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遍全网的“两头婚” 为何兴起在江浙一带?

火遍全网的“两头婚” 为何兴起在江浙一带?

近日,一种叫做“两头婚”的婚姻形式引起了全网强势围观。

这种形式起源并流行于江浙农村一带,男女双方婚前无需彩礼与嫁妆,双方都准备婚房,两边轮流居住或自由居住。婚后生育两个孩子,一胎随父姓由男方抚养为主,二胎随母姓由女方抚养为主。未来的家庭养老问题,由男女双方共同承担。

且不论这种婚姻形式究竟是进步还是倒退,其率先兴起并流行于江浙一带,确实令人毫不意外。

历史:“两头婚”由来已久

实际上,这种婚姻形式并非近些年的新现象,早在明清时期的江南农村,它就已经出现过了。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发表于1938年的《江村经济》中就有过这样的描述,当一对父母仅有女无子,他们就可能“要求女儿的未婚夫的父母允许他们的女儿为他们传嗣。换句话说,他们有权利将其女儿的一个男孩作为他们自己的孙子。这类婚姻称作‘两头挂花幡‘,意思是在两个家的祖宗牌位上插两面花旗。”

这种婚姻介于嫁娶和入赘之间,既保留了男方的面子,又省下了一比彩礼,还解决了女方家里传宗接代的问题。不过由于当时有女无子的情况较少,这种婚姻只是个例。

198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独生家庭开始变多。最早一批独生子女到了适婚年纪时,正好是新世纪之初,也就是“两头婚”开始流行之时。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莫艳清在接受采访时讲到,当时的“两头婚”主要是解决独生子女家庭,尤其是女方家庭的情感抚慰和养老问题。女方家庭不要彩礼,将来女儿两边住,生的小孩绝大多数跟父姓,母姓占据中间字位置,孩子管母亲的父辈也叫爷爷奶奶。

2012年起双独、单独、全面二孩政策陆续实施,“两头婚”家庭可以生育第二个小孩,又增加了第一胎随父姓、第二胎随母姓的约定,逐渐演变成了如今火遍全网的“两头婚”。

莫艳清在接受采访时总结了如今“两头婚”的五大特征,除了以上提到的约定外,双方都为农村或农村拆迁转社区的家庭也是一个普遍要素。他们的原生家庭相隔距离并不太远,便于夫妻两边轮流居住或自由居住,有效解决双方家庭的情感抚慰和养老问题,这也是“两头婚”能够实现的一个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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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婚姻形式起源并流行于江浙一带,尤其是苏南浙北农村一带,可以说与当地发达的经济息息相关。

经济:居民相对较为富裕

缔结婚姻从来都包含着经济上的算计和考量。“两头婚”这种形式在经济上既包含了“不在乎彩礼嫁妆,自家也能置办婚房、养育后代”的意思,也包含了“自家财产不会随婚姻关系而落入外姓人之手”的意思。总的来说就是有钱,且彼此都不占便宜。

而若论有钱,几乎没有能跟苏南浙北相比的区域了。此前搜狐城市在《中国城市居民收入百强榜》中提到,201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10座城市中,江浙城市独占6席,其余4席是北上广深。百强城市中,江浙两省独占21席,浙江11个地市全部上榜。苏南浙北的城市,更是几乎全部位居前40。

更恐怖的是,苏南浙北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名,比城镇居民收入的排名还要高。除了城镇化率100%的深圳和近两年已不公布此项数据的北京之外,2019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名前5的全是浙江城市,除了浙南的丽水之外,其他城市更是全部位居前30。苏南的全部城市,也都位居前35名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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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可支配收入只是当地居民所拥有的一部分,其祖辈传下来的财富以及近年来因企业建厂、城市建设需要征地拆迁得到的补偿,更是让部分居民积累了不菲的财富。在当地实行“两头婚”的家庭中,这样的拆迁户或准拆迁户占据了不小的比例。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范丽珠和浙江外语学院教师赵春兰在几年前的研究中就曾提到,在比较富裕的浙江农村,无男性子嗣的家庭如何解决财产的继承与分配问题较为重要。因为一旦女儿嫁出去,财产很可能被男方家庭控制:“如果(孙辈)不姓自己的(姓),就等于(土地)征用之后补偿的多套住宅白白地给了外(姓)人。”招上门女婿是一个选择,但村民也担心“招赘、倒插门等,最后很可能会竹篮子打水,人财两空”。

有钱、有需要,“两头婚”就成了当地独生家庭顺其自然的选择。但光从财富上来看,广东其实也具备这样的条件。广珠佛莞中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都能排进前20,且因拆迁等原因诞生的富户闻名全国。但它与江浙相比,在生育、宗族等方面的观念大不相同。

观念:重男轻女思想淡薄

首先,江浙地区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得较为严格,独生子女的比例更高。1980年前后,全国开始正式实施计划生育,彼时江浙两省的生育率就已经降至15‰左右。到了2000年之后,更是稳定维持在10‰左右,始终在全国排名倒数。而广东的出生率,一直以来都高于江浙,尤其在计划生育政策刚开始实行的几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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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8年统计的各省独生子女率(已结束生育期并终身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妇女人数与已结束生育期的妇女总人数之比)中,江苏高达47.2%,浙江37.4%,均位列全国前10,而广东仅有13.7%。

独生子女率高,除了让江浙地区的家庭有更多的情感抚慰、养老继承需求外,也让这一地区重男轻女的观念更为淡薄。独生女在家中也是被父母捧在手心里长大的,很多父母不愿意她嫁得太远受夫家牵制,再加上自身的需求,便更能接受这样的婚姻形式。

莫艳清在接受采访时也提到,“其实苏南浙北地区,重男轻女思想和宗族传统文化,就全国而言相对来说比较淡薄,父辈也好,子辈也好,对上述观念较为淡化,才会推动这种婚姻的产生。如果是很传统、很浓厚的宗族地区,很难产生这种婚姻。”

毕竟,“两头婚”的女方既拿不到彩礼,还要准备婚房,婚后还会跟原生家庭有较深的牵绊,都是重男轻女观念较重的家庭所不能理解的。男方则要分出一个孩子给女方家庭,也是宗族观念较深的地区较难接受的。

也正是因为种种原因的叠加,“两头婚”这种形式只是特定时期出现在江浙特定区域的产物,不会大范围内流行。浙江顺博律师事务所律师杜鹏认为,今后这种形式会跟招上门女婿一样,依然存在,但不会成为普遍现象。“由于生育政策的调整,越来越多的二孩家庭出现后,很多家庭对此方面的需求会下降。需求下降,两头婚现象自然会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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