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妄想有个绝对干净的城市

一,

十多年前,我大学毕业后,留在广州工作。那时,我租住在广州的洗村里。

那是一个著名的城中村,在市中心,离我工作的媒体很近。但就像所有的城中村一样,是个“握手楼”,意思是,这栋楼与那栋楼的同一层楼里打开窗户,两边的住户可以握手。显然消防也是不达标的。自然,居住环境并不那么理想:我从来没有在晚上六点以后走进过村里的巷子,太黑,气味难闻,我感觉不安全。

我租的是一房一厅,在最靠近外面、最新最干净的一小栋房里,我还清楚地记得,月租是750元。在2002年的广州来说,并不算便宜了。要知道,那时广州市中心的房子,每平米售价只有两三千。

当时,和我同在《新周刊》的一群年轻人,全都在租房住;我们分散在广州市中心不同的小区、不同的村里;经常集体加班至深夜,经常一起吃喝玩乐。寒冬夜里,十多个年轻的同事在我的城中村的出租屋里,一起打火锅、喝酒到很晚很晚;还有满屋子的大笑,那绝对是只有无忧无虑的青春才能有的。那时,对自己的未来、媒体的未来、社会的未来,都充满迷一样的信心;或者说是瞻妄。

我只在洗村住了一年多,便买了房子。我还记得,房东,一个每天早上五点多就出门爬山的中年女人,还特意过来跟我说:你搬走是因为嫌贵吗?我可以给你降房租呀。我说我买房了,她才有些悻悻地给我退了押金。

很快我又去了南方都市报,一个当年很多媒体人心目中的圣地。有意思的是,虽然在广州这么多年,我几乎没有机会开口讲广州话。因为同事和采访对象都是外地人。在若干年里,一波接一波的年轻同事,话题都挣扎在租房、换房当中。

如今十多年过去了,曾经在城市寒酸的出租屋里暂住的这些年轻人,有的创业公司已在纳斯达克上市,有的成为媒体的总编,有的成为传播集团的联席出版人,有的是业界赫赫有名的自媒体富豪,还有更多的,早已是媒体或各个领域的中坚力量。

多年以后,有些已移民的朋友回来说,在北美是“好山好水好寂寞”,在广州是“好脏好乱好快活”。但我很想告诉他,广州也早已不脏不乱了。再没有“走鬼”,没有“地摊”,没有“大排档”,一切都在走向井然有序。市中心的房价比起我们当年,翻了二十倍。散落在在寸土寸金的广州市中心的城中村们,早已拆得七七八八,建成了高尚住宅;很多当年的租屋房东们,由农村土著翻身成为千万富豪、亿万富豪。

资料图:拆迁后的洗村资料图:拆迁后的洗村

这是城市的变迁,或曰进步;也是本地拆迁户们的运气,堪比买彩票。

我还是要感谢广州,一座比较包容的城市;至少,我在作为“流动人口”的那段时间里,过得很愉快,没有被排挤之感;那么多曾作为流动人口的前同事们,他们也在这座城市里,住着租来的房子,同时也在推动自己的事业起步和积累,没被耽搁。

有多少人一毕业就能买车买房踏上中产之路呢?还不都是从一无所有的职场小白开始的?而现在,动辄数百万的房子,对年轻的学生来说一定更难以企及了;他们在拥有自己安定下来的住所之所,停滞时间必然更长。

莫非,在买得起那个城市的房子之前,年轻人们就不允许去那座城市工作?如果仅仅因为你、我、他/她,不是出生在这个城市,就被剥夺了在这个城市工作、学习、生活的权利,这个城市还有何魅力可言?

二,

一个城市,就是因为集中了各种层次、各种领域的人才或非人才,才有活力。一个秩序极为稳定、纹丝不乱的地方,即便能够存在,也不可能有生机。我也很难想象,哪一座有点规模的城市,全都是所谓的高级人才或者有钱有地位的人。不可能。希望保护绝对干净、整洁、“高等人”和“低等人”井然分明的想法,是无法实现的;希望一个地方、所有人一直一成不变,便于管理,也是不现实的。

哦不,历史上有人就这么想,也这么做过,并且,还做到了。

像朱元璋那么热爱“秩序”的皇帝,就很早确立了对国家的网格化管理。他就希望能彻底摸清掌握每一位臣民的动向,并且,严格地限定每个人的动向,即禁止他们阶层和地位上流动,也禁止他们在物理空间上的移动。

前者,他实施的方法,就是沿袭元朝的职业世袭制,把帝国的百姓们分为农民、军人、工匠三大类,再分成多个小类;每个人的工作职业全都是天生而定,世世代代沿袭下去,不得改变,绝无选择余地。——这样,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天生只允许打洞,你不可能比你父亲的社会地位高,也不可能比你父亲有钱,你的社会地位是凝固的。

朱元璋更伟大的发明,是严密的户籍制度,就像蜘蛛网一样,对每个人的掌控细微到节点,所有人的个人信息都尽在国家机器的掌握当中。一出生开始,你的信息就被记录在册,不许搬家、不许迁徒、不许出乡;万一确有必要,你的出行必须有由官府登记和严格审批后特批的“路引”;没带“路引”的,你就洗干净屁股等八十棍吧(可能会致命)。

图画中的明代社会(明·仇英《清明上河图》局部)图画中的明代社会(明·仇英《清明上河图》局部)

当然,朱元璋极为勤政,事无巨细,他都是“为了百姓好”。作为一个管理者,他认为,百姓需要的东西他都安排好了,他一个人就能代替了天下所有人的头脑,并为所有人提前为了安排好了这辈子、下辈子和下下辈子,每一个人都呆在他用金箍棒画的圈子里不动弹,就生活幸福。人们不需要思想、不需要流动、像铁钱虫感染的螳螂一样活着就行了。还想怎么着?

有清一朝,基本上沿袭了朱元璋的整套政治制度和政治理念。

这也是为什么朱元璋之后的数百年,僵尸化的中国被远远甩在西方工业化进程之后的原因。一个极度整齐、高度秩序化,亿万臣民们只奉行一个头脑的地方,确实很难想象能有什么创造力,社会更不可能有进步。

当然,这套整饬的秩序织补出来,本来也不是为了推动社会进步或天下人的福祉的,它就像铁线虫驱使螳螂投水一样、铁线虫自己便于繁衍就行,至于它的宿主是不是死亡,它本来就不在乎啊。

仅仅是小农经济时代,自己耕田自己织布,囫囵地活着,好像也能凑和;交通不便利,社会提供不了多少工作岗位,经济发展水平也不足以让人有发展和进步的空间,这种静止,或许还能理解。

但在现代社会里,每件事情、每项产品的构成,社会的正常运转,是由成千上万的人在不同的部位上运转不同的零件完成的。不把这成千上万人集中在一家公司一个地儿,这些事情全都办不成。大量的工作,都需要经过精密的专业训练,你父亲能干,你就干不了,你想不转行也得转行。

想要人员不流动,想要固定和限制每个人的物理空间,别说法理和伦理,在技术层面也是做不到的。这是朱元璋时代的理念不可能在今日复制的原因。

三,

这是好事。现在中国社会里,每一代的经济水平整体都要比上一代高太多,教育水平都要比上一代强很多,阶层想不变化,也不可能。这三十多年来,只要有点能力的,总是努力朝着更好的地方去,往更能挣钱、更有前途的地方去。很多人都在努力改善自己和后代的生活际遇——这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也是数十年中国发展神速的原因。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10月12日刊登题为《摩天大楼,天际线上的亚洲雄心》(作者:贾森·巴尔教授)的文章,里面称,此外,中国正在经历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内部迁徙。1979年,中国只有大约19%的人生活在城镇地区,而现在这个数字大约是57%,并且这种流动没有表现出放缓的迹象。这种迁徒,大大地改变了中国大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越来越多。

不要妄想有个绝对干净的城市

其实就是一个城市化进程。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2011年),就已明确了人口迁徙呈现四大特征:一是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镇。二是内地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口大量流入沿海发达省份。与2000年人口普查相比,东部地区的人口比重上升2.4个百分点,中部、西部、东北地区的比重都在下降。三是规模越大的城市增加的人口越多,北京市常住人口为2172.9万人,上海市常住人口为2,301.9人,增幅较大。四是户口对人口迁徙的约束力越来越弱。

这不很好吗?明显就看着富裕地区人口越来越多,贫因地区人口越来越少。因为这些迁徙,就是城市化的过程,就是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的过程,就是人口的市民化。几乎中国每个经济发达地区,非户籍人口都接近甚至超越户籍人口。——因为大家放弃户籍所能享受到的某些服务(比如孩子的入学)所带来的损失,可以被更高的收入、更好的未来职业预期、更好的生活环境所弥补。

这证明这些地方有足够吸引力。同时,也正是因为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作为劳动力的补充,这些地方,消费需求始终旺盛,房子始终是刚需,房价也居高不下。并且,为了满足新进人口的需求,更多的公共设施,更多的就业岗位也会出现。

你以为是城市发达了、才吸引人才,不,这既是原因,也是结果:不断有人前来,才有城市的发展和发达。就算一百次地说,“逃离北上广”,还得有一百零一次地说,“逃回北上广”。我们在这里,不应该仅仅看到“北上广”的优点和吸引力,更应该看到,那些只能作为人才流出地的小城镇和农村的弱点:没有发展机会,没有公平环境,任人惟亲,扼杀创新,无法接纳新事物,一潭死水。这样的小城镇里,别说吸引外面的人才前来,连本地人稍有点机会也要赶紧开溜。

不要妄想有个绝对干净的城市

一个有创新性的、多种多样的、形态参差多样(王小波语)的社会和城市,一定是乱篷篷的,粗鲁的、粗糙的、充满能实现或不能实现的奇思妙想的城市,这才是有活力的。

一个绝对干净和容不下任何碎片的城市,也是没有未来的。

自由、流动、有欲望;愿意吃苦,在逆境中仍然觉得自己有希望。这才是生机勃勃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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