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布尔汗: 东归英雄在民国

1775年(清乾隆四十年)1月9日,举世震惊的土尔扈特东归仅四年后,东归壮举的领导者,土尔扈特汗王渥巴锡以33岁的盛年撒手人寰。

临终前,这位十余岁便跟随父亲驰骋疆场,十九岁继承汗位,二十九岁发动东迁的英雄,向子孙留下了很不雄壮的遗言:“尔等只有严加约束村俗,安分度日,勤奋耕田,繁衍牲畜,勿生事端,致盼致祷”。

为了东归故土,土尔扈特人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十七万余人从伏尔加河启程,沿途经历百余战,再加上饥馑与瘟疫,到达清朝中国管辖的伊犁时,仅剩66073人。在东归之后,虽然清朝乾隆皇帝给予了极大的恩赏,土尔扈特人得以在天山草原安居乐业。但原本的部众被拆分,汗王权力被限制。面对着曾经将同宗同源的准噶尔人几乎斩尽杀绝的乾隆大帝,土尔扈特人对于“畏威怀德”四个字体验的最为深刻,作为一生都在谋求部众获得安乐生活的渥巴锡,在弥留之际,又怎能不谆谆教诲子孙要“安分度日”、“勿生事端”呢。

着清朝官服的渥巴锡汗,可看出年轻的汗王已有病容着清朝官服的渥巴锡汗,可看出年轻的汗王已有病容

土尔扈特东归之时,正是大清王朝鼎盛之日,康乾盛世的太阳还在正午当空,一切都很美好。然而,盛极必衰的规律总是要有的,乾隆大帝在“十全老人”的美梦中与世长辞,将一副烂摊子留给儿孙。土尔扈特人不用担心战争摧残,不必经受颠沛流离的日子只过了不到半个世纪便结束了,各种变乱纷至沓来。

而且,前方还有“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在等着。

一、在“老将军”治下

按照清廷安排,东归人众划分的属地是在今天新疆北部,蒙古国西南部的草原地带。渥巴锡直属土尔扈特部众被称为“旧土尔扈特”,分为四盟十旗,安置于裕勒都斯草原、博克塞里、精河县和乌苏县等地。渥巴锡发动东归的最主要助手舍楞的部众被称为“新土尔扈特”,划为一盟二旗,安置于科布多、阿尔泰地区。而跟随土尔扈特一同东归的和硕特人,也被设置一盟四旗,安置于和硕县一带。

在有清一代,一百九十九家蒙古王公中,享有“汗”号尊荣的只有五家渥巴锡家族便是其中之一,受封“卓里克图汗”。但以清朝的理藩制度,“汗”只是荣誉爵位,绝不比其他王公享受更多的封地和属民。渥巴锡直属部众被分为四盟十旗,而其家族只能掌管一盟四旗,其余三盟各有盟长,渥巴锡家族对他们仅有华而不实的视察和慰问的权力。至于科布多、阿尔泰地区的新土尔扈特以及和硕县的和硕特,则连名义上的管辖权都不具有。

渥巴锡以33岁的年纪早逝,从他开始,土尔扈特汗如同被下了魔咒一般,历任汗王都难以长寿。渥巴锡之子,第二任汗策凌那木札勒年仅26岁便去世。之后的八任汗王,第三任汗霍绍齐、第四任汗丹津旺济勒、第五任汗纳木札勒多尔济、第六任汗策登多尔济、第七任汗那木札勒珠尔默特策凌、第八任汗玛哈巴咱尔、第九任汗拉那特巴咱尔、第十任汗布彦绰克图,最高寿命记录也只有31岁

这么多代连续短寿,实在让人惊诧,土尔扈特汗室也想尽一切办法希望能让汗王延寿。比如第六任汗策登多尔济即位时年仅2岁,因前几任汗王都即位太早,家族长辈恐其操心劳神命不及寿,直至策登多尔济20岁才让其正式承袭汗位。而这位汗也果然身体康健,生龙活虎。

可惜,承袭汗位不久,新疆便遭遇了“张格尔之乱”,浩罕汗国奉“和卓后裔”张格尔为旗帜大举入侵。年轻的汗王率土尔扈特骑兵跟随清军进剿,颇有功劳,岂料因积劳成疾,以25岁的英年病死军中。第七任汗那木札勒珠尔默特策凌即位后,专门请达赖喇嘛进行测算,指出应该将汗王府搬迁到巴音布鲁克草原,这样才能为汗王延寿。然而王府搬迁后,那木札勒珠尔默特策凌汗还是在23岁便离世而去。

拖后承袭汗位不行,搬迁府邸也不行,土尔扈特汗室不得不求助于大皇帝。第九任汗拉那特巴咱尔即位后,上书咸丰皇帝,恳求皇帝赐名延寿,咸丰皇帝从其请,将之改名为布彦乌勒哲依图。皇帝赐名,是极大的恩典,但此时清朝日薄西山,皇帝的神性也打了折扣。布彦乌勒哲依图汗在遭遇了“阿古柏之乱”的战火硝烟、颠沛流离之后,以28岁的年纪去世。

第十一任汗布延蒙库即位之时,人们已经无暇关注汗王能否长寿了,因为此时大清朝的寿数都走到了尽头。

布彦蒙库汗(1885-1917年)布彦蒙库汗(1885-1917年)

1890年,第十任汗王布延绰克图病逝,其子年仅5岁的布延蒙库即位。1911年,16岁的布彦蒙库汗进京朝觐皇帝,岂料走到半路,辛亥革命爆发。北京传来消息:“局势不太平,觐见已经不易,汗早归为宜。

布彦蒙库汗年不及弱冠,自然不敢冒险,只好返回。可此时天下扰攘,沿途各省都有起义,为了安全,不得不取道俄国西伯利亚才回到新疆,而这一旅程为布延蒙库汗的后半生埋下了隐患。

待回到新疆,布彦蒙库汗发现,家乡也已经兵戈遍地,不再太平了。

1911年12月,革命党人刘先骏在伊犁发动起义,虽然因准备仓促而失败,但仅十余天后,革命党人冯特民、李辅黄便发动起义获得成功,战败并处死清朝伊犁将军志锐,于1912年1月8日,在伊犁成立了新疆伊犁大都督府。

新疆民族众多,情形复杂,清朝时便多种制度并行,在中央政府的威权下维持微妙的平衡。到了大乱之际,平衡打破,自是群雄蜂起,各据一方。

革命党的大都督府占据着伊犁、塔城,除这一路外,还有四股势力:

其一,是清朝新疆巡抚袁大化,他掌握着新疆陆军混成协,主力在乌苏;其二,是喀什道尹袁鸿佑与提督焦大聚统辖的原清军防营;其三,是镇迪道尹兼新疆提法使杨增新,他掌握的回族新军驻防迪化(今乌鲁木齐)、昌吉等处;其四,便是遍布新疆各地的哥老会,虽然哥老会也算革命党一派,但毕竟是老派会党,且组织分散,并不听革命党号令。

按说,如此情形,不血流成河难有了局。所幸,1912年2月12日,宣统皇帝宣布退位,清朝灭亡。袁世凯成为了中华民国大总统,3月15日,北京政府改新疆巡抚为都督,要求各派停战议和。

袁大化是清朝新疆巡抚,如今清朝已亡,自是没了依仗,于是自请卸任。袁大化手上有革命党血债,虽然去职,也不愿将政权交给革命党,便举荐喀什道尹袁鸿佑为大都督。可事与愿违,袁鸿佑在赴任途中被哥老会所杀,紧接着迪化又发生兵变,袁大化焦头烂额,将大都督之职交给了杨增新,携家眷东归。

原本在各派力量中实力最弱的杨增新,便成为了新疆大都督。

杨增新(1864-1928)杨增新(1864-1928)

杨增新,字鼎臣,云南蒙自人。光绪十五年(1889年),25岁的杨增新赴京参加会试,考中二甲第一百二十七名进士。先后在甘肃任中卫县县令、河州知府。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奉调进疆,辛亥革命前任镇迪道尹兼新疆提法使。

虽是进士出身,文人本色,但杨增新宦海沉浮二十年,经验老道,很有手腕。伊犁起义爆发时,杨增新原本还是一介文职官员,无权无兵。但得到巡抚袁大化命他招募军队的命令后,却能迅速在迪化附近召集回民上千人,编为“回队”五营,自任统领,并分别以马福兴、马福明、马致和、李寿福、李福恩为分统领。

回营成立后,杨增新迅速使之成为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在1912年4月平定哥老会在焉耆的起义,7月又平定哥老会在轮台县的起事。待到成为都督后,他先是率兵平定迪化兵变,之后以突袭的方法,于1913年10月除掉了伊犁起义的领导人冯特民、李辅黄。并在三年之中,铁腕清缴各地哥老会,将各地会首抓获处死,哥老会从此一蹶不振,逐渐销声匿迹。

对杨增新来说,消灭革命党、哥老会,不过是治疆第一步,如何面对大乱之际的俄国威胁,如何安抚新疆各族,才是立身之本。他生于民族杂居之云南,早年任职又在民族杂居之甘肃,如今治理民族杂居之新疆,颇为驾轻就熟。

对于革命党心狠手辣,一副军头丘八嘴脸,而对于新疆各族,杨增新则是传统士大夫的面目,讲究“爱之如一”,怀柔治之。按照他自己的话说,是“抱定大同宗旨,化种族之意见,以保地方之和平”。

当然,“化种族之意见”在现实中总有权衡。此时新疆有人口二百万左右,被称为缠民的维吾尔族和被称为回民的回族占了九成有余,其余各族不到一成。汉族大部分都是“旅新游民”,属于“有生命而无财产者”,且帮派势力太甚。至于蒙古族基本集中于北部边疆,人口稀少。因此都不能做为依仗。维吾尔族是土著民族,人口又占绝大多数,若是成为军政主体,杨增新这样的外来者必然被架空,因此不能放心使用。因此,人口不占多数,而“皆系土著,各有身家妻子”,并且“语言文字风俗习惯,无一不与汉民同”的回族便成为杨增新主要依靠的力量。

杨增新大力扩充回营,在他看来“新疆回民与缠民,言语殊而宗教同,缠民之顺逆,视回民为转移”,若用回兵,则可使“回缠悉就范”,是为“以回制缠”。

这样的做法,虽然不脱羁縻牵制的老路,但对于当时内地战乱不宁,边疆列强环伺的局势确实有效。即如杨增新所谓:“新疆种类庞杂,非有回队不足以相互牵制,因时因地,不得不然。”这样新疆得以安定,而且因为俄国境内亦有大量回民,而用回兵,则可达到“以华回牵制俄回”之效。

军事上倚重回兵,政治上则多措并举。原本汉人官员,大体留任,而且打破清代严禁地方官学习维语的禁令,要求地方官学习维语,这样不会如前清一般“地方官者往往因言语不通,文字隔阂”而“几如木偶泥人”。对于维吾尔王公、蒙古王公、回族上层乃至哈萨克首领施以恩德,在原有封爵上再次加封。对于宗教,也指出只要“不传邪教,谋为不轨之事”,便“政府无须干涉”。甚至改变前清由地方官员验放派遣阿訇的惯例,允许“民间尽可自行延请”,避免了官方指派阿訇导致民心不服,甚至出现寻租导致腐败横行乃至教派冲突的弊病。另外,对于王公压榨乡民,他则以政府的名义强令多次减免差徭。

于是乎,杨增新“以土著牵制游民,以回缠牵制汉人,即以汉人牵制回缠,更以内地此省之人,牵制内地彼省之人,使各有所瞻顾,而不敢轻发”的策略得以实现,他所希望的“收拾各种族之人心”的局面得以完成,各族官民对他都很信服,尊称他为“老将军”。

老将军所维持的太平,足有十七年之久。

而在这位老将军治下,土尔扈特内部,却并不太平

土尔扈特汗室受恩于清廷,但兵微将寡,在朝廷覆没之时,自是不会有“勤王”的想法。而且新疆大乱不过数月,杨增新便横空出世予以安定,也不必再考虑应付乱局的措施,但毕竟清朝崩解不同于一般的改朝换代,原本不该有的问题也随之出现。

布彦蒙库汗进京觐见皇帝未果,从西伯利亚取道回乡之际,遇到了一个人。此人名为林修德,身世成谜,只知道其人原本是一个重犯,要被处决时被布彦蒙库汗救下。而就在死里逃生之际,不知其人用了何种手段,竟然让布延蒙库汗极为信任,与之八拜为交,被尊称为“阿合”,也就是大哥,从此成为布延蒙库汗最为信任的入幕之宾。

待回到土尔扈特,林修德很快被任命为巡捕官,后又被任命为固孜达(又名管旗章京)。林修德应该是对于革命思想极为痛恨的人,他也深刻影响了布延蒙库汗。土尔扈特汗室一直以善待属民著称,而布彦蒙库汗看到各地会党举事,新疆各地都有戕官之事,因惧怕属民中也有革命风潮,于是命林修德组织了一支侦缉队伍,专门查办“不轨”之事。

这支侦缉队一律骑白马,因此被称为“白马骑士”,直接受命于汗王,任何人不得掣肘。有着挺浪漫名字的“白马骑士”队,虽然也确实办了些查办革命风潮之事,比如捕杀焉耆哥老会首领胡德才,可因为权柄过大,无人制约,横行乡里,强取豪夺,甚至滥杀无辜之事层出不穷。“白马骑士”与其统领林修德遂被官民切齿痛恨。

1915年秋,林修德在前往迪化拜会杨增新的路上被暗杀。“阿合”遇害,布彦蒙库汗勃然大怒,下令严查凶手,可追查许久也毫无头绪。林修德死后,布延蒙库汗给了“白马骑士”更大权柄,使之更为肆无忌惮,以至于有着崇高威望的喇嘛,王府中的管事,都在毫无罪名的情形下被杀。土尔扈特上下,弥漫着恐怖氛围。

恐怖总是不能长久,1917年,布彦蒙库汗离世,虽然年仅32岁,但也破了从第二任汗开始的寿命记录。布延蒙库汗的儿子,年仅2岁的满楚克扎布承袭汗位。由其母亲赛尔吉布吉特摄政,布彦蒙库汗的二弟,五世生钦活佛为骑兵统带。而在五年后,赛尔吉布吉特也离世,生钦活佛便成为摄政

五世生钦活佛怀抱满楚克扎布五世生钦活佛怀抱满楚克扎布

关于布彦蒙库汗夫妻之死,传说和记载很多,且互相矛盾,有正常死亡说,也有被害身亡说。流传最广的,是生钦活佛先后害死了哥嫂,挟持小侄子把持了土尔扈特军政。不过这种说法来源于生钦活佛的政敌,让人难以相信。而土尔扈特末代公主满琳在回忆录《土尔扈特女儿》中,也认为自己的祖父祖母是被害死的,但并不认为是叔公生钦活佛所为。

五世生钦活佛比布彦蒙库汗小两岁,原名布彦克什克。1888年(光绪十四年),当时在位的布彦绰克图汗带着家眷及庞大的礼佛团,前往拉萨熬茶礼佛。蒙古人笃信藏传佛教,而到圣城拉萨礼佛是会有极大福报,因此各部王公都会不定时前往。这次礼佛,对于土尔扈特汗室来说原本并无特殊意义,岂料会有重大的宗教事件发生在此次礼佛之行中。

生钦活佛系统是西藏江孜重孜寺的活佛系统,重孜寺是扎什伦布寺的属寺,而生钦活佛又是班禅系统内,最重要的活佛之一。据佛典记载,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在1376年(明洪武九年)时,曾预言重孜村一名叫做仁钦嘉措的小孩日后会在重孜建一寺。而这位仁钦嘉措长大后果然苦行修行,成为高僧,并于1442年(明英宗正统七年)建成了重孜寺,并成为扎什伦布寺的属寺。而仁钦嘉措也成为第一世生钦活佛。

此后,生钦活佛系统代代传承,二世生钦活佛洛桑班觉与六世班禅同年,是著名高僧。三世生钦活佛洛桑丹津班觉是七世班禅的弟子,又是八世班禅的教理师。可见生钦系统与班禅系统关系的紧密。

到四世生钦活佛洛桑班丹群培时,生钦系统又进一步,成为扎什伦布寺掌印扎萨克喇嘛,也就是班禅之下最高的行政官。

按照清朝治藏制度,班禅不仅在宗教上与达赖平等,而且有着被称为“班禅拉章(事务处)”的独立行政机构,掌管后藏(日喀则地区)四个宗(县)几十个谿卡(庄园)的土地百姓。因此四世生钦活佛也算得位高权重。

1879-1882年间(光绪五年至八年),英国间谍达斯以朝佛者的身份进入西藏,收集各类情报。达斯首先取得了重孜庄园庄园主帕拉夫人的信任,得到周济,并经过帕拉夫人,见到了四世生钦。帕拉家是重孜寺的施主,四世生钦出于对帕拉家的情谊,收达斯为徒,为他的游览提供了很多方便。

印度西藏毗邻,双方交往密切,印度佛教徒入藏朝圣本是寻常之事。然而,此时世界局势已然不同,英国建立了庞大的殖民帝国,一面用大炮打开了中国国门,一面为了保障在印度的利益,也对紧邻印度的西藏虎视眈眈。而在两次鸦片战争之后,看到清朝皇帝被列强巧取豪夺,西藏僧俗也对英国有着十二万分小心,噶厦政府(西藏地方政府)在1879年还向清廷上了一个名为《全藏公禀永远不准洋人入境》的请愿书。四世生钦收外来身份不明者为徒,而且为其提供方便,是犯了大忌。而达斯的间谍身份后来又被曝光,四世生钦自然难逃干系,噶厦政府于是将四世生钦逮捕。

原本噶厦政府对班禅拉章官员并无处置的权力,但此时清朝式微,曾经的惯例已经不再被重视,加之八世班禅已经圆寂,转世灵童尚未确定,噶厦政府也有借此打压班禅系统之意,于是下令将四世生钦处死。

四世生钦死后,噶厦政府终止其转世,原本这一系统将从此断绝。而1888(光绪十四年)年土尔扈特汗室前来礼佛,班禅拉章得知布彦绰克图汗的次子出生时正好是四世生钦离世之年,于是进行测签,认定其便是生钦活佛的转世灵童。

土尔扈特汗室是清代爵位最高的五位蒙古汗王之一,历来受到清政府的优待和重视。虽然噶厦政府心有不满,但也不好出手阻止。经过一番宗教仪轨,1890年(光绪十六年),布彦绰克图汗次子布彦克什克正式成为五世生钦活佛,法名多布栋策楞车敏。

五世生钦七岁时入西藏甘丹寺学经,获得了磋钦悉达(大寺庙主持者的地位)的尊号。1905年,英军发动第二次侵藏战争,十三世达赖喇嘛避走外蒙古,颠沛流离之际,为了收取蒙古人心,十三世达赖承认了其生钦名号,五世生钦在宗教上的名位再无问题。

经过多年的刻苦学经,学完了全部经典课程后,五世生钦回到家乡,主持土尔扈特佛教中心巴仑台黄庙(汉名永安寺),此时他已经20多岁,受到部民尊奉,尊称为“多活佛”。

1917年,布彦蒙库汗离世,嗣子年幼,其妻摄政,但妇道人家毕竟难以掌管大局。五世生钦既是布彦蒙库汗的亲弟弟,又是大活佛,自然成为土尔扈特的主心骨。而掌管新疆的“老将军”杨增新也对他扶持有加,先是允许其扩充蒙古骑兵部队, 给以军械,并委任其为骑兵统带。1922年布彦蒙库汗妻子去世后,更一力扶持其成为摄政。

五世生钦戎装照五世生钦戎装照

成为摄政时的五世生钦不过35岁,虽然出身佛门,但血气方刚,并不想安心守成,而思有所作为。他既有宗教权威,于上得到杨增新的支持,于内又掌握军权,于是大施拳脚,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土尔扈特所居之地在新疆北部,紧邻俄罗斯。虽然与西欧各国相比,俄罗斯算是落后,但毕竟是列强之一,军事民政颇有可观之处。与之相比,五世生钦深感土尔扈特部民思想禁锢、精神萎靡,生活普遍贫困,人口寿命缩短。而部落赖以生存的畜牧经济,畜群结构极不合理,畜群质量日益退化。整个部落没有现代化学校,文盲增多,人口素质下降。不痛下决心予以改革,部族将无法立足于现代社会。

生钦五世活佛的改革涉及各个方面,可谓多措并举,雷厉风行。

在政治方面,聘请苏联机械专家、军事教官和内地工匠、教师、工程师等进入土尔扈特,帮助建立工厂、发展工商业。

在宗教方面,他大力推动喇嘛不再仅局限于学习藏传医学、佛教医理、蒙医、法术、咒符、祭祀、典事等,还要学习畜牧业、农业耕作知识,并招收三名技术人员到黄庙中任教,教授现代化技术。

在军事方面,五从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蒙部请来了骑兵教官达希和沙莫洛夫,用苏联新的骑兵战术训练土尔扈特骑兵,把山地战、运动战、内线作战和外线作战作为主要科目,强化士兵训练,射击、劈刺、擒捉等个人科目,培养每个士兵的独立作战的能力。临战训练,以三到五人为骑兵群组,机动灵活地进行散兵群战,在有利于发挥骑兵优势的情况下速战突袭,这种军事改革大大提高了土尔扈特骑兵团的战斗力。

在经济方面,亲自主持兴建乌兰尕孜尔渠、盖干渠、斜米尔渠等水利设施,并建立面粉厂、地毯厂、皮革厂、肠衣厂等,而且推行经商致富的方针,让牧民经商。对土尔扈特人赖以生存的畜牧业,他调整畜群结构,引进顿河马、阿伦英哥马、伏尔加细毛羊和西藏牦牛,以发挥杂交优势。

在教育方面,强制王公贵族子弟一律入焉耆专署创建的两所蒙文学校读书,否则不予袭爵与任职;凡牧民子弟入学有经济困难的,盟旗都给予资助。

清末民初之际,蒙古盟旗中不乏进行现代化改革者,但如土尔扈特这般急进和彻底的还不多见。五世生钦大刀阔斧,对改变旧土尔扈特盟的落后面貌起到了相当的作用。不过,古语“事愈烦而天下愈乱”并非虚言,改革多头并举,耗费巨大,必然增加部民负担,而富民之举并非短时间可见成效,人们的不满便会聚集于改革者身上。五世生钦生于汗王之家,幼年为大活佛,成年为摄政,军政宗教大权集于一身,难免颐气指使,擅权专断,完全不顾及他人感受,为了改革的顺利进行,节约开支,大力裁撤冗员,仅一次就裁撤副苏木长(相当于村长)十五人,副旗长(相当于县长)五人,大量贵族官员也对他恨之入骨。

五世生钦自诩有益于部民,有功于汗王,再加上老将军杨增新的信任,完全有恃无恐。然而,二十世纪前半夜的中国到处都有血火硝烟,新疆在杨增新治下虽有十几年太平,但终究不是世外桃源。

1928年7月7日,年已66岁的杨增新遇刺身亡,经过短暂而血腥的乱局,甘肃省河州人金树仁夺取了新疆军政大权。从此,新疆的太平戛然而止。

而踌躇满志的“多活佛”五世生钦,则带着懵懂和刚愎,领着土尔扈特走向了莫测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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