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年期抑郁:和激素一起下降的人生

更年期抑郁:和激素一起下降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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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年期抑郁,是指发生于更年期的抑郁情绪障碍。这一时期,女性既要承受体内激素水平变化引起的身体不适和情绪震荡,还要面临来自职场变化、家庭和社会角色分工转换的压力。
不少研究显示,更年期已经成为女性抑郁的高发时期。但多数人对更年期症状的认知,还停留在“熬一熬就会过去”的层面。
 
 
在赵琳洁的记忆里,疾病的征兆发生在2018年5月的一天。她的早餐是一份米线,往常她能吃下一碗,但那天她觉得没胃口,只扒拉了几口就去上班。
起初她没有放在心上。云南正是春夏之交,可能是日益炎热的天气引发的肠胃不适。赵琳洁吃了肠胃药,依旧什么食物都吃不下。紧接着,她白天开始控制不住地心烦意乱、坐立不安,夜里整晚整晚地失眠,身体的不适感累积着,她的精神“垮了”。
那年赵琳洁50出头,是一名中学语文老师,大嗓门,热情外向,在学校和同事学生相处得都不错。闲时热衷和朋友聚餐、逛街,偶尔打打麻将。但那段时间,赵琳洁开始不愿见人、社交,她抗拒说话、出门,最后是活着。她家住六楼,有次,她站在窗口,“突然特别想从这里(窗口)跳下去”。
也是在2018年,52岁的陈雪剪断电线握在手里,试图结束半年来痛苦的生活。好在“瞬间跳闸”,家人发现得及时,轻微烧伤的她被连夜送往医院。
2017年底,陈雪开始持续地失眠、烦躁、焦虑、耳鸣。她和家人猜想是多年颈椎病所致,她在医院骨科治疗半年,住院期间不配合治疗,一度不吃不睡,人也变得敏感脆弱,女儿陪她散步,她抱着她哭了。耳鸣导致陈雪听力下降,在检查室,她没听清医生的指示,“被医生吼”,她严重怀疑自己“被嫌弃了,是个废人”。
骨科医生判断,陈雪的颈椎病没有严重到情绪异常的地步,建议陈雪去妇科或神经内科看看。在妇科面诊时,医生初步排除她患有更年期综合症的可能,建议她去心理科。
走出门诊,陈雪认定自己得了不治之症,医生才不愿收治她。她拒绝去心理科,家人轮番劝说、想要背她过去都没用,只得带她回家休养,当晚,女儿好不容易安抚她睡了一会儿,第二天就出了事。
赵琳洁、陈雪都在更年期(女性更年期约在45~55岁)出现了严重的身体不适和情绪异常,她们最终在心理科被诊断患有更年期抑郁症。更年期抑郁是指发生在更年期的抑郁障碍,女性更年期抑郁发生率高于男性。女性的更年期抑郁,是由卵巢功能衰退、体内雌激素水平下降引发,通常表现为失眠等躯体症状和精神上的焦虑抑郁,更年期期间遭逢重大变故如职业变化、经济压力、情感创伤,往往会加重更年期抑郁,抑郁程度严重的患者会出现自杀、自伤行为。
实际上,更年期抑郁是一种普遍、高危但隐蔽的疾病,有时只有患者尝试结束自己的生命时,它才会被发现。
当张红英在儿子面前用剪刀对准自己的身体时,儿子才意识到,母亲最近的反常,不是单纯的更年期症状,而是更年期抑郁。这个25岁的男孩已经足够细心和重视了,在母亲刚表达自己头痛、失眠时,已经独立出去住的他就重新搬回父母家,希望能陪伴母亲安然度过更年期。
儿子的陪伴没有改善母亲的症状。轻生发生在2017年4月28日早晨,儿子刚醒来,就看到母亲在喉部、腹部划出伤口,“血顺着刀往下流”。他第一时间拨打120,医院离家只有三分钟车程,救护车很快赶来,但张红英用剪刀逼退试图救助她的医护人员。他们又报警,民警赶来夺下张红英手中的剪刀,医生上前给她注射安定,将她抬上担架送往医院。她在ICU被抢救了近7个小时,才脱离危险期。
 
 
或许只有经历过更年期抑郁的患者和他们的家人才知道,更年期是一个多么脆弱的阶段。目前,关于国内女性更年期抑郁患者的整体数据仍为空白,大量局部调查的数据显示,更年期是女性抑郁的高危时期。有研究曾在全国22省(市),抽样调查 2000多名45-55岁妇女,让她们使用抑郁自评量表进行评估,结果显示,女性更年期抑郁症患病率高达23.8%。但大多数人对更年期的认知,还停留在“熬一熬就会过去”的层面。
赵琳洁刚患病时,她的的女儿曾联系一位在家乡医院工作的朋友,拜托她推荐一位有经验的妇科医生,对方却说,“更年期哪儿会有这么凶?自己调节就好了。”
赵琳洁患病不久便确诊并及时就医,得益于女儿的重视。女儿在上海工作,她一位朋友的父亲曾患过更年期抑郁,当得知自己母亲的情绪异常时,她催促家人及时带母亲去看妇科和心理科。
更年期抑郁:和激素一起下降的人生

图 | 赵琳洁的女儿提醒父亲带母亲去看更年期
更年期抑郁的一些症状和更年期综合征相似,这也会很容易引发误判,延误治疗的最早时间。一些患者表达痛苦和求救的声音,也很容易被忽略掉。
刚患病时,陈雪一天给女儿打好几通电话,反复对女儿倾诉自己的不适。女儿查资料后,症状和更年期综合症有重叠,给她买了调节人体雌激素的大豆异黄酮服用,没用,她情绪状态越来越差时,女儿忙于学业,有时流露出不耐烦,丈夫也觉得妻子“越来越不讲道理”,知道陈雪患的是更年期抑郁后,让他们至今后悔又后怕。
陈雪的更年期抑郁,既有更年期激素紊乱的原因,也同临近退休有关。陈雪原本是中学重点班的主课老师,精明能干,也爱操心。逐渐退出一线工作后,儿女都在外地读书、丈夫忙于工作,她多出大量时间,也失去生活重心,一下很难适应生活里突然出现的断层。
52岁的周婷也是在 “退休”后出现抑郁症状的。2017年,儿女相继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心疼操劳一生的父母,他们提出每个月给父母打生活费,劝母亲:家里吃的用的可以买,别再养猪养鸡,也别再种地了。
这看上去是一个苦尽甘来的安排。此前二十多年,周婷是那种一刻也不肯闲下来的家庭主妇。她每天六七点起床,九点睡觉,地里的玉米、水稻、土豆,家里的猪和鸡都等着她料理,她不爱串门,看不惯打牌、搓麻将这样的娱乐,坚信人的价值体现在劳动上,她干活时还哼着民歌,觉得充实快乐。
闲下来了,周婷内心无法认同这种什么也不用做的生活,她偶尔向儿女抱怨,“人不做事,这怎么能行呢?
她开始陷入烦躁和忧虑中。她极力阻挠丈夫买车的计划,担心他开车出事故。也会催临近30岁的儿子赶紧结婚。要么对家人发火、摔东西,要么就冷眼相待,不发一言。2017年,因发烧一个月未痊愈,丈夫带她去市区医院看病时,她第一次躁狂发作,随后被确诊更年期躁郁。随后,周婷住进一家主治精神类疾病的医院,丈夫全程在医院陪护。
在小城或农村,抑郁症患者及其家属常要面对无知和歧视,这会让他们存在强烈的病耻感。考虑村里可能会出现的流言蜚语,家人发明了一个体面的说法,说周婷是“发高烧烧糊涂了”。周婷之后,村里几位和她差不多年龄的女性,也出现了更年期抑郁的症状,一些人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照料,她们的情况日益糟糕下去,还会被村人议论为 “疯子”。
 
 
如果一位女性不幸长期生活在不睦的家庭中,当长久的精神压抑遭遇更年期,她们的抑郁爆发得更加凶猛。
张红英抑郁发作,是在她和丈夫复婚后共同生活的第十二年。
头痛,烦躁,最难熬的是夜里失眠,她每天只能睡2-3个小时,睡不着的时间里,她翻来覆去地回忆婚姻和家庭生活中的痛苦时刻。尚在孕期,丈夫对她家暴,她离了婚。之后直到儿子13岁,母子一直住在张红英的父母家。母亲觉得女儿丢人,也很少给外孙好脸色。
为赚钱,张红英白天在工厂加工野菜,晚上还在饭店做兼职服务员,早出晚归,以至于儿子 “13岁以前对妈妈没什么印象”。在单亲家庭长大的儿子被视为“野孩子”,没少挨冷眼和欺负,张红英对儿子很愧疚。
儿子13岁那年,为了给儿子一个完整的家,她和看起来悔改的前夫复婚了。复婚后不久,对方又开始酗酒、家暴。因为经济拮据和家庭琐事,他们陷入无休无止的争吵。她再提离婚,丈夫就穷尽各种手段——哀求、恐吓、威胁,挽留她。
第一次轻生被抢救回来,还躺在ICU时,张红英极就开始拔掉输液的针头。ICU的医生没办法,请来心理科的医生,她患的是重度更年期抑郁。住ICU的几万块医药费,还是儿子四处借来的。出于经济和各方面的考虑,家人起初准备将她接回家陪护,他们封死窗户,扔掉家中的刀具,家中坚硬的地方如桌角用胶带缠上,她还是想方设法寻死。
在家照护张红英几天后,身心俱疲的家人选择将她送进当地的精神卫生医院,家乡东北小城医疗资源有限,抑郁症、和其他精神类疾病患者住院都只有这一个选项。
2018年春天,48岁的林静几乎成了家里的一颗定时炸弹。她凌晨两三点睡不着,就打电话喊醒在市区工作的女儿,指责女儿让自己失望,督促她考公务员,让她“起来学习,现在就去”,将小姑子菜园里好好种的菜拔掉,给亲戚、朋友打电话,控诉她丈夫性格暴躁、家暴自己。
她被家暴是亲戚都知道的事,但连女儿最初也意外,母亲怎么会突然承认自己的不幸并且广而告之。此前,她对所有人隐瞒丈夫家暴的行径,女儿问她头上包着的纱布怎么回事,她都谎称是“斧头掉下来不小心砸到的”。
她强迫症般反复做同一件事:每天洗两三遍澡,接连两个月每天去田地里拔草(期间还不小心摔伤了腿)。她还会在别人面前说一些夸大其辞的话:她和某位领导是朋友,她年轻时曾和一个男孩自由恋爱,最终被父母拆散(家人的记忆里,从未有过这么一个人)。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中秋,林静在医院工作的弟弟不放心,带她去医院看诊,她被诊断患有更年期抑郁症、狂躁症、癔症。
林静确实有许多难以申诉的怨楚。林静和丈夫的婚姻,是双方父母做的主,林静的父母在政府工作,丈夫家在当地拥有一份不错的养殖产业,门当户对,结婚前,丈夫话不多,看上去“老实可靠”。她顺从地嫁了。婚后他暴躁的脾气显露,用林静无法复述的污言秽语辱骂他,动手的由头多是生活琐事,她头上缝过针、手臂骨折过,还有一次,他将刚盛好的粥从她头上浇下来。
甚至,家暴在婆家作为一种传统被接受了。公公家暴婆婆,婆婆告诉她,“以后有你要(承受)的,女人不就是这样吗?”林静头胎生来了个女儿,婆婆告诉儿子,如果第二胎还是女儿就离婚。丈夫做水产生意,林静既要帮他处理店里的活计,还要承受他随时随地的嫌弃和暴力。
更年期抑郁的爆发,像是她婚姻生活中的第一次反抗。确诊后,林静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女儿在医院陪护,丈夫来过几次,催林静回家,家里还有一堆事要等她帮忙,还对她冷嘲热讽:“你现在乐呵了,什么也不用干。”
林静坐在床边,不看他,也不吭声,一改从前对他唯唯诺诺的态度,并把这种态度也延续在她出院回家之后。
 
劫后余生的患者们回忆起抑郁的状态 ,多会说“当时控制不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陪护的家人们,还清晰记得她们走出深渊的煎熬过程。
赵琳洁的治疗历经曲折。她在成都确诊病情不久后在上海工作的女儿决定请假陪护母亲。
女儿返家那天,赵琳洁在家中等到凌晨。女儿推门而入时,她立刻站起来,又迅速转开头,目光躲避。女儿唤妈妈,赵琳洁不应,女儿陪她洗漱,她身体僵直,动作迟缓,仿佛已经是一个老人。
女儿陪护期间,赵琳洁愿意跟家人说话了。安眠药、抗抑郁药物起了作用,睡前吃安眠药成为她每天最安心的时刻,心慌的时长从之前的一整天缩短到每天不定时的一两个小时,但“不定时”也让赵琳洁也焦虑:等下心慌了要怎么办?
家人又在上海、成都间辗转,带她医院看了几次,还是没有很大改善。
更年期抑郁:和激素一起下降的人生

图 | 赵琳洁在上海看病时,家人的对话
赵琳洁和丈夫返回云南,本想向学校请长假,女儿担心她请假后彻底不出门,最终,家人决定向学校说明情况,申请让她暂时不再承担教学任务,负责到校查看老师到校情况,赵琳洁出门一次,既能见到人,也当锻炼身体。赵琳洁依旧拒绝见朋友,还会挂断别人打来的电话,女儿就偷偷拜托阿姨们多找妈妈聊天,体谅她的坏脾气,还故意多买些吃的寄回家,让妈妈送给朋友们。
转机发生在住院治疗后。住院是赵琳洁提出来的,她听说一位同事在昆明一家医院治疗抑郁症效果不错。女儿很支持她,认为母亲主动提出住院是“强烈的求救信号,自救意识是需要保护和支持的”。
赵琳洁住院期间,丈夫一直陪护。输液只两次,说不清是心理作用,还是药物正对她的症状,她觉得自己“不心慌了,人也有了困意”,住院两周后,请医生开了三个月的药回家,赵琳洁的状态开始真正转好了。过年时有一天,晚饭后一家人散步,不记得聊到什么,赵琳洁讲了一个笑话,女儿听见先是笑,笑着笑着又哭了。
她坚持服药。年后,她渐渐投入到曾经放弃的爱好里:美食、社交,如今,服药近两年,她的状态几乎完全回到生病前。
像赵琳洁这样的更年期抑郁症患者,拥有良好的社会医疗服务和家庭陪护,治疗后身心更容易痊愈和恢复。
诊断为更年期抑郁后,陈雪和家人反而放了心,“只要遵医嘱,耐心陪伴,有信心,肯定会好的,最差也就是一直服药”。陈雪开始同时治疗颈椎病和抑郁症,服药半年后她停了药,通过运动、旅游等填补自己的空闲生活,还接管了亲戚家的一个中学生,“整天跟小朋友斗智斗勇”。后来,亲戚家的孩子考上了很不错的大学,这让陈雪充满成就感,“还在考虑要不要再接管一个”。
对于那些生活突然陷入真空的更年期抑郁女性来说,重拾价值感、重建生活秩序非常重要。出院后,周婷买了几头小猪崽,在地里重新种上粮食、蔬菜,和丈夫两人吃不完,就拿出去送给亲戚和村里的孤寡老人,她觉得自己“创造价值”。那年,由于当地猪瘟,年末,家人发现周婷这年养猪亏损不少,但依然决定支持她。身体劳碌带来了精神上的放松,好几次,他们发现周婷又开始一边干活儿一边唱歌了。
更年期抑郁:和激素一起下降的人生

图 | 冬天,白雪覆盖了周婷打理的菜地
那些抑郁病因更复杂的女性,依旧挣扎在家庭的泥沼里,也很难恢复到从前。在医院住了1个多月后,林静被丈夫接回了家。生病后,她对丈夫的态度强势了些,丈夫没再动过手,但嘴上还是常常言语打击她。
身体状态好转后,经人介绍,林静在家附近的工业园区找到了一份做园林绿化的工作,一天工钱一百多块,一个月能有两三千块的收入,最重要的是,不用一直跟丈夫待在一起,她脸上笑容多了些。
在精神卫生医院住到第三年 ,2020年年初,医生告知张红英的家人,她的身体各项指标趋于正常,精神状态也很稳定,可以回家了。
张红英被家人接回家不久,碰上疫情,因为居家隔离无法定期做心理咨询,张红英的抑郁症复发了一次,生活恢复常态化后,儿子陪母亲去做心理咨询后,她的状态才转好。
现在,张红英常跟儿子待在一起。她喜欢刷手机、和邻居聊天、还会旁敲侧击地询问儿子的感情动态,像一个最普通的中年女人一样,她终于等来了宁静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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