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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年期抑郁，是指发生于更年期的抑郁情绪障碍。这一时期，女性既要承受体内激素水平变化引起的身体不适和情绪震荡，还要面临来自职场变化、家庭和社会角色分工转换的压力。
不少研究显示，更年期已经成为女性抑郁的高发时期。但多数人对更年期症状的认知，还停留在“熬一熬就会过去”的层面。
在赵琳洁的记忆里，疾病的征兆发生在2018年5月的一天。她的早餐是一份米线，往常她能吃下一碗，但那天她觉得没胃口，只扒拉了几口就去上班。
起初她没有放在心上。云南正是春夏之交，可能是日益炎热的天气引发的肠胃不适。赵琳洁吃了肠胃药，依旧什么食物都吃不下。紧接着，她白天开始控制不住地心烦意乱、坐立不安，夜里整晚整晚地失眠，身体的不适感累积着，她的精神“垮了”。
那年赵琳洁50出头，是一名中学语文老师，大嗓门，热情外向，在学校和同事学生相处得都不错。闲时热衷和朋友聚餐、逛街，偶尔打打麻将。但那段时间，赵琳洁开始不愿见人、社交，她抗拒说话、出门，最后是活着。她家住六楼，有次，她站在窗口，“突然特别想从这里（窗口）跳下去”。
也是在2018年，52岁的陈雪剪断电线握在手里，试图结束半年来痛苦的生活。好在“瞬间跳闸”，家人发现得及时，轻微烧伤的她被连夜送往医院。
2017年底，陈雪开始持续地失眠、烦躁、焦虑、耳鸣。她和家人猜想是多年颈椎病所致，她在医院骨科治疗半年，住院期间不配合治疗，一度不吃不睡，人也变得敏感脆弱，女儿陪她散步，她抱着她哭了。耳鸣导致陈雪听力下降，在检查室，她没听清医生的指示，“被医生吼”，她严重怀疑自己“被嫌弃了，是个废人”。
骨科医生判断，陈雪的颈椎病没有严重到情绪异常的地步，建议陈雪去妇科或神经内科看看。在妇科面诊时，医生初步排除她患有更年期综合症的可能，建议她去心理科。
走出门诊，陈雪认定自己得了不治之症，医生才不愿收治她。她拒绝去心理科，家人轮番劝说、想要背她过去都没用，只得带她回家休养，当晚，女儿好不容易安抚她睡了一会儿，第二天就出了事。
赵琳洁、陈雪都在更年期（女性更年期约在45～55岁）出现了严重的身体不适和情绪异常，她们最终在心理科被诊断患有更年期抑郁症。更年期抑郁是指发生在更年期的抑郁障碍，女性更年期抑郁发生率高于男性。女性的更年期抑郁，是由卵巢功能衰退、体内雌激素水平下降引发，通常表现为失眠等躯体症状和精神上的焦虑抑郁，更年期期间遭逢重大变故如职业变化、经济压力、情感创伤，往往会加重更年期抑郁，抑郁程度严重的患者会出现自杀、自伤行为。
实际上，更年期抑郁是一种普遍、高危但隐蔽的疾病，有时只有患者尝试结束自己的生命时，它才会被发现。
当张红英在儿子面前用剪刀对准自己的身体时，儿子才意识到，母亲最近的反常，不是单纯的更年期症状，而是更年期抑郁。这个25岁的男孩已经足够细心和重视了，在母亲刚表达自己头痛、失眠时，已经独立出去住的他就重新搬回父母家，希望能陪伴母亲安然度过更年期。
儿子的陪伴没有改善母亲的症状。轻生发生在2017年4月28日早晨，儿子刚醒来，就看到母亲在喉部、腹部划出伤口，“血顺着刀往下流”。他第一时间拨打120，医院离家只有三分钟车程，救护车很快赶来，但张红英用剪刀逼退试图救助她的医护人员。他们又报警，民警赶来夺下张红英手中的剪刀，医生上前给她注射安定，将她抬上担架送往医院。她在ICU被抢救了近7个小时，才脱离危险期。
或许只有经历过更年期抑郁的患者和他们的家人才知道，更年期是一个多么脆弱的阶段。目前，关于国内女性更年期抑郁患者的整体数据仍为空白，大量局部调查的数据显示，更年期是女性抑郁的高危时期。有研究曾在全国22省（市），抽样调查 2000多名45-55岁妇女，让她们使用抑郁自评量表进行评估，结果显示，女性更年期抑郁症患病率高达23.8%。但大多数人对更年期的认知，还停留在“熬一熬就会过去”的层面。
赵琳洁刚患病时，她的的女儿曾联系一位在家乡医院工作的朋友，拜托她推荐一位有经验的妇科医生，对方却说，“更年期哪儿会有这么凶？自己调节就好了。”
赵琳洁患病不久便确诊并及时就医，得益于女儿的重视。女儿在上海工作，她一位朋友的父亲曾患过更年期抑郁，当得知自己母亲的情绪异常时，她催促家人及时带母亲去看妇科和心理科。
图 | 赵琳洁的女儿提醒父亲带母亲去看更年期
更年期抑郁的一些症状和更年期综合征相似，这也会很容易引发误判，延误治疗的最早时间。一些患者表达痛苦和求救的声音，也很容易被忽略掉。
刚患病时，陈雪一天给女儿打好几通电话，反复对女儿倾诉自己的不适。女儿查资料后，症状和更年期综合症有重叠，给她买了调节人体雌激素的大豆异黄酮服用，没用，她情绪状态越来越差时，女儿忙于学业，有时流露出不耐烦，丈夫也觉得妻子“越来越不讲道理”，知道陈雪患的是更年期抑郁后，让他们至今后悔又后怕。
陈雪的更年期抑郁，既有更年期激素紊乱的原因，也同临近退休有关。陈雪原本是中学重点班的主课老师，精明能干，也爱操心。逐渐退出一线工作后，儿女都在外地读书、丈夫忙于工作，她多出大量时间，也失去生活重心，一下很难适应生活里突然出现的断层。
52岁的周婷也是在 “退休”后出现抑郁症状的。2017年，儿女相继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心疼操劳一生的父母，他们提出每个月给父母打生活费，劝母亲：家里吃的用的可以买，别再养猪养鸡，也别再种地了。
这看上去是一个苦尽甘来的安排。此前二十多年，周婷是那种一刻也不肯闲下来的家庭主妇。她每天六七点起床，九点睡觉，地里的玉米、水稻、土豆，家里的猪和鸡都等着她料理，她不爱串门，看不惯打牌、搓麻将这样的娱乐，坚信人的价值体现在劳动上，她干活时还哼着民歌，觉得充实快乐。
闲下来了，周婷内心无法认同这种什么也不用做的生活，她偶尔向儿女抱怨，“人不做事，这怎么能行呢？
她开始陷入烦躁和忧虑中。她极力阻挠丈夫买车的计划，担心他开车出事故。也会催临近30岁的儿子赶紧结婚。要么对家人发火、摔东西，要么就冷眼相待，不发一言。2017年，因发烧一个月未痊愈，丈夫带她去市区医院看病时，她第一次躁狂发作，随后被确诊更年期躁郁。随后，周婷住进一家主治精神类疾病的医院，丈夫全程在医院陪护。
在小城或农村，抑郁症患者及其家属常要面对无知和歧视，这会让他们存在强烈的病耻感。考虑村里可能会出现的流言蜚语，家人发明了一个体面的说法，说周婷是“发高烧烧糊涂了”。周婷之后，村里几位和她差不多年龄的女性，也出现了更年期抑郁的症状，一些人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照料，她们的情况日益糟糕下去，还会被村人议论为 “疯子”。
如果一位女性不幸长期生活在不睦的家庭中，当长久的精神压抑遭遇更年期，她们的抑郁爆发得更加凶猛。
张红英抑郁发作，是在她和丈夫复婚后共同生活的第十二年。
头痛，烦躁，最难熬的是夜里失眠，她每天只能睡2-3个小时，睡不着的时间里，她翻来覆去地回忆婚姻和家庭生活中的痛苦时刻。尚在孕期，丈夫对她家暴，她离了婚。之后直到儿子13岁，母子一直住在张红英的父母家。母亲觉得女儿丢人，也很少给外孙好脸色。
为赚钱，张红英白天在工厂加工野菜，晚上还在饭店做兼职服务员，早出晚归，以至于儿子 “13岁以前对妈妈没什么印象”。在单亲家庭长大的儿子被视为“野孩子”，没少挨冷眼和欺负，张红英对儿子很愧疚。
儿子13岁那年，为了给儿子一个完整的家，她和看起来悔改的前夫复婚了。复婚后不久，对方又开始酗酒、家暴。因为经济拮据和家庭琐事，他们陷入无休无止的争吵。她再提离婚，丈夫就穷尽各种手段——哀求、恐吓、威胁，挽留她。
第一次轻生被抢救回来，还躺在ICU时，张红英极就开始拔掉输液的针头。ICU的医生没办法，请来心理科的医生，她患的是重度更年期抑郁。住ICU的几万块医药费，还是儿子四处借来的。出于经济和各方面的考虑，家人起初准备将她接回家陪护，他们封死窗户，扔掉家中的刀具，家中坚硬的地方如桌角用胶带缠上，她还是想方设法寻死。
在家照护张红英几天后，身心俱疲的家人选择将她送进当地的精神卫生医院，家乡东北小城医疗资源有限，抑郁症、和其他精神类疾病患者住院都只有这一个选项。
2018年春天，48岁的林静几乎成了家里的一颗定时炸弹。她凌晨两三点睡不着，就打电话喊醒在市区工作的女儿，指责女儿让自己失望，督促她考公务员，让她“起来学习，现在就去”，将小姑子菜园里好好种的菜拔掉，给亲戚、朋友打电话，控诉她丈夫性格暴躁、家暴自己。
她被家暴是亲戚都知道的事，但连女儿最初也意外，母亲怎么会突然承认自己的不幸并且广而告之。此前，她对所有人隐瞒丈夫家暴的行径，女儿问她头上包着的纱布怎么回事，她都谎称是“斧头掉下来不小心砸到的”。
她强迫症般反复做同一件事：每天洗两三遍澡，接连两个月每天去田地里拔草（期间还不小心摔伤了腿）。她还会在别人面前说一些夸大其辞的话：她和某位领导是朋友，她年轻时曾和一个男孩自由恋爱，最终被父母拆散（家人的记忆里，从未有过这么一个人）。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中秋，林静在医院工作的弟弟不放心，带她去医院看诊，她被诊断患有更年期抑郁症、狂躁症、癔症。
林静确实有许多难以申诉的怨楚。林静和丈夫的婚姻，是双方父母做的主，林静的父母在政府工作，丈夫家在当地拥有一份不错的养殖产业，门当户对，结婚前，丈夫话不多，看上去“老实可靠”。她顺从地嫁了。婚后他暴躁的脾气显露，用林静无法复述的污言秽语辱骂他，动手的由头多是生活琐事，她头上缝过针、手臂骨折过，还有一次，他将刚盛好的粥从她头上浇下来。
甚至，家暴在婆家作为一种传统被接受了。公公家暴婆婆，婆婆告诉她，“以后有你要（承受）的，女人不就是这样吗？”林静头胎生来了个女儿，婆婆告诉儿子，如果第二胎还是女儿就离婚。丈夫做水产生意，林静既要帮他处理店里的活计，还要承受他随时随地的嫌弃和暴力。
更年期抑郁的爆发，像是她婚姻生活中的第一次反抗。确诊后，林静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女儿在医院陪护，丈夫来过几次，催林静回家，家里还有一堆事要等她帮忙，还对她冷嘲热讽：“你现在乐呵了，什么也不用干。”
林静坐在床边，不看他，也不吭声，一改从前对他唯唯诺诺的态度，并把这种态度也延续在她出院回家之后。
劫后余生的患者们回忆起抑郁的状态 ，多会说“当时控制不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陪护的家人们，还清晰记得她们走出深渊的煎熬过程。
赵琳洁的治疗历经曲折。她在成都确诊病情不久后在上海工作的女儿决定请假陪护母亲。
女儿返家那天，赵琳洁在家中等到凌晨。女儿推门而入时，她立刻站起来，又迅速转开头，目光躲避。女儿唤妈妈，赵琳洁不应，女儿陪她洗漱，她身体僵直，动作迟缓，仿佛已经是一个老人。
女儿陪护期间，赵琳洁愿意跟家人说话了。安眠药、抗抑郁药物起了作用，睡前吃安眠药成为她每天最安心的时刻，心慌的时长从之前的一整天缩短到每天不定时的一两个小时，但“不定时”也让赵琳洁也焦虑：等下心慌了要怎么办？
家人又在上海、成都间辗转，带她医院看了几次，还是没有很大改善。
图 | 赵琳洁在上海看病时，家人的对话
赵琳洁和丈夫返回云南，本想向学校请长假，女儿担心她请假后彻底不出门，最终，家人决定向学校说明情况，申请让她暂时不再承担教学任务，负责到校查看老师到校情况，赵琳洁出门一次，既能见到人，也当锻炼身体。赵琳洁依旧拒绝见朋友，还会挂断别人打来的电话，女儿就偷偷拜托阿姨们多找妈妈聊天，体谅她的坏脾气，还故意多买些吃的寄回家，让妈妈送给朋友们。
转机发生在住院治疗后。住院是赵琳洁提出来的，她听说一位同事在昆明一家医院治疗抑郁症效果不错。女儿很支持她，认为母亲主动提出住院是“强烈的求救信号，自救意识是需要保护和支持的”。
赵琳洁住院期间，丈夫一直陪护。输液只两次，说不清是心理作用，还是药物正对她的症状，她觉得自己“不心慌了，人也有了困意”，住院两周后，请医生开了三个月的药回家，赵琳洁的状态开始真正转好了。过年时有一天，晚饭后一家人散步，不记得聊到什么，赵琳洁讲了一个笑话，女儿听见先是笑，笑着笑着又哭了。
她坚持服药。年后，她渐渐投入到曾经放弃的爱好里：美食、社交，如今，服药近两年，她的状态几乎完全回到生病前。
像赵琳洁这样的更年期抑郁症患者，拥有良好的社会医疗服务和家庭陪护，治疗后身心更容易痊愈和恢复。
诊断为更年期抑郁后，陈雪和家人反而放了心，“只要遵医嘱，耐心陪伴，有信心，肯定会好的，最差也就是一直服药”。陈雪开始同时治疗颈椎病和抑郁症，服药半年后她停了药，通过运动、旅游等填补自己的空闲生活，还接管了亲戚家的一个中学生，“整天跟小朋友斗智斗勇”。后来，亲戚家的孩子考上了很不错的大学，这让陈雪充满成就感，“还在考虑要不要再接管一个”。
对于那些生活突然陷入真空的更年期抑郁女性来说，重拾价值感、重建生活秩序非常重要。出院后，周婷买了几头小猪崽，在地里重新种上粮食、蔬菜，和丈夫两人吃不完，就拿出去送给亲戚和村里的孤寡老人，她觉得自己“创造价值”。那年，由于当地猪瘟，年末，家人发现周婷这年养猪亏损不少，但依然决定支持她。身体劳碌带来了精神上的放松，好几次，他们发现周婷又开始一边干活儿一边唱歌了。
图 | 冬天，白雪覆盖了周婷打理的菜地
那些抑郁病因更复杂的女性，依旧挣扎在家庭的泥沼里，也很难恢复到从前。在医院住了1个多月后，林静被丈夫接回了家。生病后，她对丈夫的态度强势了些，丈夫没再动过手，但嘴上还是常常言语打击她。
身体状态好转后，经人介绍，林静在家附近的工业园区找到了一份做园林绿化的工作，一天工钱一百多块，一个月能有两三千块的收入，最重要的是，不用一直跟丈夫待在一起，她脸上笑容多了些。
在精神卫生医院住到第三年 ，2020年年初，医生告知张红英的家人，她的身体各项指标趋于正常，精神状态也很稳定，可以回家了。
张红英被家人接回家不久，碰上疫情，因为居家隔离无法定期做心理咨询，张红英的抑郁症复发了一次，生活恢复常态化后，儿子陪母亲去做心理咨询后，她的状态才转好。
现在，张红英常跟儿子待在一起。她喜欢刷手机、和邻居聊天、还会旁敲侧击地询问儿子的感情动态，像一个最普通的中年女人一样，她终于等来了宁静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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