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因为新冠错过考研的中年人，后来怎么样了？

​ 去年12月23日凌晨，出差在外的付军收到了自己的阳性核酸检测结果，之后被送往医院治疗，他因此错过了准备了3年的研究生考试。作为新冠确诊病例，他以“中年考研男”的身份，自此被舆论关注和热议。每日人物找到了付军和他的家人，和他们聊了聊这段经历。 如今，核酸转阴的付军依然在宁波隔离，结束宁波的隔离后，他回到北京还需要继续隔离，大概率无法和家人一起度过春节 1 付军的流行病学调查是在2020年12月23日凌晨4点开始进行的。前一天晚上，他和另外三名同事从北京飞到宁波，与项目伙伴洽谈合同细节。 按照计划，隔天他就可以飞回北京，26日他还有研究生考试。付军在北京的一家公司工作，他是公司预算部的唯一职员，负责工程招投标以及相应的审计管理。 不过，凌晨流调的电话，付军没有接到。平日晚上在家陪孩子，他的手机在这个时段调成了静音模式，直到早上7点，他才发现手机上有5个未接来电，号码显示来自北京。 付军回拨其中一个电话号码，被告知他的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确诊的信息，来自北京市顺义区疾控中心。出差前，付军因为即将要参加研究生考试，去过顺义区的后沙峪镇做免费核酸检测。“我们已经将样本送至北京市疾控中心，正在复核。”电话那头的工作人员告诉他。 付军懵了，从北京至宁波，一路起码历经了4道测温关卡，身体也没出现过任何不适，怎么会感染了？ 半小时后，北京市疾控中心消息传来，复核结果阳性。付军一惊，“怎么会，是不是搞错了。”对方要求付军待在酒店房间内，切勿出门。 随后，付军接到了顺义警方的来电，对方希望他尽快回忆这14天以来的行踪，以协助做好流调，尽快找到密切接触者以及病毒源头。还有，流调这段时间内先不要接其他来电。付军这才开始意识到事态严峻，逐渐紧张起来。 北京的家人此时也接到了付军确诊的消息，不到一小时，父母、妻子打来十多个电话，让付军不得不跟告诉流调人员，“我需要几分钟给家人报平安。” 在回拨“滴、滴”的等待音里，付军活动一下面部肌肉，让自己情绪平复下来。面对焦急的父母还有妻子的询问，他简单说了几句安慰的话：“没事，别担心，还没确定呢。”初次流调进行了快三个小时。差不多同一时刻，在北京的妻子刘艳、女儿还有父母，作为密切接触者被送往酒店集中隔离。 上午11点，付军被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从酒店房间领至大堂门口，一边大声提醒着围观着的人们散开时，他觉得自己像个“恐怖分子”。他坐进了救护车的后方，按照医护人员的要求系上了安全带。去医院的路上，灰蒙蒙的天下起了雨。半小时后，被送进隔离病房后，付军还未从当下发生的一切中缓过神来。 ​ ▲ 图 / 视觉中国 2 付军的确诊，打破了北京顺义318天没有出现新冠病例保持的记录，也打破了宁波的306天无人确诊记录，用他的话说，“让宁波所有的相关医疗机构提心吊胆了”。 不过，即使被送进医院4层的隔离病房，付军仍不相信自己感染了。他追问给他做咽拭子的护士：“试剂检测有没有可能出现问题，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入院后，他在三天内接受了7次核酸检测，结果都是相同的：阳性。医生告诉他：“做这么多次，你肯定是确诊了，不会每次都有问题。”付军这才部分接受了现实。 之后，12月27日北京出通报，称12月26日金马工业园发现3例员工感染确诊，但流调尚未证实付军与此之间的关联，这一度让他心存侥幸，“可能是他们（疾控中心）搞错了。” “挺意外的，感觉不可思议。”在没有被确诊前，付军在北京的工作、生活多是从家到公司，两点一线。 34岁的付军住在顺义，家靠近首都机场。每天早晨6点10分起床，7点在国展地铁站上车，换乘两趟地铁后，在林萃桥站下车，再乘坐班车前往公司，一次通勤，会花去他将近90分钟的时间。 大多数时候，他会找个位置站着，拿出手机背英语单词。15号线有一段没信号，这5分钟里，他会望着窗外发会儿呆。如果够幸运能坐下，他会小眯一会儿。通常是8点半左右，他准时抵达公司。 午餐通常是在公司园区的地下一层员工餐厅解决，有5荤4素的菜品可选择，也有盖饭、面条和水饺，一顿花费在20块左右。晚上按原路返回，7点左右到家，正好赶上和家人们的晚餐。 等到了双休日，付军会带两岁多的女儿去离家6公里外的早教中心上课，学习水育、美术等不同课程，有时也去奥林匹克水上乐园和位于后沙峪镇的游乐场。付军说，像他这样的家长，小区里并不少见。他也常和小区里其他父母交流，自认为教育投入属于中等，不想给孩子太大压力，更想从小给她建立良好的习惯，让她自由成长。 这些再正常不过的日子，在12月23日出现了波澜。 付军的流调持续了三天。隔离医院的7次检测结果让他开始接受了现实。相反，他开始担心起家人，更害怕自己传染给了家人。 其实，家人的恐惧已先他而至。付军的父母、妻子刘艳和女儿被安排在隔离酒店的两个房间，此前他们的核酸检测结果都为阴性，但送进去的当天，两位老人都出现了发烧症状，被紧急送至医院观察。这让付军颇为揪心。好在两天后老人体温恢复正常，被接回隔离酒店。 刘艳每天都会面对穿着防护服来做咽拭子的医务人员，她特别紧张。两岁多的女儿佩奇总会缩在妈妈里说：“妈妈，我害怕。”有时也会被吓到哭，每天晚上睡觉前，佩奇都会跟妈妈说：“妈妈我害怕，我想找爸爸。” 害怕的时候，刘艳抱着女儿在不到10平米的房间里转一转，有时靠着从家里带过去的玩具，用彩笔画画，以此来转移注意力。实在没办法，就让她看一些喜欢的动画片。 那几天，刘艳的焦虑与恐惧达到顶峰，这让她想起来疫情期间在机场工作的情形，每天下班后提心吊胆，担心感染家人，自己一度想在外面租房住。直到在酒店隔离一周后，刘艳才慢慢习惯，又过去一周，女儿也逐渐适应了新的房间环境。 ​ ▲ 某家集中隔离医学观察酒店。图 / 视觉中国 3 夫妻间的视频聊天每天都在进行，交换彼此的情况，但分隔两地，刘艳只能通过新闻报道或者视频聊天里去观察、了解丈夫的病情与状态。 入院五天后的12月28日，付军出现了呼吸困难、四肢无力的症状。刚巧赶上寒潮过境，宁波最高气温不过2、3度，入院没几天的付军患了感冒。 付军的症状不算重，需要接受的是一日三次的雾化和药物服用，雾化是为了给肺部消炎，服用药物是针对他的感冒症状。 这些付军一开始没有跟刘艳说，他怕妻子担心。直到看着屏幕那端面色发黑、说话不流畅的丈夫，刘艳才知晓了丈夫的真实病情。 在此之前，付军曾找尽了借口跟妻子去掩盖自己的确诊事实。“检测结果有问题，科技也会不准确嘛”“这是假阳性，没啥事，过两天就回家了”。付军甚至在电话里安慰妻子：“我12月17号就被感染了，这10来天过去都没啥大碍，要有问题早出事了。” 这些说辞是乏力的。刘艳不怎么相信，也不意外丈夫这样的回应。在平常生活里，付军总是报喜不报忧。在公司遇到难题，他憋在心里，生病也不愿意跟她说。有时刘艳看到他脸色不对而去询问时，得到的回复也是“挺好的”“不难受”。 有一段时间，每天下班回到家后的付军总是“绷着脸，很疲惫”，让刘艳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付军是不是对自己，这个家有什么不满？ 12月28日，付军确诊的消息上了新闻，同时也被公布了详细的流调结果，刘艳才慢慢理解丈夫的世界：工作、学习耗费了他的精力，还有睡眠不足，回到家中的他，“没有力气再去展现自己的活力，现在觉得他真的很辛苦”。但当时刘艳拿这些去问他，付军仍对妻子不松口：“新闻上说的也不一定是真的。” 时隔多日，付军向每日人物解释，这些借口其实是一种缓冲，“让家人慢慢接受自己确诊的事实。“他们在酒店隔离，心里肯定会特别紧张，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家人不要过于担心。” 事后，付军也在反省，觉得自己不关注身体健康，生病不愿意说，这对自己还有家人都是不负责的。其实，他的内心是有过恐惧的，“是那种最坏的结果。” 处于隔离中的付军，已经看到了网络上对他“中年考研男”身份的热议，但他觉得自己是这个群体中再普通不过的一个人，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他更关心的，是自己和家人的隐私会不会被泄露？会不会因为这次感染而影响与小区居民、公司同事的关系？自己确诊会不会让全家遭到外界的误解与攻击？以及等隔离接触后回到职场，他和妻子会不会遭遇歧视？ ​ ▲ 付军的隔离病房床位。图 / 受访者 4 2021年1月6日，付军的核酸检测结果转为阴性，他如释重负，全家人也跟着松了一口气。 在隔离病房，付军的一日三餐会有人专门送来。早餐有鸡蛋、包子和稀饭，午餐是加了小菜的面条，但付军尝不出一点味道，就如同白水煮挂面。 他怀念妻子烧的醋溜土豆丝。饭桌上有这道菜，他能多吃一碗米饭。付军不会做饭，只能在一旁打下手，或承包饭后洗碗的任务。疫情发生后在家的日子，付军在妻子的指导下学会了和面，他们还找出了四五年前朋友赠送的面包机，照着说明书和网上搜来的教程，学着烤面包。最终的实验作品也得到女儿的好评，“吃得满脸都是面包屑。” 付军和妻子都是山西人，毕业后留在北京工作，2014年通过家里介绍相识，第二年结婚，再过三年，他们迎来女儿的降生。 付军觉得自己对妻子的浪漫只能算刚刚及格，有女儿之前，有时候他们晚上会去一起看电影、逛街，周末会早起买菜，研究一些吃的，也去网上评价不错的餐厅体验一番。自称吃货的付军夫妻，就在2020年12月，还去探店了顺义华联地下一层的酸菜鱼馆。 付军对妻子很上心。刘艳在首都机场航站楼工作，购置婚房时，付军把房子选在了距离机场6公里的莲竺花园小区，方便妻子上下班，这里距他自己上班的奥北科技园距离超过了20公里。 ​ ▲ 12月25日，奥北科技园的门口已拉起警戒线，门口有保安值班。图 / 赵铁 在莲竺花园小区，他们看中的是70㎡的两室一厅，房价相对周边来说，也是他们能负担得起。就这样，靠着双方储蓄还有父母的支援，首付了50万后，开始了每月还上三千多元月供的生活，房子的其中一间留给前来照顾孙女的老人，另一间是付军夫妇，佩奇睡在两人之间。 女儿睡前，最喜欢听付军讲《小猪佩奇》的故事，每次她听得手舞足蹈。10点左右，哄睡女儿，全家休息了，付军才会拿着便携式台灯，在客厅的餐桌坐下来，翻开备考研究生的书籍，再学习到12:30才休息。 付军大学读的是土木工程，毕业后一直从事与工程管理的工作，他先后考了二级建造师、一级建造师证书，工作几年后，他觉得考个研究生，也许能有更好的发展，为此，他准备了3年。研究生考试里，英语是他的弱项，早上在地铁上，他会打开软件背单词，以扩充自己的词汇量。 疫情居家的四个月，给了付军更多复习时间。对这一次准备，备考过程中刷的真题卷、做模拟考的成绩，让付军觉得“上岸”的把握有七八成。 2020年10月，付军报考了清华大学工程管理在职研究生，专业与自己现在的工作相匹配。如果考上，上课时间是在周末，和工作也不冲突。 但这些计划，在两个月后收到确诊电话时改变了。如今回头来看，付军觉得“挺遗憾的”。不过，他准备下一年再战。 经历这件事后，付军觉得自己就像死过一次、重生一次似的，觉得活着是最宝贵，其他事情都放在其次了。面对生活，他觉得更有勇气，更坦然，和家人的关系也会更紧密。 付军总能看到事物好的一面，他觉得疫情让佩奇经历了一次深刻的回忆，幸好她还小，不会留下太大阴影。 5 这是付军结婚5年来，离家最久的一次。对刘艳妻女来说也是。回到家中，每晚睡前女儿仍会问刘艳，爸爸去哪里了？晚上12点多还会给付军打视频电话，问爸爸啥时候回来，回来给我买蛋糕买气球，然后才能睡觉。 现在，佩奇常去的那家早教机构仍然关着门。之前每个周末上午，付军都会带佩奇去上早教课，学习音乐、自然拼读还有水育等课程，一节时长45分钟的早教课程，价格为398元。上课完，女儿留在早教中心继续玩一会，夫妻二人赶忙去隔壁的羊汤馆对付一口。 也是在这家早教机构所在的商场，付军接触到了感染者。那是2020年12月17日，周三，付军请了一天年假，这天他和妻子要带女儿去卫生院打疫苗。中午，他们去了顺义华联三层的玩具店体验电动车，付军注意到隔壁的衬衣店，决定要给22日出差的自己挑一件衬衣。他独自走进店里，买下一件价值400元的浅蓝色衬衣。 付军向来很谨慎，出门带了口罩，家里也配了酒精、消毒液，除了上班，其余时间都很少出去，就连疫情前保持的同学聚会也中断了。 他不知道的是，衬衣店里负责接待他的服务员，早已与一名印尼输入的无症状感染者接触过。在短暂的停留期间，付军与这名服务员有过这一次近距离接触，该名服务员也是金马工业园局部聚集性疫情的关键性病例。事后，刘艳想到自己当时还去了衬衣店的试衣间给女儿接过水，觉得很后怕。 好在，一切都在恢复。2021年1月19日，付军从隔离病房的4层转移到了2层，接下来，他仍需隔离14天。恰逢寒冬腊月，不像自己生活的北方，躺在病床上的付军透过窗户望出去时，院里那棵大树还是一片枝繁叶茂。 ​ ▲ 付军所处的隔离病房，4楼与2楼的窗外景象。图 / 受访者 更早一些的1月13日，他的另外三名同事已结束21天的隔离回到了北京，按照疫情防控要求，又隔离了7天，如今已经恢复了自由身。 妻子刘艳与女儿，以及两位老人，也已经在1月12日解除隔离回家了。虽然没有被要求居家隔离，但她们选择不再外出，公司也未通知刘艳复工。后来，他们生活的莲竺花园那栋楼也正式解封，128名居民可以正常出入。 而付军，结束在宁波的隔离后才能返回北京继续隔离，至于能否回家与家人团聚过年，他已不抱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