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和任何人作对，我起诉单位和当地教育局，只是为了讨个能经得起时间检验的说法。走上法庭，是因为我相信法律的公平正义！”
面对记者，姚燕燕如此说道。
她是焦作市山阳区某中学的一名教师，因不满职称评定，在网上发帖抱怨，被学校领导班子发现后，认定为“影响教学秩序”，责令其删除在网上发布的相关内容，并免去了姚燕燕的班主任。
姚燕燕对此不服，将所在的学校告上法庭。
同时，也状告山阳区教育局“行政不作为”——因为在此之前，姚燕燕向当地教育局提出申诉，但教育局未在法定期限内对其申诉作出处理。
3月31日，当地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姚燕燕被一些记者采访，由此进入公众视野。
庭审中，学校和教育局，也分别援引相关的法律条文，当庭阐述了各自的理由。此案没有当庭宣判。
对此，姚燕燕表示：
我上法庭，就是要讨个说法，这是我的合法权利；至于最终的判决，无论怎样我都接受。
01
“讨个说法”，究竟讨的是什么？
对姚燕燕的做法，一些网民不赞同：
“职称高点或者低点，无非是多拿点钱或者少拿点钱，但至少有个稳定工作。要是我，估计也就忍了。”
“个人告单位，尤其是民告官，胜诉谈何容易？就算胜诉，把工作单位和教育局都得罪了，就算有了更高职称，换个地方恐怕也没人敢要你……就为了一个‘说法’，值得吗？”
“什么‘说法’？不就是斗气吗？……”
然而，本书的作者德沃金，显然并不赞同此类看法。
他特别提到了一些似乎只是为了“讨说法”的案件：
1960年3月29日，64位黑人民权人士购买了《纽约时报》一个整版，刊登了题为《请倾听他们的呐喊》(Heed Their Rising Voices)的种族平权倡导广告，为民权运动募捐基金。
该广告抨击了美国南方各州，尤其是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警局，称这些“大权在握的南方各州违宪者”正在合谋破坏黑人民权运动，甚至谋害其核心人物马丁•路德•金。
后来，上述内容被发现一些细节并不真实，甚至是故意捏造的。
于是，蒙哥马利市负责警察局的民选市政专员萨利文（L.B.Sullivan），写信给《纽约时报》和部分签名人士，要求撤回广告。
在遭到拒绝后，萨利文将《纽约时报》和部分带头签名者告上法庭。
在当时，这也被很多人视为“斗气”的官司。
有咨询机构劝说萨利文：
“无论官司胜败，你都输掉了。即使官司胜诉，你也会越描越黑；如果败诉，你更会坐实‘破坏黑人平权’的骂名。”
但萨利文不为所动，表示：
我和我所在的团队，根本没有做过那些被《纽约时报》报导的恶行，所以我就要在法庭公开发声，将我的清白告知公众，并且要让《纽约时报》赔钱、道歉。
结果，法庭所有的法官，一致判决萨利文败诉。
尽管《纽约时报》的不实指控，证据确凿，但萨利文有公职身份，按照美国法律，民众批评公职人员，有更大的言论自由，不适用于普通民众之间的“名誉侵害”条款。
碰了一鼻子灰的萨利文，成了当时美国的大众笑柄。
但德沃金在书中认为，那些“讨说法”的官司，究其本质，当事人所讨要的，是个人的合法权利。
进一步讲，是“白纸黑字”的法定权利，在具体场景、具体境遇中，能够“普遍适用”、“落到实处”。
当个人权益受到侵害时，法庭的一纸判决、几句“说法”，意味着法律权威对其权利的公开背书、支持。
这背后，包含了对法律权威的坚定信仰，和对这种信仰的公开表达。
换言之，“讨说法”的官司，就其客观效果而言，也是在维系和捍卫法律的尊严。
但在国内，“讨说法”却可能是“给自己讨来麻烦”、“讨来打击报复”的代名词。
一个众所周知的状况，是前些年的上访人员，被拦截、殴打，被无微不至地监控。甚至杀害上访者的极端案例，也有发生。
信访，是我国法律明确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利。
但认真对待这份权利的人，却可能付出血的代价，包括不明不白死在车轮下的钱云会，多年过后也没有明确说法，逐渐被人遗忘。
即使和工作单位打官司，也可能招来长久的麻烦，被视为刺头，被单位排挤，如果换个工作，当初那场官司也可能成为“黑档案”，其他用人单位也难免对其“敬而远之”。
姚燕燕未来的就职环境，恐怕也会象一些网民所担心的那样变得非常恶劣——无论这场官司的结果如何……
可是，她做错了什么呢？
02
“法庭刁民”，也是大众权利的守护者
姚燕燕被一些人认为是“刁民”。
她的某些做法，确实是有争议的。
当初，她不满学校的职称评定，在网上发了一些吐槽的视频和帖子。
有人说， “如果姚燕燕从一开始就诉诸法律渠道，这样做没问题。但她在网上说工作单位的坏话，因此被工作单位处分，这很难说是冤枉的。”
还有人说，“她是在散布对工作单位不利的言论、受了处分之后，才上法庭，翻出‘评定职称是否合理’的老账，和单位‘讨说法’。这恐怕就有些强词夺理了，甚至无异于刁民……”
这种争议，我们不妨先悬置，之后法庭会作出判决。
然而，即使姚燕燕真是强词夺理的刁民，在德沃金看来，这类人同样是值得肯定的。
他在书中说：
绝大多数争议和纠纷，都是双方各有一部分道理——反过来讲，就是各有一部分不那么占理。
因此，甚至可以说，对簿公堂，往往就是双方各自穷尽一切手段“强词夺理”的过程。
如此一来，双方谁是刁民？或者说，谁不是刁民呢？
在德沃金所在的美国，每年法庭收到的案件都有几千万，有些案件的当事人，涉及多方、多人。
换言之，平均而言，几乎每个美国人，都会在一年半左右的周期内，至少有一次出庭经历——不是原告，就是成为被告。
出现车辆追尾之类的事故后，往往双方都会迅速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各自联系律师。
然后，双方律师都会法庭上，尽可能把更多责任推给对方，因为这涉及保险公司的赔偿金的多少。
双方都“刁钻”地细抠法律条文的某个单词，作出不同的解读，大玩文字游戏；或者，抓住对方言辞的一个细节漏洞，进而得出“此人不诚实”之类的结论，是美国法庭的常态。
实事求是地说，上述的法庭辩论，往往充满了逻辑诡辩。
然而，也正是这种可说是“全民皆刁”的风气，二百多年来，一直守护着大众的权利。
例如，同样出现交通事故，那些不那么喜欢诉诸法庭的社会，往往会设法私了，谈不拢就会当街争吵，甚至诉诸暴力。
相比之下，“刁民嗜讼”的特性，让美国社会避免了很多人际冲突和暴力事件。这对所有人都是一种有力保障。
再如，哪怕是拥有很高民望的美国总统，也会被另一些民众，和很多媒体，不遗余力地公开丑化，因为这是美国人的法定权利。
书中说：
“一个‘盛产刁民’的社会，几乎不可能出现俾斯麦式的强人，因为即使出现了，‘铁腕’也会寸步难行，被各种诉讼缠身。”
“反观另一个极端，也就是那些大多数人都更愿意选择‘私了’，弱者则一再忍气吞声的社会，恐怕每个普通人都会充满不安全感，因为总有人比你更强，所以每个人都随时可能屈从于强力强权，以放弃自己的法定权利，来获得苟安。”
在这样的社会，各种“潜规则”盛行，甚至被视为常态。
大家都逆来顺受，没有人愿意做姚燕燕这样的出头鸟，更没有“无理搅三分”的“刁民”。
于是，每个人的很多基本权利，都被一再压缩。
03
让依法维权者，别再流血又流泪
一个社会，只有更多的人，都能像姚燕燕那样依法捍卫自己的权利，才能让每个人的合法权利，有足够安全屏障，不会被其他人尤其是更有权势者轻易碾压。
书中谈到，美国很多雇员一边和雇主打官司，一边正常上班，雇主无权辞退——除非拿出“该雇员不胜任所在岗位”的铁证。而如果因此被辞退，雇员也可以就此发起另一场诉讼。
至于教育主管部门之类的官方机构，其权力行使，更有很多细节化的规定，避免公权力的滥用，尤其是对普通人的打击报复。
主动站出来，依法维权的人，哪怕仅仅出于自利的动机，其客观意义也包含了对其他人权力的普遍捍卫，和对法律尊严的强化。
因此，全社会都有义务保障他们，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而不要让他们“流血又流泪”。
然而，姚燕燕有这样的保障吗？
或许，这才是更多媒体和网民，接下来，应当备加关注的焦点。
在此之前，一个名叫弦子的女青年，状告朱军性骚扰。
此案拖了几年，至今尚未判决。
而弦子一次次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在她微博下面的留言中，经常出现各种质疑甚至谩骂。
和一个名流打官司，就要承担如此代价。
相比之下，姚燕燕是难能可贵的。
无论之后，姚燕燕得到怎样的判决，我们都希望她将来的工作和生活，不要因此受到负面影响，未来多些坦途，少些崎岖。
她确实配得上这样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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