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光机”系列专栏 培根路上的茶与酒

“我第一次来成都,就跟阿多去了一个小街喝茶,在川大后边,茶馆老板叫三嫂……”

“嗯,那条街叫培根路。”我接口应道。

“对对,那天还有你,有燕明,有翟迪。阿多坐下来,身后另一桌,就是他的前女友。萧瞳来得晚一些,到了就给大家分发他的新诗诗稿……”

我非常吃惊,他记得太准确了。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们一帮朋友典型的场景。他其实来成都次数很少,我上次见到他,也是十五年以前了。

“吃饭就在旁边不远的地方,一个小馆子……”我知道他说的那家小店,叫“醉牛肉”,招牌菜就是“醉牛肉”,烧的一大碗豆花牛肉,麻辣味,真的放了酒,现在想来觉得又辣又咸,但那时,正是重口味的年龄。

“你记得太清楚了!”我向他表达我的惊讶。

“那当然,那是我人生中闪光的一天,人生中这样的日子不多,每一天我都记得很清楚!”他说了相当文艺的一句话。

我记得那时,外地朋友来了,我们的接待就是去培根路。我们自己的娱乐生活,也是在培根路

培根路老照片培根路老照片

所以,凡是我们视为朋友的,都领略过我们的培根路生活

那时,我们一帮朋友大多单身。除了诗人萧瞳之外,其他大都在媒体工作。共同之点是都爱好文艺。我们没有家庭生活,除了工作,我们就和朋友们呆在一起。

那时候,四川大学铮楼附近,有一个小铁门,出来就是一条小街。小街很短,路两旁是三四家茶馆,三四家小酒吧。这条街叫培根路,据说这名字来源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培根火柴厂”。

这几家茶馆除了小小的室内店面,主要以露天为主。竹椅小木桌,摆满整个街面。这里没有车辆通行,行人路过也要穿过这些满布的桌椅。

天气好的时候这里满座,天气不好的时候,只要不是下雨,这里人也不少,哪怕是冬天。

坐在这里的人,大都是跟学校有关的人,老师、学生,或者毕业后仍喜欢学校氛围,在校园附近逗留的人。另外就是我们这样的人,爱好文艺的人,喜欢聚在一起的清谈的人。

当时我们这一群人,阿多和萧瞳在写诗,燕明在摄影,我和翟迪正在南方的媒体上写专栏。除了萧瞳,我们都还有另一个身份,媒体人,而且是那种信心勃勃,觉得传播能改变世界的媒体人

那时,我们跟外地的媒体联系得很紧密。不单是消息互通,更是有一种共担天下的感觉,当然,现在来看,那其实是一种错觉。当时,我们不能单独做的报道,便邀请外地的媒体一起做,有的报道不允许本地做的,我们就把选题、资料什么的,交给他们。那时我们相信,说出来是最重要的

开头提到这位多年未见的朋友,当时就是《南方周末》的记者。外地好些记者,特别是广州的,把我们这里当成了他们的消息源、工作站、办事处。我想,假设这编外“记者站”有办公地点的话,地址就应该在这培根路

那几年,是难得又短暂的媒体“黄金时期”,从一个角度看,这个说法当然夸张了,但从现在回望,这短促的年代,也的确闪着一点点的光。

身在其中的我们,当时既不去想未来如何,也不想现实如何。我们的工作量其实与收入并不怎么挂勾,但我们喜欢自己找事做,自己给自己设定新的目标,能顺利做出来,就已经非常开心。

完成了工作,当然,就是跟朋友们混在一起,混在培根路

还记得,那时我和翟迪下午如果不上班,多半就晃了过来,走进培根路正中的那家茶馆,就是三嫂的那家,必然能找到萧瞳。萧瞳主业就是写诗,其余的时间就是看球、打球、看书……他租住在川大校园内,下午起床后,肯定直接到培根路的茶馆。春天的时候,他自称专职是“迎接春天”,秋天的时候,当然他的任务是迎接秋天。他一个人在培根路的时候,往往是在看书。所以,我们来找他,不用相约,一找一个准。

他经常笑称我和翟迪是“一黑一白,黑白双侠”。黑白双侠便要求萧瞳陪我们去吃甜点。吃甜点是我的偏好,他俩其实都是陪我,就在培根路巷口,有一家学生价格,文艺调调的水吧“橄榄树”。吃一份冰淇淋,再走回培根路,阿多多半就已经到了。

时不时还有其他朋友也来喝茶,比如热爱登雪山的阿苏,喜欢皮划艇的阿西,拍纪录片的陈忠。

朋友们都爱说,培根路有三大花痴。但是哪三位,版本各不相同,有的说有阿西,也有的说包括阿苏,也有的讲是陈忠,这些版本唯一共同的是,都有阿多的名字。

我们三五人在培根路茶馆坐下时,阿多就开始左顾右盼,前后打量,看看邻桌的女孩,看看走过去的女子。一会儿两眼发直,一会儿魂不守舍。他会忘形地站起来,坐下去,走来走去。他也会小声征求我们的意见,问我们觉得如何。

他其实在女孩面前,非常腼腆,除了心猿意马,并无多少办法。他经常自我鼓励:如果那个女孩是一个人,那就去告白。

有时,他见女孩独自起身去趟小街外的公厕,他就会跟随,似乎走在路上,就会有勇气,跟对方表白。但无一例外,他只能晃一小圈,灰溜溜地回来

在我们的鼓励与嘻笑中,阿多的一个又一个白日梦就这样诞生又破灭。但阿多对朋友好,又天性幽默,我和翟迪拿他的故事,写进一个又一个的专栏,他不但不生气,甚至还乐于给我们讲述,对我们表演。

在成都,我们通常说的喝茶,其实重点完全不是茶。什么茶一点都不要紧,可以是便宜的“三花”,专业一点点的“毛峰”,也可以是菊花茶,柠檬水。真正的“喝茶”,关键是说话聊天。从文学到情感,从社会到时政,从艺术到哲学,无所不包。唯独少的是金钱话题,急着挣钱的人,才不会把时间浪费在清谈上呢

一直喝茶到深夜,其他朋友走了,最后往往还剩下我们四人。多数是我提出,去宵夜吧,去吃烧烤、串串。我笑眯眯地吃串串,笑眯眯地看他们三人喝酒,他们喝得惺惺相惜。

时间一般已经是夜里一两点钟。那时的我们,都喜欢熬夜,觉得通宵达旦本身就是一种极致狂欢。那时身体年轻,经得起熬夜,而且平时在报社上班,也经常昼夜颠倒。

翟迪永远扮演理性的那一个,总是她提出:“散了吧!再不散,就把夜熬白了!耍白了!”

这种说法每次都会惊吓到我们。“耍白了”是她发明的说法,在四川方言里,“茶喝白了”,就是泡久的茶,失去了滋味,“话说白了”,是把话说得太明白,失去含蓄。总之,“白了”就是过度。照她这说法,似乎终有一天,我们的嬉戏再没趣味。

我们培根路的茶聚,2003年就散掉了。不是因为“耍白了”,而是培根路拆掉了。我、翟迪、阿多也都早已离开了以前的媒体,进入了新的领域。

也是从那时开始,城市开始大规模的改造。小街和露天茶馆都变得稀罕,“培根路”变成了传说。

几年后,四川大学的一份校园杂志找到我,请我给他们讲讲培根路,我便好好地怀了次旧,他们听得神往不已。十多年后,四川大学的新一代的学生又来找我谈培根路,这次我拒绝了

我明白他们需要培根路的传说,这里,这么多年来,并没有一个地方,重现当年的盛景。

但我们经历的培根路,也只是我们自己的培根路,一个看书,读诗,喝茶,喝酒,看球,谈天,谈文学,谈新闻的地方。如那位早年在《南方周末》的朋友说,这是他生命中闪光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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