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崇舞尚德”的霓虹灯牌，闪耀在舞厅入口的墙上。前台玲姐一头中分短发，神清气爽，端坐在欧式柜台后方。老远见到来客，便微微伸长脖颈，投去热情的目光。
“曹老师侬好，小聪今朝么来啊。”“阿哥来啦，侬卡有伐，今朝买更加优惠。”
这是一个平常的周五上午，离早场开场时间9点还有十来分钟，舞客们前脚搭后脚，登记划卡一气呵成，显出一派熟稔的亲切。
“今朝来得早。一般如果来得早，吾就是开车的。”一位衣着朴素的爷叔和玲姐搭话，“最近脚别特勒，伐大色宜（舒服）。”寒暄完，向转角的保安亮出纸质会员卡，便踏上了通往快乐星球的红地毯。
划卡最贵15，正常价22，碰上周三，早中晚三场连跳，最低只消7块。无需乐队现场奏乐，电脑放足两小时，风雨无阻冬暖夏凉。用一位老舞客的话说，这里真真叫“小便宜，大快乐”。
十来米走廊的尽头，动感乐声渐强。人们坠入时空折叠的璀璨之夜，与对面街头巷尾的菜市场、排着长队的早餐铺彻底隔绝。这时，乌泱泱的竟已有了百来人。喇叭裤和老汉衫，运动鞋和高饱和度丝巾，竞相舞动。
“检票口”皮座椅下，垃圾桶里是大把零碎的废卡。一排排数字方格，由不同的圆珠笔、水笔分趟划过，仿佛无用的时间堆叠在这里，一笔勾销。
从机关工矿、大专院校、文化艺术宫出发，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交谊舞者老了，舞厅也步入了“复古夕阳红”时代。“购卡不过期可长期使用”——红底价目表末行小字，似乎诠释着“Dance and Morality”的商誉，大抵也是所有中老年舞客的盼望：马照跑，舞照跳，逝去的青春便不算虚晃一枪。
先生，跳支舞吧
进到舞厅里，大家笃笃定定，找个熟悉的位子坐下。桌上散落着保温杯，花花绿绿的马夹袋里，是自带的水果和零食。
换完装的男士不急着登场，在头排沙发雅座里小憩片刻，打量一番长方形舞池里的佳丽。同样瞟着人群的，还有对面操作台上低调到接近隐形的“DJ”。今天什么人多，就放什么音乐，舞厅生意要搞得活，必须有这点眼力劲，“稍微有点层次的，放欧美音乐，时尚一点的都能接受；说得难听一点，土不拉几的，那你放网络歌曲，不然他听不懂。老年人多，加点草原风，不会错。”
与共和国同龄的大黄，最近刚从深圳女儿家回来，烫了一头橘红的卷毛头。她最回味的还是有现场乐队伴奏的老舞厅，萨克斯吹着，鼓点敲起来，“老有味道的”。
大黄出生在市中心静安寺，家离百乐门就几步路，爸爸做生意开厂，和那里的老板是老朋友，自然也是舞池里的常客，“外国人见了都竖起大拇指，说声very good。”
高级舞厅里的翩翩起舞，是外侨带来的所谓上流社交文化，后来则摇身一变成了舞女成群的夜总会。爵士的靡靡之音，吹拂过都市迷醉的夏夜，对大黄来说，却意味着一片苦难的阴霾。
爸爸在“文革”头年去世，大黄被人唤作“狗崽子”，初中就辍学下放到浦东农村劳动。没人敢娶她，后来马马虎虎嫁了个“乡下人”。熬到大女儿18岁，她才正式离婚。
改革开放后，妈妈见她苦，带她去重开的百乐门玩。标志性的玻璃地板，那么富丽堂皇。妈妈是她的启蒙舞蹈老师，逢人跳得好就一个个去拉，“先生，帮我女儿跳支舞吧”，大黄不愧遗传父母基因，一跳就会，从此爱上跳舞。
接触国标后，大黄认识了戴老师。90年代最风光的时候，两人搭配连夺3年市级比赛冠军，一等奖奖金到手有500块。然而，最后一年参赛，风气坏了，赞助商走关系推上去的冠军，观众都不买账。拿到二等奖的大黄，从此退出沪上舞林。
“不开心的事情都不说了罢。”大黄推说腿脚不好，现在来舞厅也是见见老朋友，随便跳跳。没等散场，她就要回家，一个人烧饭，下午还要早点出门，跟朋友们一起唱歌。不过，起身之前，她还是兴致高昂地拉住新朋友，划拉起微信群，她的昵称是“快乐姐姐”。
点开珍藏的视频，是50岁生日派对现场跳舞片段。粉紫色的裙摆翩飞，和华尔兹一样唯美浪漫。“他看上去不那么高大挺拔，但跳舞刚柔并和，一跟他跳，大家都说我跳得好，周围的人都停下来欣赏我们。”
这是他们最后的一支舞。没过多久，戴老师突发心梗去世。一晃竟是二十多年了。
重拾旧梦
老话说，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套房。过去，连带舞厅档次和跳舞水准，浦东也要矮上一截。然而传统的鄙视链，也抵不住四面关停的沧海桑田。
去年5月，舞厅刚复业，在家憋坏的人们就来了。远到崇明长兴岛、浦东川沙南汇，时有五六十人包车专程来的，市中心开车过来练舞的也有。周三周六最是热闹，甚至要在开门前候着抢位，最多时人数有六七百，为了安全老板不得不出面谢客。
当初开业时，上海世博会正开，这块镇子还到处是农田，如今房价已经直奔8万。本地人魏老板看中舞厅的潜力行情，遭到朋友们劝阻，都说“你要败掉的”。然而，10年下来，倒是积累了一波铁粉。
老贺从开业那天就在这儿跳舞了，一辆自行车从家骑过来，只要5分钟。每回出门，他都要擦亮脚上的黑皮鞋。穿上白衬衫，戴上红领带，再加一件克莱因蓝羊毛衫，“实际上交谊舞不就是一种文化？穿得很邋遢，是对对方的不尊重。过去像百乐门跳舞，人家都西装笔挺，现在我们不那么讲究，但穿得么还是应该像样子一点。”
老贺年轻时在国企做日用品销售，行业内出差交流机会多，当时一度下决心要学跳舞，然而这份念头直到退休才实现。会跳拉丁的小舅子起了头，后面他就在舞厅里找人带。传统舞厅舞，慢三慢四，伦巴，恰恰，吉特巴，样样套路会一点。
同样说着来早场舞厅“出一身汗，锻炼一下身体”的唐唐，却是专业舞者，教了二十几年舞蹈，现在还在周末报班学摩登和拉丁。原本在家附近的社区中心练舞，可疫情后一直没开，听朋友介绍这里条件不错，就来了。
唐唐原来在上钢五厂，中专学的自动化仪表，当年也是热门专业。毕业后进了厂子，拿着二十多块钱工资，唐唐已经感到知足了。
只是计量部门负责维修仪表，有时要爬到几千度的炉子上，往往轮不到女生上场发挥，仅仅是跟在后面看，唐唐越来越觉得像是在混日子。到了90年代国企下岗潮前夕，她颇有魄力地承包起单位职工食堂。后来索性辞职干起个体户，开餐馆。
当上老板娘，日子清闲很多，她终于有机会重拾儿时的舞蹈梦。几年前，她还特意在手腕处刺了一个凤凰纹身。
唐唐进舞厅，从不跳舞厅舞，而是练习国际上最新的舞蹈技巧。她说，“我们和他们（跳交谊舞的）互相不搭噶，他们跳他们的，我们跳我们的。”
健身不如尬舞
同一块舞池，不同阶层、年龄、性别的人，偶尔携手跳跳，混个面熟，却也多是擦身而过。
张爷走过报业的黄金年代，作为政法记者，闯荡江湖，以笔为剑。如今退休了，迷上了跳舞，还请世界舞蹈大赛冠军当老师。下了舞池，他就掏出手机，打开炒股软件刷一刷。绿色的不用当真，那是长线持有练手的，红色那支才是重仓，已经给他赚回了300来万。“真正研究要等回家坐到电脑前才行。”
舞厅门口，形似“三和大神”的外地小伙，还在计较一块两块钱的分野。
“这么贵？XX舞厅只要8块。”“星巴克一杯38，85度C一杯18，档次不一样的啊。”小伙子懵特，不响，想想来都来了，总算吐出一句，“里面饮料有伐？”“咖啡没有的，冰红茶。”“可以可以。”
对某些老舞客来说，若是把舞厅的背景换成公园百米步道，也不会有丝毫违和。一位头发谢光的爷叔，独自沿着舞池边缘绕圈起舞。洗得松垮脱形的T恤，搭在挺起的啤酒肚上，中场休息时，前后都被汗水浸湿一片。
当今舞厅市场规律，早上老年人最多，下午摸鱼溜班的中年人来了，晚上年轻人相对多些，票价也随之递增。“阿拉本地人嘛，来这里白相相，跳舞很快乐的，比起搓麻将，输钱负面的不开心。一娱乐，人流动了，资金流动了，社会就发展了。”魏老板的一位朋友说。
“我的老同学都老缩2厘米了，我还是这么高”，“我比她们看着都要年轻好多咧”。要说跳舞的回报，比较而来的夸赞，算是最直观的快乐。
舞厅的空气好像天生是暧昧的。介于封闭与开放，休闲与竞技，礼节和挑逗之间，彩球灯一转，五光十色扫过，映得人脸红一阵青一阵。
中年男人在婚姻里消磨的欲望，在这里悄咪咪地浮现。知道是逢场作戏，一位娇媚大姐悄悄白了一眼，“我不太高兴跟他们跳，不过就当是做慈善了。”
这里仿佛有挥洒不完的力比多和欢笑。偶有两个年轻男子挤挨在一个卡座上咬耳朵，也不会有旁人侧目。女士一同起舞就更正常了，高个子的难找男舞伴，学个男步，带着小姐妹一起“蹦擦擦”，还是灵活得多，安全又自在。
而那些超越了年龄的人，往往能获得最大的自由，也就同时拥有了超越性别的底气。跳什么，跟谁跳，都不再重要，这里的法则只有一条，“我舞故我在”。
“人家说阿姨你上午来，老年人跳跳舞蛮好的，我经常特地晚上来，晚上小青年多啊，（音乐）咚——咚，啊呀好得不得了，跳舞真开心啊。”雨芳自顾自地舞着，看到新来的手足无措的小姑娘，一把拉过来就教，在弹簧地板的边缘踩来踩去。
下午晚上跳舞，孙子孙女有亲家带，不急着回家。早上也不急着起来，10点再来一场麻将，“舞厅跟广场舞总归两样的咯，有弹簧地板，有灯光，广场不要钱嘛就随便跳跳。”
最后一曲悄无声息地结束，场上只剩下惨淡昏黄的灯，音乐台上的“DJ”早已不见人影。寄包处的大叔吼了一嗓子，“侬包伐要啦？”拿着拖把的保安跑了出来，老板娘已经在办公室里摆好了一桌中饭，催促老板一起吃。舞场空了下来，剩下的就是一间空屋子，凌乱的，寂寞的，一片空的地板，灯光把梦全赶走了。
舞厅门口，玲姐哼着小曲，短暂地进入午休， “你会爱我到什么时候，你会陪我到哪个路口，我不知道用什么理由，让你可以和我厮守到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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