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布尔汗： 东归英雄在民国

1775年（清乾隆四十年）1月9日，举世震惊的土尔扈特东归仅四年后，东归壮举的领导者，土尔扈特汗王渥巴锡以33岁的盛年撒手人寰。

临终前，这位十余岁便跟随父亲驰骋疆场，十九岁继承汗位，二十九岁发动东迁的英雄，向子孙留下了很不雄壮的遗言：“尔等只有严加约束村俗，安分度日，勤奋耕田，繁衍牲畜，勿生事端，致盼致祷”。

为了东归故土，土尔扈特人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十七万余人从伏尔加河启程，沿途经历百余战，再加上饥馑与瘟疫，到达清朝中国管辖的伊犁时，仅剩66073人。在东归之后，虽然清朝乾隆皇帝给予了极大的恩赏，土尔扈特人得以在天山草原安居乐业。但原本的部众被拆分，汗王权力被限制。面对着曾经将同宗同源的准噶尔人几乎斩尽杀绝的乾隆大帝，土尔扈特人对于“畏威怀德”四个字体验的最为深刻，作为一生都在谋求部众获得安乐生活的渥巴锡，在弥留之际，又怎能不谆谆教诲子孙要“安分度日”、“勿生事端”呢。

着清朝官服的渥巴锡汗，可看出年轻的汗王已有病容

土尔扈特东归之时，正是大清王朝鼎盛之日，康乾盛世的太阳还在正午当空，一切都很美好。然而，盛极必衰的规律总是要有的，乾隆大帝在“十全老人”的美梦中与世长辞，将一副烂摊子留给儿孙。土尔扈特人不用担心战争摧残，不必经受颠沛流离的日子只过了不到半个世纪便结束了，各种变乱纷至沓来。

而且，前方还有“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在等着。

一、在“老将军”治下

按照清廷安排，东归人众划分的属地是在今天新疆北部，蒙古国西南部的草原地带。渥巴锡直属土尔扈特部众被称为“旧土尔扈特”，分为四盟十旗，安置于裕勒都斯草原、博克塞里、精河县和乌苏县等地。渥巴锡发动东归的最主要助手舍楞的部众被称为“新土尔扈特”，划为一盟二旗，安置于科布多、阿尔泰地区。而跟随土尔扈特一同东归的和硕特人，也被设置一盟四旗，安置于和硕县一带。

在有清一代，一百九十九家蒙古王公中，享有“汗”号尊荣的只有五家，渥巴锡家族便是其中之一，受封“卓里克图汗”。但以清朝的理藩制度，“汗”只是荣誉爵位，绝不比其他王公享受更多的封地和属民。渥巴锡直属部众被分为四盟十旗，而其家族只能掌管一盟四旗，其余三盟各有盟长，渥巴锡家族对他们仅有华而不实的视察和慰问的权力。至于科布多、阿尔泰地区的新土尔扈特以及和硕县的和硕特，则连名义上的管辖权都不具有。

渥巴锡以33岁的年纪早逝，从他开始，土尔扈特汗如同被下了魔咒一般，历任汗王都难以长寿。渥巴锡之子，第二任汗策凌那木札勒年仅26岁便去世。之后的八任汗王，第三任汗霍绍齐、第四任汗丹津旺济勒、第五任汗纳木札勒多尔济、第六任汗策登多尔济、第七任汗那木札勒珠尔默特策凌、第八任汗玛哈巴咱尔、第九任汗拉那特巴咱尔、第十任汗布彦绰克图，最高寿命记录也只有31岁。

这么多代连续短寿，实在让人惊诧，土尔扈特汗室也想尽一切办法希望能让汗王延寿。比如第六任汗策登多尔济即位时年仅2岁，因前几任汗王都即位太早，家族长辈恐其操心劳神命不及寿，直至策登多尔济20岁才让其正式承袭汗位。而这位汗也果然身体康健，生龙活虎。

可惜，承袭汗位不久，新疆便遭遇了“张格尔之乱”，浩罕汗国奉“和卓后裔”张格尔为旗帜大举入侵。年轻的汗王率土尔扈特骑兵跟随清军进剿，颇有功劳，岂料因积劳成疾，以25岁的英年病死军中。第七任汗那木札勒珠尔默特策凌即位后，专门请达赖喇嘛进行测算，指出应该将汗王府搬迁到巴音布鲁克草原，这样才能为汗王延寿。然而王府搬迁后，那木札勒珠尔默特策凌汗还是在23岁便离世而去。

拖后承袭汗位不行，搬迁府邸也不行，土尔扈特汗室不得不求助于大皇帝。第九任汗拉那特巴咱尔即位后，上书咸丰皇帝，恳求皇帝赐名延寿，咸丰皇帝从其请，将之改名为布彦乌勒哲依图。皇帝赐名，是极大的恩典，但此时清朝日薄西山，皇帝的神性也打了折扣。布彦乌勒哲依图汗在遭遇了“阿古柏之乱”的战火硝烟、颠沛流离之后，以28岁的年纪去世。

到第十一任汗布延蒙库即位之时，人们已经无暇关注汗王能否长寿了，因为此时大清朝的寿数都走到了尽头。

布彦蒙库汗（1885-1917年）

1890年，第十任汗王布延绰克图病逝，其子年仅5岁的布延蒙库即位。1911年，16岁的布彦蒙库汗进京朝觐皇帝，岂料走到半路，辛亥革命爆发。北京传来消息：“局势不太平，觐见已经不易，汗早归为宜。”

布彦蒙库汗年不及弱冠，自然不敢冒险，只好返回。可此时天下扰攘，沿途各省都有起义，为了安全，不得不取道俄国西伯利亚才回到新疆，而这一旅程为布延蒙库汗的后半生埋下了隐患。

待回到新疆，布彦蒙库汗发现，家乡也已经兵戈遍地，不再太平了。

1911年12月，革命党人刘先骏在伊犁发动起义，虽然因准备仓促而失败，但仅十余天后，革命党人冯特民、李辅黄便发动起义获得成功，战败并处死清朝伊犁将军志锐，于1912年1月8日，在伊犁成立了新疆伊犁大都督府。

新疆民族众多，情形复杂，清朝时便多种制度并行，在中央政府的威权下维持微妙的平衡。到了大乱之际，平衡打破，自是群雄蜂起，各据一方。

革命党的大都督府占据着伊犁、塔城，除这一路外，还有四股势力：

其一，是清朝新疆巡抚袁大化，他掌握着新疆陆军混成协，主力在乌苏；其二，是喀什道尹袁鸿佑与提督焦大聚统辖的原清军防营；其三，是镇迪道尹兼新疆提法使杨增新，他掌握的回族新军驻防迪化（今乌鲁木齐）、昌吉等处；其四，便是遍布新疆各地的哥老会，虽然哥老会也算革命党一派，但毕竟是老派会党，且组织分散，并不听革命党号令。

按说，如此情形，不血流成河难有了局。所幸，1912年2月12日，宣统皇帝宣布退位，清朝灭亡。袁世凯成为了中华民国大总统，3月15日，北京政府改新疆巡抚为都督，要求各派停战议和。

袁大化是清朝新疆巡抚，如今清朝已亡，自是没了依仗，于是自请卸任。袁大化手上有革命党血债，虽然去职，也不愿将政权交给革命党，便举荐喀什道尹袁鸿佑为大都督。可事与愿违，袁鸿佑在赴任途中被哥老会所杀，紧接着迪化又发生兵变，袁大化焦头烂额，将大都督之职交给了杨增新，携家眷东归。

原本在各派力量中实力最弱的杨增新，便成为了新疆大都督。

杨增新（1864-1928）

杨增新，字鼎臣，云南蒙自人。光绪十五年（1889年），25岁的杨增新赴京参加会试，考中二甲第一百二十七名进士。先后在甘肃任中卫县县令、河州知府。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奉调进疆，辛亥革命前任镇迪道尹兼新疆提法使。

虽是进士出身，文人本色，但杨增新宦海沉浮二十年，经验老道，很有手腕。伊犁起义爆发时，杨增新原本还是一介文职官员，无权无兵。但得到巡抚袁大化命他招募军队的命令后，却能迅速在迪化附近召集回民上千人，编为“回队”五营，自任统领，并分别以马福兴、马福明、马致和、李寿福、李福恩为分统领。

回营成立后，杨增新迅速使之成为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在1912年4月平定哥老会在焉耆的起义，7月又平定哥老会在轮台县的起事。待到成为都督后，他先是率兵平定迪化兵变，之后以突袭的方法，于1913年10月除掉了伊犁起义的领导人冯特民、李辅黄。并在三年之中，铁腕清缴各地哥老会，将各地会首抓获处死，哥老会从此一蹶不振，逐渐销声匿迹。

对杨增新来说，消灭革命党、哥老会，不过是治疆第一步，如何面对大乱之际的俄国威胁，如何安抚新疆各族，才是立身之本。他生于民族杂居之云南，早年任职又在民族杂居之甘肃，如今治理民族杂居之新疆，颇为驾轻就熟。

对于革命党心狠手辣，一副军头丘八嘴脸，而对于新疆各族，杨增新则是传统士大夫的面目，讲究“爱之如一”，怀柔治之。按照他自己的话说，是“抱定大同宗旨，化种族之意见，以保地方之和平”。

当然，“化种族之意见”在现实中总有权衡。此时新疆有人口二百万左右，被称为缠民的维吾尔族和被称为回民的回族占了九成有余，其余各族不到一成。汉族大部分都是“旅新游民”，属于“有生命而无财产者”，且帮派势力太甚。至于蒙古族基本集中于北部边疆，人口稀少。因此都不能做为依仗。维吾尔族是土著民族，人口又占绝大多数，若是成为军政主体，杨增新这样的外来者必然被架空，因此不能放心使用。因此，人口不占多数，而“皆系土著，各有身家妻子”，并且“语言文字风俗习惯，无一不与汉民同”的回族便成为杨增新主要依靠的力量。

杨增新大力扩充回营，在他看来“新疆回民与缠民，言语殊而宗教同，缠民之顺逆，视回民为转移”，若用回兵，则可使“回缠悉就范”，是为“以回制缠”。

这样的做法，虽然不脱羁縻牵制的老路，但对于当时内地战乱不宁，边疆列强环伺的局势确实有效。即如杨增新所谓：“新疆种类庞杂，非有回队不足以相互牵制，因时因地，不得不然。”这样新疆得以安定，而且因为俄国境内亦有大量回民，而用回兵，则可达到“以华回牵制俄回”之效。

军事上倚重回兵，政治上则多措并举。原本汉人官员，大体留任，而且打破清代严禁地方官学习维语的禁令，要求地方官学习维语，这样不会如前清一般“地方官者往往因言语不通，文字隔阂”而“几如木偶泥人”。对于维吾尔王公、蒙古王公、回族上层乃至哈萨克首领施以恩德，在原有封爵上再次加封。对于宗教，也指出只要“不传邪教，谋为不轨之事”，便“政府无须干涉”。甚至改变前清由地方官员验放派遣阿訇的惯例，允许“民间尽可自行延请”，避免了官方指派阿訇导致民心不服，甚至出现寻租导致腐败横行乃至教派冲突的弊病。另外，对于王公压榨乡民，他则以政府的名义强令多次减免差徭。

于是乎，杨增新“以土著牵制游民，以回缠牵制汉人，即以汉人牵制回缠，更以内地此省之人，牵制内地彼省之人，使各有所瞻顾，而不敢轻发”的策略得以实现，他所希望的“收拾各种族之人心”的局面得以完成，各族官民对他都很信服，尊称他为“老将军”。

老将军所维持的太平，足有十七年之久。

而在这位老将军治下，土尔扈特内部，却并不太平。

土尔扈特汗室受恩于清廷，但兵微将寡，在朝廷覆没之时，自是不会有“勤王”的想法。而且新疆大乱不过数月，杨增新便横空出世予以安定，也不必再考虑应付乱局的措施，但毕竟清朝崩解不同于一般的改朝换代，原本不该有的问题也随之出现。

布彦蒙库汗进京觐见皇帝未果，从西伯利亚取道回乡之际，遇到了一个人。此人名为林修德，身世成谜，只知道其人原本是一个重犯，要被处决时被布彦蒙库汗救下。而就在死里逃生之际，不知其人用了何种手段，竟然让布延蒙库汗极为信任，与之八拜为交，被尊称为“阿合”，也就是大哥，从此成为布延蒙库汗最为信任的入幕之宾。

待回到土尔扈特，林修德很快被任命为巡捕官，后又被任命为固孜达（又名管旗章京）。林修德应该是对于革命思想极为痛恨的人，他也深刻影响了布延蒙库汗。土尔扈特汗室一直以善待属民著称，而布彦蒙库汗看到各地会党举事，新疆各地都有戕官之事，因惧怕属民中也有革命风潮，于是命林修德组织了一支侦缉队伍，专门查办“不轨”之事。

这支侦缉队一律骑白马，因此被称为“白马骑士”，直接受命于汗王，任何人不得掣肘。有着挺浪漫名字的“白马骑士”队，虽然也确实办了些查办革命风潮之事，比如捕杀焉耆哥老会首领胡德才，可因为权柄过大，无人制约，横行乡里，强取豪夺，甚至滥杀无辜之事层出不穷。“白马骑士”与其统领林修德遂被官民切齿痛恨。

1915年秋，林修德在前往迪化拜会杨增新的路上被暗杀。“阿合”遇害，布彦蒙库汗勃然大怒，下令严查凶手，可追查许久也毫无头绪。林修德死后，布延蒙库汗给了“白马骑士”更大权柄，使之更为肆无忌惮，以至于有着崇高威望的喇嘛，王府中的管事，都在毫无罪名的情形下被杀。土尔扈特上下，弥漫着恐怖氛围。

恐怖总是不能长久，1917年，布彦蒙库汗离世，虽然年仅32岁，但也破了从第二任汗开始的寿命记录。布延蒙库汗的儿子，年仅2岁的满楚克扎布承袭汗位。由其母亲赛尔吉布吉特摄政，布彦蒙库汗的二弟，五世生钦活佛为骑兵统带。而在五年后，赛尔吉布吉特也离世，生钦活佛便成为摄政。

五世生钦活佛怀抱满楚克扎布

关于布彦蒙库汗夫妻之死，传说和记载很多，且互相矛盾，有正常死亡说，也有被害身亡说。流传最广的，是生钦活佛先后害死了哥嫂，挟持小侄子把持了土尔扈特军政。不过这种说法来源于生钦活佛的政敌，让人难以相信。而土尔扈特末代公主满琳在回忆录《土尔扈特女儿》中，也认为自己的祖父祖母是被害死的，但并不认为是叔公生钦活佛所为。

五世生钦活佛比布彦蒙库汗小两岁，原名布彦克什克。1888年（光绪十四年），当时在位的布彦绰克图汗带着家眷及庞大的礼佛团，前往拉萨熬茶礼佛。蒙古人笃信藏传佛教，而到圣城拉萨礼佛是会有极大福报，因此各部王公都会不定时前往。这次礼佛，对于土尔扈特汗室来说原本并无特殊意义，岂料会有重大的宗教事件发生在此次礼佛之行中。

生钦活佛系统是西藏江孜重孜寺的活佛系统，重孜寺是扎什伦布寺的属寺，而生钦活佛又是班禅系统内，最重要的活佛之一。据佛典记载，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在1376年（明洪武九年）时，曾预言重孜村一名叫做仁钦嘉措的小孩日后会在重孜建一寺。而这位仁钦嘉措长大后果然苦行修行，成为高僧，并于1442年（明英宗正统七年）建成了重孜寺，并成为扎什伦布寺的属寺。而仁钦嘉措也成为第一世生钦活佛。

此后，生钦活佛系统代代传承，二世生钦活佛洛桑班觉与六世班禅同年，是著名高僧。三世生钦活佛洛桑丹津班觉是七世班禅的弟子，又是八世班禅的教理师。可见生钦系统与班禅系统关系的紧密。

到四世生钦活佛洛桑班丹群培时，生钦系统又进一步，成为扎什伦布寺掌印扎萨克喇嘛，也就是班禅之下最高的行政官。

按照清朝治藏制度，班禅不仅在宗教上与达赖平等，而且有着被称为“班禅拉章（事务处）”的独立行政机构，掌管后藏（日喀则地区）四个宗（县）几十个谿卡（庄园）的土地百姓。因此四世生钦活佛也算得位高权重。

1879-1882年间（光绪五年至八年），英国间谍达斯以朝佛者的身份进入西藏，收集各类情报。达斯首先取得了重孜庄园庄园主帕拉夫人的信任，得到周济，并经过帕拉夫人，见到了四世生钦。帕拉家是重孜寺的施主，四世生钦出于对帕拉家的情谊，收达斯为徒，为他的游览提供了很多方便。

印度西藏毗邻，双方交往密切，印度佛教徒入藏朝圣本是寻常之事。然而，此时世界局势已然不同，英国建立了庞大的殖民帝国，一面用大炮打开了中国国门，一面为了保障在印度的利益，也对紧邻印度的西藏虎视眈眈。而在两次鸦片战争之后，看到清朝皇帝被列强巧取豪夺，西藏僧俗也对英国有着十二万分小心，噶厦政府（西藏地方政府）在1879年还向清廷上了一个名为《全藏公禀永远不准洋人入境》的请愿书。四世生钦收外来身份不明者为徒，而且为其提供方便，是犯了大忌。而达斯的间谍身份后来又被曝光，四世生钦自然难逃干系，噶厦政府于是将四世生钦逮捕。

原本噶厦政府对班禅拉章官员并无处置的权力，但此时清朝式微，曾经的惯例已经不再被重视，加之八世班禅已经圆寂，转世灵童尚未确定，噶厦政府也有借此打压班禅系统之意，于是下令将四世生钦处死。

四世生钦死后，噶厦政府终止其转世，原本这一系统将从此断绝。而1888（光绪十四年）年土尔扈特汗室前来礼佛，班禅拉章得知布彦绰克图汗的次子出生时正好是四世生钦离世之年，于是进行测签，认定其便是生钦活佛的转世灵童。

土尔扈特汗室是清代爵位最高的五位蒙古汗王之一，历来受到清政府的优待和重视。虽然噶厦政府心有不满，但也不好出手阻止。经过一番宗教仪轨，1890年（光绪十六年），布彦绰克图汗次子布彦克什克正式成为五世生钦活佛，法名多布栋策楞车敏。

五世生钦七岁时入西藏甘丹寺学经，获得了磋钦悉达（大寺庙主持者的地位）的尊号。1905年，英军发动第二次侵藏战争，十三世达赖喇嘛避走外蒙古，颠沛流离之际，为了收取蒙古人心，十三世达赖承认了其生钦名号，五世生钦在宗教上的名位再无问题。

经过多年的刻苦学经，学完了全部经典课程后，五世生钦回到家乡，主持土尔扈特佛教中心巴仑台黄庙（汉名永安寺），此时他已经20多岁，受到部民尊奉，尊称为“多活佛”。

1917年，布彦蒙库汗离世，嗣子年幼，其妻摄政，但妇道人家毕竟难以掌管大局。五世生钦既是布彦蒙库汗的亲弟弟，又是大活佛，自然成为土尔扈特的主心骨。而掌管新疆的“老将军”杨增新也对他扶持有加，先是允许其扩充蒙古骑兵部队, 给以军械，并委任其为骑兵统带。1922年布彦蒙库汗妻子去世后，更一力扶持其成为摄政。

五世生钦戎装照

成为摄政时的五世生钦不过35岁，虽然出身佛门，但血气方刚，并不想安心守成，而思有所作为。他既有宗教权威，于上得到杨增新的支持，于内又掌握军权，于是大施拳脚，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土尔扈特所居之地在新疆北部，紧邻俄罗斯。虽然与西欧各国相比，俄罗斯算是落后，但毕竟是列强之一，军事民政颇有可观之处。与之相比，五世生钦深感土尔扈特部民思想禁锢、精神萎靡，生活普遍贫困，人口寿命缩短。而部落赖以生存的畜牧经济，畜群结构极不合理，畜群质量日益退化。整个部落没有现代化学校，文盲增多，人口素质下降。不痛下决心予以改革，部族将无法立足于现代社会。

生钦五世活佛的改革涉及各个方面，可谓多措并举，雷厉风行。

在政治方面，聘请苏联机械专家、军事教官和内地工匠、教师、工程师等进入土尔扈特，帮助建立工厂、发展工商业。

在宗教方面，他大力推动喇嘛不再仅局限于学习藏传医学、佛教医理、蒙医、法术、咒符、祭祀、典事等，还要学习畜牧业、农业耕作知识，并招收三名技术人员到黄庙中任教，教授现代化技术。

在军事方面，五从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蒙部请来了骑兵教官达希和沙莫洛夫，用苏联新的骑兵战术训练土尔扈特骑兵，把山地战、运动战、内线作战和外线作战作为主要科目，强化士兵训练，射击、劈刺、擒捉等个人科目，培养每个士兵的独立作战的能力。临战训练，以三到五人为骑兵群组，机动灵活地进行散兵群战，在有利于发挥骑兵优势的情况下速战突袭，这种军事改革大大提高了土尔扈特骑兵团的战斗力。

在经济方面，亲自主持兴建乌兰尕孜尔渠、盖干渠、斜米尔渠等水利设施，并建立面粉厂、地毯厂、皮革厂、肠衣厂等，而且推行经商致富的方针，让牧民经商。对土尔扈特人赖以生存的畜牧业，他调整畜群结构，引进顿河马、阿伦英哥马、伏尔加细毛羊和西藏牦牛，以发挥杂交优势。

在教育方面，强制王公贵族子弟一律入焉耆专署创建的两所蒙文学校读书，否则不予袭爵与任职；凡牧民子弟入学有经济困难的，盟旗都给予资助。

清末民初之际，蒙古盟旗中不乏进行现代化改革者，但如土尔扈特这般急进和彻底的还不多见。五世生钦大刀阔斧，对改变旧土尔扈特盟的落后面貌起到了相当的作用。不过，古语“事愈烦而天下愈乱”并非虚言，改革多头并举，耗费巨大，必然增加部民负担，而富民之举并非短时间可见成效，人们的不满便会聚集于改革者身上。五世生钦生于汗王之家，幼年为大活佛，成年为摄政，军政宗教大权集于一身，难免颐气指使，擅权专断，完全不顾及他人感受，为了改革的顺利进行，节约开支，大力裁撤冗员，仅一次就裁撤副苏木长（相当于村长）十五人，副旗长（相当于县长）五人，大量贵族官员也对他恨之入骨。

五世生钦自诩有益于部民，有功于汗王，再加上老将军杨增新的信任，完全有恃无恐。然而，二十世纪前半夜的中国到处都有血火硝烟，新疆在杨增新治下虽有十几年太平，但终究不是世外桃源。

1928年7月7日，年已66岁的杨增新遇刺身亡，经过短暂而血腥的乱局，甘肃省河州人金树仁夺取了新疆军政大权。从此，新疆的太平戛然而止。

而踌躇满志的“多活佛”五世生钦，则带着懵懂和刚愎，领着土尔扈特走向了莫测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