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版本的《新华字典》是如何诞生的

魏建功(1901—1980)是我国现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教育家。叶圣陶(1894—1988)是现代著名的文学家、教育家和出版家。在新中国初期,他们先后在出版总署编审局和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教社)一起共事五年,尤以创立新华辞书社、编纂闻名遐迩的《新华字典》而永载史册。这既是魏建功先生担任社长的新华辞书社为社会做的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也是叶圣陶先生领衔的人教社为新中国奉献的除了中小学各科教科书之外的又一份厚礼。2020年是新华辞书社建社70周年,也是人教社建社70周年,值此之际,谨以此文表示纪念和庆贺。

最早版本的《新华字典》是如何诞生的

魏建功

最早版本的《新华字典》是如何诞生的

叶圣陶

新华辞书社创立

新华辞书社是我国第一家国家级辞书编纂机构,署名“新华辞书社编”的《新华字典》(1953)是新中国第一部以白话释义、用白话举例的现代汉语规范字典。对此,魏建功主编功劳最大,叶圣陶终审功不可没。他们俩对编写这样的字典,一直都有着多年的情怀和梦想,新华辞书社的创立也缘于此。

鉴于过去字典辞书多为大部头、不便翻查,而小字典或学生字典错误多、不甚准确、也不好用等问题,叶圣陶早在开明书店任总编辑时,就想编一本适合一般文化程度使用的小字典,还曾多次讨论过字典的编辑事宜。新中国成立以后,担任出版总署副署长兼编审局局长的叶圣陶,在负责各种教材编写之余,仍惦记着适时邀请一位热心辞书的名家来主持编写这样一本字典。同样,编纂一本大众需要的新字典,也是魏建功的夙愿。他在解放前夕担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时,曾与周祖谟、金克木、张克强和吴晓铃等北大同仁,商量编纂一本新型的实用性字典献给即将诞生的新中国。他还草拟了一个“突破传统字典部首检字法,采取音序排列检字”的《编辑字典计划》,并把它寄给了开明书店。新中国成立后,也在编审局兼职工作的魏建功,与叶圣陶一拍即合,都认为随着中小学教科书编写修订工作步入正规,应该有一部新的普及性字典,而且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决定在编审局建一个以“新华”为字头的直属机构——“新华辞书社”,并由魏建功出面主持,着手早有计议的小字典,即后来命名为《新华字典》的编写工作。

对此,《叶圣陶日记》都有具体记载: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傍晚,魏建功来访,谈渠与同气四人计划开明编字典之事。其字典注重于活的语言,以声音为纲,一反从前以字形为纲之办法,的是新创。有计划书甚长,各点余大多同意。唯须用工作人员至少五人,又有五位主编者,历时又恐不会甚暂,如此规模,是否为开明所能胜,余未敢断言。”由于魏建功颇为叶圣陶所赏识,因而将其拉到了叶圣陶直接领导的教科书编审委和编审局兼职工作,帮助审订中小学语文教科书,甚至还承担了召集北大同人编写新中国第一本高中语文课本(即周祖谟、游国恩、杨晦、赵西陆、刘禹昌、魏建功编《高级中学语文课本》)的任务。结果大半年下来,编字典的事情被暂时搁置下来,魏建功反倒参与不少教科书编审的事情。

他们两个人再次谈及编字典之事,便到了1950年春天,起因是教育部有意将挂靠在北京师大的大辞典编纂处改属出版总署(后来实际上并未接收)。叶圣陶借机询问魏建功“可否由渠主持其事。渠谓于字典辞典颇有雄心,唯须北大方面职务能摆脱方可”。于是,叶圣陶两次致函北大校长汤用彤,商调中文系主任魏建功教授到出版总署编审局主持筹建辞书机构、领衔字典编写事宜。北大同意后,魏建功和叶圣陶随即开始谋划新华辞书社筹备事宜,也为“将来还拟成立辞书出版社,专门出版供各方面需要的字典辞书”做准备,并明确由魏建功负责“延致人员”。

1950年8月1日,新华辞书社成立,杜子劲、李九魁、张克强、萧家霖、孔凡均、李文生先后入职。其中,杜子劲系叶蠖生(时任出版总署办公厅副主任)介绍,李九魁由金灿然(编审局秘书长)推荐,张克强、萧家霖、孔凡均则为魏建功推荐(介绍萧家霖的还有刘鸿文),李文生是分配来的辅仁大学毕业生。

《新华字典》的诞生

1950年12月1日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叶圣陶兼任社长、总编辑,魏建功被任命为首届社务委员,兼新华辞书社社长。成立不久的新华辞书社转隶人教社,都在出版总署院内一起办公,并组建了辞书社务委员会,成员有叶圣陶、魏建功、金灿然和萧家霖。魏建功仍为兼职,一半时间在人教社编字典,一半时间在北大教书,其工资两家各付一半。

1951年1月,社务会决定“加添人员,加劲工作”,魏建功便先后招来了朱冲涛、张廼芝(女)、李伯纯、刘庆隆(黎锦熙介绍)、王蕴明(女)以及缮写员游禹承(后为赵桂钧),工作人员翻了一番。他安排了四位年龄较大者各负责一摊。据刘庆隆回忆说:“1951年初,根据工作需要划分了三个组:编写组由魏建功、萧家霖两位负责,资料组由杜子劲负责,总务组由朱冲涛负责。”

最早版本的《新华字典》是如何诞生的

1951年4月,新华辞书社人员在原出版总署院内合影

1952年2月,教育部工作会议决定成立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加强对教科书和人教社的管理和支持力度,其中人力配备之一项,拟以教育部名义调北大的魏建功和清华的吕叔湘专职到人教社工作。为此,叶圣陶还同他们分别谈过话。其中,魏建功对完全辞去已做多年的北大教授职位一直下不了决心,而吕叔湘“自言不甚宜于我社之工作,谓较近者为语法研究”。结果,魏建功继续在人教社兼职,主持辞书社全面工作,萧家霖协助负责日常工作。吕叔湘也到了人教社兼职工作,任副总编辑,主要领导中学《汉语》课本的编写,并极力推荐张志公入社协助其工作。1952年6月,人教社编辑部门迁至教育部院内小红楼办公,各编辑组改为编辑室,新华辞书社则改为辞书编辑室(但对外仍叫新华辞书社),魏建功任主任,叶圣陶继续分管。

1953年1月,新华辞书社编写的第一本工具书《常用字用法举例》(1954年11月三版时,改书名为《常用字汇》)正式由人教社出版。10月,魏建功及同人积三年之功、几易其稿的音序排列的《新华字典》也由人教社出版,封面“新华字典”四个字由魏建功题写。12月,叶圣陶调恽逸群担任辞书编辑室副主任(辞书社副社长),参与该室领导工作。这样,魏建功和萧家霖便有更多时间用于部首排列的《新华字典》的编写工作。1954年11月,这个版本的《新华字典》得以顺利出版,也由魏建功题写书名。至此,魏建功多年来编字典的心事了却,意愿达成。之后,他便逐渐淡出辞书社的工作(业务由萧家霖主持),而忙于北大尤其是国家文字改革的事情,将精力投入到《汉字简化方案》制订和《常用字简化表草案》修订的工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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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1954年人教社出版的《新华字典》(音序版和部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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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版本的《新华字典》是如何诞生的

人教社1953年印装的布脊纸面精装《新华字典》

1954年12月1日,辞书编辑室(新华辞书社)整体划归文化部出版局管辖的古籍出版社。其间,编写组又根据《汉字简化方案》和《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对《新华字典》音序本进行了一次全面修订。1956年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并责成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写一部规范的现代汉语中型辞典。7月1日,辞书编辑室(新华辞书社)又并入中科院语言研究所,并与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的编辑人员和语言所部分人员一起组建了词典编辑室,从此投入到《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工作,同时也意味着已存在六年的新华辞书社的完结。1957年,《新华字典》由人教社转交商务印书馆出版(新1版),此后《新华字典》一直由商务印书馆负责修订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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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1957年出版、新华辞书社编的新1版《新华字典》

首部“新型小字典”编撰始末

《新华字典》是魏建功主持的新华辞书社的代表作,也是人教社编辑出版的第一部字典。这部精品力作由魏建功主编、叶圣陶终审,辞书社10余人直接参与,前后编写了整整三年时间,多次征求多方意见,反复修改,几易其稿,精益求精,凝聚了我国老一辈语文、教育特别是辞书人的智慧和心血。其工作量之大、编写难度之高,历程之艰辛和复杂,可想而知。

《新华字典》项目启动于新华辞书社成立之时,参与其框架设计的有叶圣陶、魏建功、吕叔湘、萧家霖、孔凡均、杜子劲、李九魁、张克强等。经过比较几种方案,最后确定按照魏建功先前制定的“以音统字、以字统义、以义统词”为总体例的字典编辑计划施工,以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增订注解的《国音常用字汇》为基础,编纂一个适合一般文化程度查用的新型小字典,既要注音,更要释义和例句,且全用白话,还穿插配图,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别于以往和市面上的各种字典。接着,编写组成员写成了一些条目样稿,商讨和明确了字典体例和如何注释等一系列技术问题后,便先拿出一个“部分油印本”(叶圣陶语,下同)去征求意见。叶圣陶评价说:“觉诸人所见均齐,所撰字典当可胜常一筹。”

《新华字典》初稿形成于1951年。由于新华辞书社转隶人教社,人员添加一倍,字典编写工作大大提速,大家全力以赴投入资料搜集和初稿编写工作,经过半年时间,于1951年夏拿出一个“写定之字典稿”即初稿。叶圣陶审看数月,“一一提出修改意见”,认为“辞书社所编字典尚非敷衍之作,一义一例,均用心思。唯不免偏于专家观点,以供一般人应有,或嫌其繁琐而不明快。深入浅出诚大非易事也”。据刘庆隆回忆说:“有的稿子像作文一样进行修改,有的地方提出意见,供编写人员参考研究,有时也和大家一起讨论”。同时,魏建功又将初稿征求行家(如吕叔湘、王力、张中行等)意见,还分别召开了由专家、中小学教师和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干部参加的座谈会。根据各方意见反馈,魏建功带领编写组对问题多多的字典初稿进行了全面修改。原计划是1952年完稿出版,但计划落空,因为“大家已卷入三反之浪潮,经常工作几乎全部停止”,而魏建功在人教社是兼职,按要求必须回北大参加思想改造运动。此外,稿子分歧较大,很难统一,还存在思想性、科学性、通俗性协调一致的问题。

《新华字典》第二稿或重写稿,形成于1952年。魏建功从北大回来后,按照叶圣陶关于“辞书社须研究整顿,方可做出成绩”的指示,开始整顿社务、推进工作。经过了三反运动和思想改造学习,大家主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思想逐步统一,一致认为要对字典初稿进行全面改造,甚至重写。为了改变过去缺乏统筹、各自为战、互不沟通、效率不高等问题。这次集中大修订或重写工作实行了初编、看稿、定稿三个环节,并采取流水作业、平行进行的方式。初编的人分成小组,每个人编的稿子,由小组互审提意见,个人进行修改,然后交魏建功定稿。初编者用蓝墨水,看稿人修改用红墨水,定稿者用绿墨水。魏建功定稿后,交赵桂钧(缮写员,接游禹承)刻写油印,分送叶圣陶、金灿然等领导和专家、中小学教师以及一部分读者对象去审阅提意见。就这样,魏建功重新带领辞书社人员,经过半年的努力工作,于1952年9月拿出一个“重新改定之字典稿”即第二稿。

接着,便进入一个较为漫长(近一年)的修订和完善阶段。魏建功一如既往地从各方面收集意见和建议,然后据此进行再加工和完善。其中,仅人教社就有副总编辑辛安亭、吕叔湘,中小学语文编辑室朱文叔、黎季纯(黎明)、刘御、王泗原、隋树森、王微、蔡超尘、孙功炎、张中行等参与其中。叶圣陶更是率先垂范,这次审读如同初稿阅改一样,耗费数月且仔细认真,但他不厌其烦,乐在其中。甚至在字典交稿付排中,还在不停地修改,如同他审读教科书一样,实为“流水作业”的审订者或终审者。在字典定稿之前,为慎重起见,魏建功再次请专家与有一定文化程度者各座谈一次,取得意见再作必要修改。同时,以《人民日报》一篇文章为例,摘出其中主要用词,视字典中是否都予以解决,结果漏字者有之,已列而解释未周者有之。

《新华字典》定稿完成于1953年。经过大半年的反复修改、技术加工、核查体例、平衡条目和添加绘图(插图500多幅,由人教社绘图科绘制)等,于1953年7月中旬完稿,并交人教社总编室,由叶圣陶签发,送出版部发排。叶圣陶评价这部字典时说:“我人之字典为应读者之需,总得为读者解决问题,虽不能尽善尽美,终当有多少优点。”魏建功则谓:“此字典仅属草创,总算脱了窠臼,不如其他字典之抄来抄去。至于求其精纯正确,无懈可击,只得俟诸异日。”此外,魏建功还起草了《新华字典》检字表、凡例、附录和宣传稿,也是由叶圣陶修改审定的。

首部《新华字典》的出版与印装

《新华字典》出版和印装环节(1953年7—12月)也不简单,需要做的工作很多。当时是传统手工铅字排版印刷,装订除了订书机和切纸刀是半机械化作业,其余基本上都是手工作坊,耗时费力又分散,很容易出错,尤其是在最后印装过程中,还差一点犯了政治性错误(不是出版而是编辑的责任)。

在《新华字典》即将发排时,叶圣陶、魏建功协调各方,统一行动,落实责任,召集辞书社、总编室、出版部等多部门,会商字典的排印出版问题,对版式、装帧、插图、校对、宣传各方面皆有计划和要求。其中,初版计划印制50万册,初次印数30万册。叶圣陶要求各部门一定要高度重视,明确任务,步调一致,密切配合,还特别强调:“字典是典范性书籍,这又是新中国第一本字典,不能有丝毫差错。”并且,按照人教社出书程序和出版印制公约,辞书社与出版部签订出版合同,明确两家以及各环节和相关人应负之责。比如,每次排版校样出来以后,都要一式两份,一份交辞书编辑室校核,一份由出版部校对科进行校对。关于版式和设计,叶圣陶、魏建功与出版部主任吉少甫、设计科科长李惠乔等几次商量《新华字典》的设计和排版问题,在多个版式和封面样张的设计中,选择了一个简洁、朴素、美观的方案。最后确定下来初次印刷的30万册《新华字典》均为布脊纸面精装。

《新华字典》排印后,校对环节十分重要。叶圣陶与魏建功、吉少甫等多次谈到这个问题,要求认真校对,严格把关,杜绝差错。出版部主任吉少甫挑选了懂拼音、有丰富校对经验的部门负责人专门负责稿子的校对工作,每次样稿出来,他们就轮流校对,夜以继日地一直到四校核红签字付印(还不包括抽查全书后300页校样)。此外,辞书社编辑也在同时审核校对,平日书籍出版是“三审三校”,《新华字典》则是“四审四校”。

印刷和装订是《新华字典》出版过程的又一重要环节。第一次印刷30万册精装书,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印装工程。印刷全部由国营大厂北京新华印刷厂承印,质量应该没有问题,但该厂却承接不了装订。于是,负责校对的方国楣又被派去负责印装工作,他们便将印厂印好的散页拿到社会上的6家装订社去完成装订,一方面提出严格质量标准要求,一方面派多人下厂专门监督检查。他回忆说:“因为初次出版这么大量的精装书,又是新中国第一本字典,大家没经验,生怕出纰漏。从分批交货到最后全部交到新华书店,没有因印装质量被拒收,基本上过关。”

字典辞典与教科书一样都不容出一点错,一旦印制或问世之后发现问题需要立即处置、妥善解决。《新华字典》在第一版印制过半的时候也出现了这样的紧急情况。成品样书一送到金灿然(出版总署出版司副司长兼人教社副总编辑)手中,他就发现了该书的一处严重错误,叶圣陶当即“作书至建功、家霖,告以灿然自字典中看出毛病,颇严重,宜急谋补救,作勘误”。第二天,叶圣陶、魏建功、萧家霖、恽逸群一起“商补救错误之办法。尚有200万册(实际是20万册——笔者注)未印,可以改版。已印之300万册(实际是30万册——笔者注)只得勘误矣”,同时明确了具体责任人:“当时油印分发原稿, 多数人看过,余亦看过,未经发觉,仅恽一人曾标明应改动,而萧君等未之改。”由此可见,当编辑做编校历来都不是件轻松的活,当编辑自己著书尤其是编写字典、教材更是不省心。

最后,是《新华字典》初版的发行和再版的修订(1954年7~12月)。《新华字典》初版全部由新华书店发行,上市不到半年,即全部销售一空。对初版的修订再版,又提到了议事日程。本应适当修订,稍微改动,加以完善,但《新华字典》初版为音序排列,北方人对国家通用语言和注音字母掌握问题不大,而南方人方言重则不然,查阅起来比较费劲。于是,魏建功决定修订再版,“改按音序排列为部首排列”,“既按部首则悉照《康熙字典》”。过去一直忙碌不停、此时已60岁的叶圣陶决定放手,让魏建功完全负责《新华字典》部首版的最后审读和出版工作。

字典不同于一般书籍,是人人要看的工具书,如同教科书是学生都要精读的书一样,是非常特殊又十分重要的精神产品。它们既要有简洁性、可读性、科学性、思想性,更应具有规范性、标杆性、经典性、权威性,而且不容忍出现在一般书籍里正常出错的编校失误。正因为如此,魏建功、叶圣陶才会在建国之初成立一个编写辞书的专门机构——新华辞书社,专心编写供大众和学生阅读的字典——《新华字典》,也才会在百忙之中费了三年多时间不知疲倦、不辞劳苦地反复修改和不断打磨这本小字典,即便最后把自己折腾得筋疲力尽、苦不堪言,也在所不惜、无怨无悔。难得可贵的是,他们俩除了理性认识、职业习惯和责任感、使命感之外,还有一份浓浓的字典情怀和志趣,由此才能坚持不懈并乐此不疲,持续地保持兴味。还有,对这个字典,魏建功一直主持并主编,叶圣陶始终扶助并终审,但他们都没有在出版的《新华字典》上署名,更没有因此得利,在那个创立初心的年代,毅然地使《新华字典》在众多字典中脱颖而出、独占鳌头。虽然他们对这本字典自我评价不高,如魏建功一句谦虚地自评 “此字典仅属草创,总算脱了窠臼,不如其他字典之抄来抄去”,却创造了一个精品力作,创新一个图书品牌,至今无人超越,纵然多次改版仍不更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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