块，我吴孟超用手缝线，分文不要。」
如果病人带来的片子已经能够诊断清楚，他绝不会让病人做第二次检查；如果B超能够解决问题，他绝不建议病人做费用更高的CT或核磁共振。
在吴孟超眼里，病人的事，比天大。2005年，他被推荐参评国家最高科技奖，科技部派工作组对他进行考核谈话，医院「贴心」取消了他原定的手术。
吴孟超得知后，坚持不推迟手术。他的解释是，病人是一位60多岁的贫困河南农民，同乡凑钱助其到上海就医，「多住一天院，对病人都是负担。」
确实，急病人所急，想病人所想，那是吴孟超从医的初心。时至今日，中国仍然是全世界肝炎、肝癌最高发的地区，全世界超过一半的新增和死亡肝癌患者在中国。根据IARC 2018年公布的数据，全球肝癌的年新发病例数达到84.1万人，死亡78.2万人。中国肝癌年新发病例达到46.6万人，死亡42.2万人。
而在他踏上从医路的那个年代，情况糟得多，肝脏手术被视为生命禁区，成功率几乎为零，一个患者被确诊得了肝癌，几乎就等同于死亡。
而在这之前，吴孟超的人生之路也颇为坎坷，海外归来报国，想投奔延安，却为战火所隔；从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时，他想留校做外科，却因为1米62的身高，教务主任以他「个子太矮」为由，拒绝了他。
被命运的激流冲击的吴孟超，与积贫积弱的祖国，命运线从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几乎是从零起步，他一头闯入肝胆外科这个未知的荒原。
吴孟超第一次主刀，是1960年的一例肝癌切除手术。手术前，恩师赵宝琦教授将自己的主刀位置，让给了时年39岁的吴孟超。
这起手术，成为中国肝胆外科史上一个划时代的转折点，吴孟超从此脱颖而出，成为「打破肝胆禁区」的医学新星。
在日后的手术生涯中，吴孟超曾在手术台上站了整整12个小时，为一个男子切除巨大肿瘤，长达63厘米；他曾切除迄今为止国内外最大的肝海绵状血管瘤（已被切除），瘤体重18千克；他曾用5个小时，为一个4个月大的女婴摘除重达600克的肝母细胞瘤，这创下了世界肝母细胞瘤切除年龄最小的纪录——婴儿的器官稚嫩，手术风险巨大，可他毅然拿起手术刀，要为这个孩子，奋力与死神一搏。
文章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作者：武汉热线，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wuhanews.cn/a/4122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