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性启蒙 “性”是唯一允许人发笑的一种

我的性启蒙 “性”是唯一允许人发笑的一种

 
当年,为了制造原子弹,国家从各地挑选了一批精英,去西北无人区生造出了一座小城。因为是保密基地,小城在任何地图上都没有标注,只有一个代号——404厂。
 
1991年,我在那里出生。
 
 
我有记忆起,家里的浴室就有一口浴缸。那时没有热水器,若要在浴缸洗澡,得用炉灶接连烧上几壶热水。更小的时候,我洗澡多在大铁盆里解决,后来稍大一点,爸爸开始带我去厂里的公共浴室洗澡,说那里洗得自在。
 
男澡堂的四周是淋浴,中间有两个泡澡的池子。也许因为有藻类,池水常年泛着绿色,澡堂也顺带叫了“碧潭浴池”。我觉得池子不太干净,泡澡时会小心用手撑着台子,不让屁股坐在上面。
 
男人们泡完澡,便招呼身边的人互相搓背,即使不熟,在澡堂里找人搓背也不会遭到拒绝。人们生怕显得自己不肯卖力气,总是搓得过于用力。被搓的人垂下头,弓步扶住墙壁,脊背随着搓背人猛烈的动作一起一伏,直到出现红色血印。听到儿歌里“拉大锯扯大锯”,我的脑海里都是澡堂里搓澡的情景。
 
我留意到大人发黑的生殖器官,那和小孩子的一点也不一样,看上去像是长了毛的肿瘤。
 
三岁的一个周末,爸爸出差,我原本就要放弃去浴池了。遗憾的是,因为年幼,我拥有了第二个选择——和妈妈去女澡堂洗。
 
妈妈带上洗发水和香皂,把大铁盆挂在“二八”自行车后座上,蹬开脚支,推车出了单元门。我抓着一辆塑料玩具车,踩着链盒爬上前梁。妈妈踩着脚蹬遛了几步,跨上自行车。
 
车子经过家门前的槐树,走上主路。我把玩具放进车筐,心思沉了下来。我回头问妈妈:“这样不行吧?”妈妈没搭理我。我的手搭在车把上,低头看着车子的前轮飞快转动,众多辐条连成平面。
 
经过自由市场、俱乐部,车子转弯,走过一段满是碎石子的小路,我们到了澡堂。妈妈把车停在门边,卸下澡盆,拉着我走进“碧潭浴池”的大门。
 
“可他是个男的啊!”看到我之后,收澡票的阿姨几乎喊了出来。我的手指在玩具上摩挲,低头蹭妈妈的裤子,嘟囔着:“就说不行……”妈妈没说话,只是低头看看我。
 
“哎呀,他还小嘛,也就三岁,能知道啥?”刚好一个认识妈妈的阿姨也在,她帮着说了一句。妈妈似乎得到许可,拉着我向帘子后面的换衣间走去。收澡票的阿姨没再阻拦,可仍旧挣着表情看我,像是发生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我步子缓慢,任她的目光一束束钉在后背上。在经过门帘的刹那,我猛地一闪,冲进了换衣间。
 
我太过着急,腿不小心磕到铁盆边沿,红了一小块。疼痛盖过脑子里的羞耻,给我带来些许安慰。换衣间里没有其他人,空空的衣柜敞着门,散发出轻微发霉的味道。为获得更多安慰,我扬起手背,击打柜门的棱角。
 
衣服最终还是被锁进衣柜,我只得抱着大铁盆进了女澡堂。
 
我的性启蒙 “性”是唯一允许人发笑的一种

<废弃的404女澡堂,拍摄者:蒋不>
 
和男澡堂不一样,这里没有泡澡的“碧潭”,只有一排排淋浴。我走到最里面,把铁盆放在喷头下。妈妈拧开阀门,给我接了半盆热水。我拿着玩具迈进澡盆,盘腿坐下,喷头冒出的热水浇在我的身上、地上,周围腾起雾气,我的羞愧似乎得到遮掩。
 
澡堂里的声音雾蒙蒙的,人们的交谈声和水雾混在一起,变成闷闷的声响,听上去像来自很远的地方。在一片混沌的声音中,我隐约听到持续的笑声,一抬头,看见了我的两个幼儿园老师——痦子和小芳。
 
痦子大概三十来岁,鼻子旁边长了一颗绿豆大的痣。她的脸上常年看不到表情,瞪人时,眼皮从四周向中间挤过去,只留下一点眼珠,目光骇人。那天在澡堂里,我第一次见到痦子笑。她和小芳站在淋浴下看着我,手遮住嘴说话,说着说着就笑起来。小芳看了看我,回过去对痦子耳语,痦子笑得更大了。她绷着脸,廓圆了嘴,发出放肆的笑声。
 
小芳是幼儿园里唯一让我有好感的老师,她算不上貌美,但因为年轻,依旧是幼儿园里最好看的老师。小芳从不对着小孩发凶,有人胡闹她也只是微皱起眉头。
 
那时有首流行歌让她在我的想象里更加温柔:“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我当时以为厂区就是整个世界,这首歌也是厂里的人专为她写的。说不上为什么,小芳看我时,我会有些不好意思。
 
那天,小芳赤身站在喷头下,咧开嘴,皱起眉头笑。她和痦子不时指着我窃语、大笑。我回头看看,发现身后再也没有别人。我低头看看磕红的小腿和手背,检查每一寸皮肤,想找到异常以解释她们的笑声。
 
我失败了。
 
我抬头看向妈妈,试图获得帮助。妈妈只是看我一眼,依旧什么也没说。
 
两位老师干脆站在了一个喷头下面,痦子指了指我,用食指和拇指掐出一小段长度,和小芳偷偷说了些什么,笑起来。让人心碎的是,小芳的笑声似乎比痦子更加放浪,她把小手指伸到痦子面前,勾动了几下,发出尖锐的笑声。她笑得越发厉害,直到扶着痦子肩膀咳嗽。
 
我完全不知她们在笑什么,所以尽管手里拿着玩具,却没想到用它遮住身体。
 
风透过头顶的窗户吹进来,面前的雾气变轻,我打了个喷嚏。痦子已经笑得仰起头,小芳肩膀也扭起来了。直到我和妈妈离开,两位老师还在笑。小芳的手指抹在眼角,擦掉笑出的泪水。她们的笑声冲破水雾,在澡堂的高墙间来回冲荡。
 
因着这笑声,每当回忆起这段经历,我总觉得澡堂的天花板有数十米高。
 
若按今天的标准,我们幼儿园的老师应该通通不合资格。有个大胸的女老师教小男孩摸自己的乳房,她见到小男孩就喊:“来,摸包包。”还有一位女老师,她的头发又多又长,但身上有一股难闻的味道。她喜欢的人不喜欢她,她想不开,疯了。自那开始,她很愿意跟着街上好看的男人回家。妈妈说这是“花痴病”。
 
好在这两个老师不打人也不骂人。痦子就不一样了,她会用尖刻的声音讽刺,还会打小孩子屁股,我听到她的脚步声就会紧张害怕。
 
每天吃饭前,强壮的孩子会抢走大勺子,用最快的速度吃完饭,抢占靠着暖气管道的板凳。大家管那叫“火车头”,地位相当于幼儿园头把交椅。我从来没有坐过那个位置。对我来说,幼儿园的食物难以下咽,我总在痦子的监管下,吃到最后一名。
 
幼儿园里买过一批最新最好的玩具,有大盒积木、全套小人兵团,还有漂亮的装甲车与飞机模型。但这些玩具一直贴着墙脚摆放,只有领导检查的时候才有几个孩子得到玩耍的机会。我总是背手坐在小板凳上,望着那些玩具出神。
 
其他小孩子似乎没有感到幼儿园的压抑,他们飞快地吃饭,抢“火车头”。或是在院子里玩泥巴,翻跟头,冲着教室外的猪大叫。我不知怎么和别人玩到一起,更多时候沉浸在幻想里,想象自己是强大又脆弱的英雄,编造故事。
 
我常常一个人坐在墙角发呆。很小的时候我已经生出一种感觉——时间可以熬人。
 
幼儿园小班的生活中,我只在一瞬间感到过开心,是喜欢的女孩带来的。
 
因为长相甜美,她和妈妈的照片被放大很多倍,挂在厂区照相馆的招牌上。我总想着可以和她一起玩,但从来只是远远地看着。有天我在墙角发呆,她走过来伸手拉我。我很吃惊,问她做什么。她说:“一起玩呀。”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那样做,也不记得和她玩了什么,但她给了我最大的安慰。
 
除了小女孩,小芳是幼儿园唯一不让我反感的人,在浴池相遇后,她也变得讨厌起来。
 
周一,我回到幼儿园,看到小芳正在帮其他小孩整理衣服。我想她应该意识到自己昨天的失礼,看我时一定目光躲闪,带有羞愧。我刻意在她面前走过,却没有唤起注意。
 
我又坐在墙边的小板凳上盯她。好久好久,她才看见我,眼神却像是看见一把掉在地上的勺子。我大失所望——她根本不知道浴室的小男孩是谁,我想要的歉意只是空想罢了。
 
对我来说,小芳和痦子已无不同。她身上的独特魅力已经随澡堂的水流进下水道,任是再怎样笑也无法让我害羞了。
 
原本糟糕的幼儿园生活变得越发难以忍受。我开始频繁地走上幼儿园二楼的露台,把肚皮贴在冰凉的石墙上,借以冷却心里的悲伤。
 
404厂区只有两三万人,有单位的员工几乎都互相知道姓名。每天晚上,大家去同一条街道上遛弯。任何人出一点事,全厂都会知道。熟人社会,加上地方实在太小,厂里的人活得相当压抑。
 
有位数学老师和心上人一起报考了外地的研究生,但全厂区只有一个名额。考第一的老师把名额让给了喜欢的姑娘。在外念书几年,姑娘有了新的男友。数学老师知道后,精神失常了。
 
厂区的街心公园旁边有歌舞厅,大人会去那里跳交谊舞。我四岁时进去过一次,挤在大人的膝盖中间,仰面看妈妈跳舞。如果舞伴不是爸爸,我就抱住妈妈的腿哼唧。
 
即便有歌舞厅,生活仍然过于单调。一逮到机会,大人们就想办法发泄。
 
我的性启蒙 “性”是唯一允许人发笑的一种

<废弃的舞厅>
 
爸爸在银行上班,和幼儿园只有四五十米的距离。
 
银行办公楼很气派,有五六层高,外面还贴了瓷砖。办公楼顶层有一间很大的会议室,屋顶装着一组日光灯,还有一组气氛灯,中间挂着一颗舞厅那样的灯球。
 
四五岁时,我去那里参加爸爸单位的年终聚会。大家把桌子搬到边上,腾出一大片地方。
 
领导说了些话,员工演了腰鼓和小品节目。进入游戏环节,主持人关掉日光灯,打开气氛灯和音响。屋子变得昏暗,七彩的光四下乱射。
 
游戏大概是踩气球、击鼓传花,还有嘴递纸牌。其中有一个游戏我只见过一次:主持人把两瓶“娃哈哈”挂在女员工脖子上,插上极细的吸管,让两个男员工在两边吸,比谁喝得快。
 
灯球旋转,音乐震得我心脏砰砰跳。喝奶的男员工嘬紧腮帮,挂着“娃哈哈”的女员工笑出眼泪。频闪灯光中,眼前的景象像是定格动画。
 
一开始,我盯着“娃哈哈”,有些嘴馋。很快,我不再想着“娃哈哈”了,只觉得他们很难看,生出几分不高兴。我看向爸爸,他笑了几下,说这帮人想的节目真恶心。
 
那天回家已经夜里十一点多,走在路上我已快要睡着。我深深感到大人们的无趣,再也不想参加他们的聚会。
 
因为认定我听不懂,大人偶尔会当着我的面讲起黄笑话。他们不知道,我虽然不懂,但那些笑话却全都记住了。
 
几乎没有人对我提起过性知识。直到我25岁,看电视时有接吻镜头,父母还会换台,用尴尬的语气说我们先看看别的。
 
有次教育频道在放访谈节目,找了几个“专家”,向台下观众介绍如何正视儿童性教育。我摆弄好收藏的橡皮,从卧室走出,准备去厕所。客厅正看电视的妈妈冷不丁说了一句话:“避孕套就是套在小鸡鸡上,防止精子出去,这样就不会怀孕。”
 
这句话是我唯一接受的性教育,我才知道为什么以前吹避孕套玩的时候妈妈会说“脏”。但妈妈依然没告诉我精子能去哪,对我而言,“性”的另一半依旧是缺失的。
 
我的小学离幼儿园只有二十米。因为不满七岁,我上了半年的学前班。
 
一年级,性别意识显现出来,班里的小孩子已经谈起恋爱了。
 
谈得最轰轰烈烈的三对情侣被称为“火热三大对”。他们把十几页纸订成册子,为恋爱行为做了记录。小册子被称为“书”,只有班上有影响力的男生女生可以翻看编写。
 
“三大对”中的男生是蔫帅的大邵,男生老大阿罗,还有我崇拜的画画天才阿阳——他和喜欢的女孩在放学路上互相喊名字,再大喊“我爱你”。
 
我也喜欢班上一个女孩,但从不敢表露。放学打扫卫生,大家把椅子倒放在课桌上。每次我都会趁人不注意,把喜欢女生的椅子单独搬下来,再搬上去。拖完地,水泥地泛起泥土味道,闻起来像是爱情。
 
当然,性不只催生男女情愫,还有直接的生理反应。
 
有次上课,我同桌的男生把透明胶环套在裤裆那里,立着老高。隔着裤子,我没反应过来,问他那是什么。他一直笑,怂恿我摸。我伸手过去,刚碰到就吓得缩回来——他那时已经可以勃起了。
 
小学二三年级,电视更新换代,很多人把家里的“小盒子”换成“大屁股”。隔壁班有个男生缠着爸妈买了当时最大的彩电,还有全套的《美少女战士》录像带。父母不在家时,他播放录像,等美少女们换装变身时,就按下暂停键,扑上去,对着电视机屏幕猛烈亲舔抚摸。
 
这一幕被找他玩的同学在窗外看到,男生因此被嘲笑了很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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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的小学和防空地道入口>
 
妈妈生我时是剖腹产,我以为所有小孩子都是划破肚皮取出来的。我一直误以为女性的身体和商店里的假人模特一样,下体是光滑且封闭的。这阻绝了我对性的进一步认识,也让我没有过多疯狂的举动。
 
原本,我有机会在四年级时得知一切的。
 
小学四年级,奥特曼在厂区风靡。厂里的新华书店也在显眼的位置摆放起奥特曼的介绍图册。每周五下午,男生老大阿罗都会带几个朋友去家里看奥特曼光碟。
 
我不明白奥特曼有什么可看,怪物和英雄都长得丑,每集的套路也是一样——奥特曼总是被怪兽打到体力不支,直到胸前的能量灯开始报警,才放出激光把怪兽切成两半。那为什么不早点用激光呢?
 
我不看奥特曼,也不踢足球,自然与其他男生走得远。不知为什么,有天放学,阿罗破天荒拉着我和几个男生一起去他家看碟。
 
虽不喜欢奥特曼,但接到邀请,我还是高兴的。
 
那天放学,我跟在他们后面,一跳一跳地走——我第一次和这么多人一起玩。到了阿罗家,我们换鞋进屋,卸下书包,分坐在沙发和塑料凳子上。
 
阿罗取出碟片,放进VCD机。片子的主角是泰罗奥特曼——所有奥特曼的弟弟。与以往不同,这次的奥特曼是一个小孩子演的。
 
“我是小泰罗奥特曼。”一个大概六七岁的孩子穿着奥特曼衣服在舞台上蹦跶比划,舞台周围喷出干冰。除我之外的男生都看得认真,他们说小奥特曼真是太可爱了。我盯着屏幕上奥特曼蛋黄一样的眼睛,突然哈哈大笑:“小奥特曼是个对眼儿啊。”
 
其他男生都没有笑,我没觉察到气氛的压抑,还以为所有人都没听到我的笑话。我坐直身子,酝酿情绪,重新大声说了一遍:“你们没发现吗,小奥特曼是个斗鸡眼儿啊!”
 
“你别说了行不行?”大邵说了一句。“就是,没完了,说一遍还说,不喜欢看别看。”阿阳接了一句。没想到竟然所有人都嫌弃我的笑话。我默默拎起书包,换鞋离开。
 
关上门的时候,我隐约听到了屋里欢庆般的喊叫。
 
我低着头,用钥匙敲击着木扶手,一阶一阶走下楼梯。出了单元门,我闻到垃圾洞的腐烂味道。那天起了沙尘,天变成橘黄色。我拉开校服拉链,扯起一半挡住脸,迎着大风慢慢走回了家。
 
我还不知道,对泰罗奥特曼的诋毁,让我接触黄片的时间推迟了整整八年。
 
接下来的那周五,阿罗没再邀请我去看奥特曼。
 
周一到学校时,大邵说:“知道吗,我们捡到黄片了。”我很好奇,问里面是什么。几个男生看了一眼阿罗,变得扭捏起来,说没什么。一个男生扑哧笑出声来,阿罗让他不许笑。
 
也许是炫耀的欲望突破了禁忌。过了十来天,他们主动说起那天的事——
 
几个人背着书包结队向阿罗家走,阿阳并着双脚向前跳,一脚下去,踩碎了一张没有封面的光盘。到了阿罗家,他们把两半的碟片拼起来,竟还能播放。片子的演员是一对赤身的外国男女。
 
“那女的说,你XX脏了,我帮你XX……唉,反正特恶心。”大邵讲时带着嫌弃的表情。可能那天观看的内容太过露骨,阿阳被吓哭了,边哭边说:“这是什么呀,我不看这个,我要看奥特曼。
 
往后的日子里,这段故事被反复讲述,大家越讲越觉得好笑。禁忌仿佛早已不存在,只有阿阳哭了的事被一次次提起。
 
虽然听大邵说了几句,但黄片到底演什么我还是没闹明白,只是隐隐感觉有点恐怖。我有些庆幸自己没去,若是在场,怕是也要哭出来,遭人取笑。
 
这件事之后,隔壁单元的男生挑拨说,阿罗要联合所有男生对付我。我相信他的话,对其他男生冷战。结果,我被全班男生孤立了。
 
放学后,一群男生开始在我前面说脏话,嘲笑。等我追上去时就不再有人说话。回到家,座机不断响起,我接起来又没了声音。妈妈问是谁打来的,我就一个人生起闷气。
 
我感到学校的压抑。每天八点钟上课,我六点半就跑去学校。黑暗的楼道里,有一天中唯一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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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园的废弃米格战斗机>
 
后来,我给了阿罗一颗酸糖,他愣了一下,问:“你想和好吗?”我点点头,还没说话,已经哭得不成样子。阿罗拉来所有男生给我道歉。阿阳说:“那天你凳子上的水是我泼的,对不起。”大邵说:“我本来给你家打电话,准备说我是你妈的男朋友。对不起。”
 
我什么也没说,只是一抽一抽地哭。阿罗抱了我一下,事情就结束了。
 
初中时,班上不懂性的人只剩下了我一个。
 
那时班里结对子学习,让成绩好的同学带成绩不好的。和我结对的是幼儿园吃饭很快的胖男生,他的体重已经是我的两倍整。
 
有一天,他仰头靠在暖气管上,感慨说:“啊,黄片永恒的主题只有一个,就是插。”语气好像是参悟了人生真谛。我问他“插”什么意思,他让我去问女班长。我觉得不妥,转问了班上其他的女生,她们只是笑,说我假装不懂,真是流氓。
 
我有点生气,说:“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告诉我?”女生捂嘴笑起来,说:“你装得还挺像。”
 
等到好不容易上生物课,讲到生理知识,老师连省带略,一节课讲了一个月的内容。我身后的男生从头笑到尾,弄得女老师脸都红了。下课我问他为什么笑,他没回答,趴在书上笑得气也喘不上来。我仍然不明白,上完生理课还是以为只要男女一起睡觉,精子就会穿透衣被,飘进卵子里面的。
 
那时看《上错花轿嫁对郎》,里面男女假装同房,就咬破手指,在床上留下一抹血迹。我以为那是怀孕的标志。回老家和姐姐在一个炕上睡觉,我都会裹得严严实实,早上还会小心地检查床上有没有血迹。
 
初二,学校带我们看了教育电影《少年犯》。那天下午,我们没有上课,集体去了俱乐部的电影院。
 
电影讲什么故事我已经忘了,只记得两个细节:一个是男生在桌子下面摸了女孩赤裸的大腿。我心里一惊,怎么可以这样?
 
还有一个细节是,电影里女孩接受问询时,说自己和男生发生了关系。
 
女孩说完那句台词后,电影院传来男生的哄笑。有人大声重复了一遍:“发生了关系。”接着笑出来。班主任回过头,想看看到底是谁。她没有找到目标,只是回身喊了一句:“不许笑,认真看。”
 
我想起之前听到过“发生关系”这句话。
 
一天下午上学,刚出单元门,我看见楼前围了很多人,有人在哭,还有红色的消防车伸出云梯。
 
四单元有个姐姐一脚踩在窗框上,身子探出来,要从四楼跳下去。她反锁了家门,父母进不去。
 
那天她的母亲哭了很久,之后好久没去单位上班。再后来他们似乎搬走了,我再没见到过那个姐姐。
 
我问父母怎么回事,他们歪着脖子,眼睛斜看着地板,停顿了很久,说女生不听话,和男生发生了关系。
 
但发生关系是什么意思,我仍然不知道,是不是摸了大腿就算。
 
我感到“性”有些可怕,如果隔着被子也会怀孕,“发生关系”要坐牢、要跳楼,而我又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那该怎么办呢?
 
初中,大部分有“集体”的男生都明白了性是怎么回事,开始把“插”挂在嘴上。我每天都能听到几十次。
 
有天课间操结束,隔壁班一个男生奔跑着大笑,我拉住他问怎么了,他手搭在我肩膀上,趁大笑的间隙说:“你说,我先找个老婆结婚,然后再把她强奸了,这样不就不犯法了吗?”说完他闭着眼睛张大嘴,笑得直不起腰来。
 
至于那个一二年级就能勃起的男生,因为骚扰女同学,被砖头拍进了医院。
 
发泄已经成了必要的事,但厂区里实在闭塞,网络又不发达,色情片最主要的来源只有光碟。
 
邮局边上有一家音像店,店有里外两间,外面一间大多是《还珠格格》和《泰坦尼克号》,里面一间有《加里森敢死队》和香港的三级片。
 
有小个子男生去店里租碟,在外面的房间翻数半天,什么也没找到。他叫了老板,问有没有毛片。老板看着他说:“毛片?毛都没长齐还他妈看毛片?”这句话在男生中传开,再也没有人去店里租碟。
 
耐不住的男生们辟出了一条新路。
 
我的性启蒙 “性”是唯一允许人发笑的一种

<废弃动物园中的游艺机>
 
我们家紧挨着一片果园,四周围着泥墙。泥墙上原本插着寸长的绿色玻璃片,后来被翻墙的人用砖头敲掉。
 
初二冬天的一个周末,雪停了。我刚出家门,看见果园的泥墙上走着一排同学,有阿罗,还有其他班的几个男生。他们拿着长长的树枝,四下张望。我大声喊:“你们干嘛呢?”墙上的男生喊了一句,我没听清。他们都笑起来,我又问了一遍。
 
“捡金子!”小张大喊,墙上的男生又笑了。
“你们不冷吗?”
“就这天才合适呢!”男生们在墙上放声大笑。
 
直到高中,我和小张成了同学,才知道“金子”是什么。
 
大人看完片子,光碟就会被扔出窗外。起初我的同学们会偶然捡到,后来干脆组织起来,在周末进行地毯式搜索。这种方式十分有效,幸运时可以捡到一整箱。光碟折射太阳发出反光,像是躺在地上的金子。下过雪,反光似乎更加明显,碟片也更容易被找到。
 
他们甚至总结出了哪里的住宅“金子”更多,那里好像住着公安局的人。
 
初中毕业,404生活区成了废城。
 
 
 
 
当年为了预防苏联核打击,404厂区的地下建了联通的地道。医院、学校和住宅区门口都有入口。几十年过去,地道垮塌。有人在火锅店门口跌进两米深的地道,摔成重伤。接着是自由市场、体育场塌陷,越来越多的地方被拉上了警戒线。
 
厂区变得危险起来,也是那时,上级决定“生活生产要分开”。全厂职工家属服从指令,集体搬迁到嘉峪关市。
 
我的性启蒙 “性”是唯一允许人发笑的一种

<俱乐部门前的雕像,手指着出厂的方向>
 
嘉峪关戈壁上起了一片楼房,几十辆军用卡车跑了半年,全厂搬迁完毕。我在嘉峪关上了高中。
 
因为父母来自全国各地,基因相隔远,404的小孩大多比较好看。开学见到高中全部同学时,我有些吃惊——头一次见到这么多难看的人。
 
我和阿罗、小张分在了一中,另一些朋友去了三中。上课第一周,我们就被老师打了,阿罗被老师用毛巾抽红了脸。一周后,这个老师又被同学一拳砸在了脸上。
 
一次晚自习,三中的同学跑来看我们,一直暗恋的女孩也在,阿罗假借流鼻血去走廊和他们见了面。我很想他们,但看着讲台上的班主任,起身三次,终究是没敢出去。
 
几次调换座位后,小张成了我的同桌。
 
那时片子的计量单位还不是GB,而是“张”,小张大概看过一卡车那么多。他很惊讶我上高中还没看过黄片,每天抽空就对我口述。他讲得十分直白,讲完就缩着脖子笑起来。
 
17岁,我从小张那里知道了下片子的方法,从“哇嘎”上面找了一部禁播的纪录片,还有一部打码的成人动画。
 
我终于明白了男生们说的所有话。
 
但我仍不明白,这些有什么好笑。每当同学聊性聊得哈哈大笑,我依旧感到不恰当,在一旁尴尬。
 
我和另一个同学专门问了小张,每天讲这些干嘛,太恶心了。小张头一次正经起来,他说:“学校太苦了,我不讲这些你们就一点乐趣也没有了。”我耸耸肩,说:“可是我没觉得好笑。”
 
后来,我终于和以前的同学见了面,暗恋很多年的女孩也在。因为分离太久,有些生疏,我们那天都没说多少话。
 
我感慨曾经那么熟,现在竟没有几句话好说。晚上回去,我给暗恋的女生发了短信:“一中和三中的距离有多远啊?”发送完我就后悔了,知道自己又搞砸了。
 
高二,我依然没能从搬迁的阴影中走出。搬迁前,家里没有登记房子,我们借住在亲戚家,后来又租了房。这段时间里,嘉峪关的房价翻了一倍。
 
周末,我回了一次404,看到初中已经被推成平地,停着几辆重型卡车。阿罗家被拆干净,我家的单元门被砖头砌死。
 
周一下午,坐进教室,望着窗外的阴天,我想起小时候的事。
 
三岁时,我一直想做哥哥,和弟弟妹妹玩。但因为计划生育政策,妈妈把怀上的孩子打掉。愿望无从满足,我开始在自语时自称哥哥。
 
我总会跑去幼儿园二楼的露台,望着家的方向说:“哥哥想回家。”
 
但现在,我再也回不到那个家了。我第一次感到命运不可自决,被压得喘不过气。
 
也许,小芳、痦子、还有年会上的员工,他们早已体会到生活的压抑,所以才要抓住所有机会笑出来。
 
毕竟,无数压抑人的禁忌中,“性”是唯一允许人发笑的一种
 
那天课间,我们几个一中的朋友聚在一起,小张说他看了一个国产的黄片儿,叫《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孙悟空趴在白骨精身上,边运动边喊叫:“我日死你个妖精。”“俺老孙的铁棒厉不厉害?”
 
我终于和身边的男生一起放肆地笑出来。
 
我笑红了眼睛,擦了好多次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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