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的机器隐喻概念及其认知功能

互联网时代是人类文化形态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期，许多从未有过的互联网现象、功能、行为一下子有了许多匆匆造就的概念，这些概念几乎全都是通过“隐喻”来形成的，赛博空间、高速公路、网络世界、网页、网址、窗口、漫游（网上冲浪）等等。人们需要借助隐喻来帮助形成对互联网性质和功能的理解和认识。对这些“隐喻概念”及其认知功能，已经有了不少介绍和讨论。

在互联网之前，人类的其他文化形态转变，也同样借用过隐喻来理解和认知它们所包含的“意义”。这样的转变可以是知识和社会文化性质的（如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也可以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如德国的纳粹化）。互联网带来知识和社会文化性的变革，其隐喻与文艺复兴的主要隐喻“花园”和启蒙运动的主要隐喻“光明”都有明显的不同，它使用的主要隐喻是“机器”（或者机器时代的产物）。

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再到互联网时代，它们的隐喻变化轨迹是：从自然主义的“花园”，到理性主义的“时空观念”（黑暗/光明），再到功能主义的“机器”。互联网时代的机器喻说特征是在与世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隐喻的比较中显现出来的。在我们这个机器时代里，花园的隐喻显得幼稚和单纯，而黑暗/光明则又有妄自尊大、矫饰自负之嫌。

那么，机器的隐喻真的代表一种比花园和黑暗/光明更成熟、客观、深入的自我认知吗？还是也有着它自身的局限呢？

一、网络名词的诞生

互联网隐喻基本上都是出自美国英语，翻译成汉语时，有的是“死译”（直译，如“赛博空间”“高速公路”），有的是“活译”（换一种说法，如将“冲浪”改为“漫游”）。有意思的是，对中国的网络批评来说，死译的说法是可以做隐喻分析的，因此是活的，而活译的则因为隐喻“来源”消失而成为死喻。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在中国对互联网隐喻的分析和讨论都是以英语原来的说法为依据和对象的。

相比之下，网络文化中有一些有特色的互联网隐喻，如“网管”“网络安全”“网络主权”“防火墙”，当然还有一些调侃的隐喻，如“网红”“网络围观”“网络水军”等等，则反而甚少着墨。

语言学家乔治·雷可夫（George Lakoff）在隐喻研究中指出，一般人很容易在不知不觉中被引导到发明这种语言者预设好的思维方式上去。认知心理学家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举例说，“乔治·布什在第一个总统任期内曾向美国人民承诺税项宽免。‘税项宽免’这一术语将税收放在一个‘苦难’的理解框架内，而将解除税收的人放在‘英雄’的框架里，同时也将妨碍解除税收的人放在了‘恶人’的框架里”。“管”、“警”、“安全”等所暗设的也是类似的“好人”、“恶人”和“警察”、“罪犯”框架。

在美国，虽然也发生网络犯罪或网络攻击恶性事件，但互联网却很少有敌情隐喻。美国的互联网隐喻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社会或交际的，另一类则是技术作用或功能性的。当然，也有研究者们会在不同的论述中对互联网隐喻有不同的分类。但基本上是，虽然有的隐喻很容易成为一个特定的类别，但其他隐喻可以适应不止一个领域。英国兰卡斯特大学（Lancaster University）语言学教授爱丽娜·赛米诺（Elena Semino）指出，“不同部分讨论的模式之间的区别通常不是明确的，因为个人表达可能会引起不止一个潜在的源域”。

二、为什么不是全球城，而是全球村

先看第一类社会性隐喻，其中包括空间（space）、地方（place）、场所（site）等，都带有机器时代的特征。赛博空间——一个典型的机器时代产物——是最早出现的，最有代表性。它虽然现在已经很少使用，但潜在的影响并未消失。这个隐喻概念是加拿大科幻小说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 F. Gibson）1982年发明的，他说，“赛博空间”是一个由电脑生成的空间，故事人物只要插上电源插头即可进入。这是一个具有幻想色彩的乌托邦自由地带，是一个现实社会制度下权力管制管不着的地方。

因此， “赛博空间”成为自由意志主义者（libertarian）喜爱的隐喻。但是，互联网并不是这么一个自由、美好的地方，互联网有它的阴暗面，是一个需要公权力（政府）加以规范和管制的地方。正是因为赛博空间有无政府倾向，政府对它尤其不能放松管理的职能。因此，赛博空间成为自由意志主义和政府管制争夺解释权的一个隐喻。社会隐喻往往更多地涉及社会的价值观，而不是互联网本身的技术。倘若隐喻与现实中的行为和政策无关，则不足以成为一个文化政治，乃至公民政治的问题。

互联网上的人际交往经常被视为一种社会网络，互联网的“电子邻居”（electronic neighborhood）或“虚拟社区”（virtual community）隐喻不仅是线上的，也是线下的。用现实生活中人们熟悉的“邻居”“社区”为隐喻，是因为这样的群体在自由民主社会的现实生活中还在发挥作用，是个人与他人建立公共联系的有效方式。

如果一个社会中的人们普遍处于被迫的或自己选择的孤独状态，各自困守在自己的小公寓里，哪怕与隔壁邻居们也老死不相往来，那么，这样的隐喻便不可能引起类似的公共生活联想，因此也只能是一些不具实质意义的时髦名词而已。

全球村是另一个暗含公共生活意味的隐喻。从表面上看，它唤起了一个可以在一个小村庄中找到的亲密关系的图像，但适用于全球互联网用户。这个隐喻也与美国人的社会历史经验有关。

有研究者提出了一个发人思考的问题，为什么不是现代性十足的“全球城”，而偏偏是前现代的“全球村”？城是一个陌生人聚居的地方，而村则熟人社会，有共同的传统、价值观、办事规则和议事方式。美国人熟悉并实践的“市民会议”（town hall meetings）就是一种扩大版的村头政治。

村头政治的社会组织基础是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高度赞扬的乡镇组织和社会团体。这是有效公民社会的基础，人们在这样的组织和团体中发挥自己的民主公民作用。然而，全球村这个隐喻有时也会遭到批评，因为它所喻指的那个世界与互离现实过于遥远。事实上，网域的分割还有社会的分裂，都在阻碍许多人进入互联网。

“电子前沿”是另一个与美国人的社会历史经验有关的隐喻。它将互联网概念化为一片未开发的广阔领域，就像当年有待开发的美国西部一样，互联网代表新的资源、机会和能量，是一个建立新的社会和商业联系的地方。这是一个“美国梦”式的隐喻，是美国意识形态的产物，引发美国人对未来无限机遇的美好憧憬。

在美国还有一个“电子前沿基金会”（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是一个国际知名的民权组织，旨在维护互联网上的公民自由、提供法律援助、监督执法机构，总部设在美国旧金山。同其他社会隐喻一样，“电子前沿”显示的是美国人对互联网上人际互动、公民权利和社会正义的高度重视。

三、机器时代的功能隐喻

再来看互联网的第二类隐喻：功能和用途。这些与第一类隐喻同样具有机器时代的特征。它们涉及互联网的功能和用途，但也有公共价值观的含义。什么是功能性隐喻呢？如果你看到一个从未见过的机器，你可能会问：“这是什么，它的目的是什么？ 在回答这些问题时，需要解释该机器所提供的功能。我们在问“是什么”时，实际上是要求说明它的作用。同样，有人认为，知道互联网是干什么的，也就知道互联网是什么了。这是纯功能性的理解。

互联网的功能隐喻形成了人们对互联网本身的理解，指示他们如何实际使用互联网，并为设计互联网和制定互联网相关政策提供依据。对互联网设计来说，功能性隐喻特别实用，几乎体现在整个互联网、各级网站和个别页面的运用模式上。

例如，网址、网页的“址”和“页”就是这样一种功能隐喻。网址（Website）的“址”（site）不是一个单纯的描述概念，它本身就是一个功能概念。它指的是有专门用途的一块地方，如“工地”（worksite），“考古发掘遗址”（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site）。功能隐喻有的与各种空间和物理场所概念有关联，因此也被认为是空间隐喻。但是，“空间”不应该被当作功能性隐喻的唯一或决定性特征，因为社会隐喻本质上也是空间的。

“信息高速公路”（information highway）这个常用的互联网隐喻虽然看起来也与空间有关，但却是功能性的（“云”是另一个相似的例子）。高速公路与看上去有些相似的“网上冲浪”是不同的。开车和冲浪这两个隐喻都可以是娱乐和体育性的，但隐喻的性质却不相同。“冲浪”与“海”不可分割。作为隐喻，大海是一个无限宽广的空间，让人觉得新奇和刺激。大海自由自在，但也充满了危险。但是，大海就是大海，大海不是为了满足人的某种需要才被创造出来的东西。大海不是工具，不能用功能去定义大海是什么。

信息高速公路是一个与大海完全不同性质的隐喻，公路是因为人有需要才建造起来。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于1991年提出信息高速公路的说法，但他并没有发明信息传递的概念。 互联网是信息从一个目的地向下一个目的地传播的通道。高速公路的说法造就了一个大众能理解，能接受的隐喻形象，因为公路的形象比“网络空间”这样的抽象术语更容易视觉化。只要有驾驶经验的人，都能想象车子一辆接一辆通行，各奔各的目的地，上高速下高速，在多道汇合处找路，在公路交织的网络里行驶等等。这些又都可以成为多种上网行为的附带隐喻。

公路虽然是一个自由行驶的地方，但也是一个需要科学管理的交通系统，不管理就会乱套，甚至酿成大祸。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人必须遵守交通规则。制定和实行公路规则的是政府，建造公路一般也是政府项目。因此这个隐喻很容易被用来支持政府权力对互联网的管制。这就是功能性隐喻包含的公共价值观念。信息高速公路这个隐喻虽然已经不那么流行，但它的价值观喻意却依然余波荡漾：什么样的管制才是合理的呢？如果你驾车在公路上行驶，有人可以动不动就命令你停车，检查你车里装的是什么货品吗？可以禁止某些人开车上路吗？可以设置路障不让车辆通行吗？貌似纯粹功能性的隐喻其实是会带有其他含义的。

四、人与机器：谁隐喻谁

互联网的种种隐喻方便了互联网使用者和研究人员，让他们能够比较方便、形象地理解互联网，并传达互联网不同方面的功能，用途和体验。这些隐喻都应该视为扩展性隐喻。但是，每一个隐喻概念也是一个有限而狭隘的认知框架。它把互联网的某种意义限制在一个窄小的范围之内，成为人们常说的那种“认知盒子”。一旦这样的盒子被构建出来，我们就不知不觉地按照它的范围和限制来思考问题。

政治隐喻的时代过去了，技术隐喻的时代悄然而至，政治乌托邦坍塌了，技术乌托邦也会悄然而至吗？思考互联网的技术隐喻“盒子”，这不仅是科学研究和技术人员，学者和媒体研究者的事情，而且也应该让尽量多的互联网使用者加入进来。这就要求所有人在使用互联网的时候以人的自由意识而不是唯技术论来思考问题。对具有自由意识的人来说，互联网只是一个工具，一个被叫做计算机的机器功能。

如今，这个机器已经让我们有了洞察自己心灵自由的强烈愿望和迫切必要，人与机器的区别究竟何在？人机关系思考正在越来越多地集中到对人工智能的关注上。在围棋比赛上，人工智能程序AlphaGo横扫世界顶尖棋手。以前，让人们尚可聊以慰藉的是AlphaGo是在大量学习了人类棋谱后，才渐渐能打败人类顶级选手的。然而，让许多人不寒而栗的是，谷歌下属公司Deepmind的新版程序AlphaGo Zero能从空白状态学起，在无任何人类输入的条件下，通过与自己比赛，在3天内以100∶0的成绩完胜此前击败李世石的AlphaGo Lee，在21天内达到AlphaGo Master的水平，在40天内，超过所有以前的AlphaGo版本。Deep-Mind的CEO丹米斯·哈沙比斯（Demis Hassabis）说，AlphaGo Zero“不再需要受制于人类的知识”。最早在《自然》科学杂志上介绍AlphaGo的作者之一的大卫·西尔弗（David Silver）说，不需要向人类学习的人工智能算法是可能的。

这是不是意味着机器将要拥有比人类更高的“智能”呢？2017年10月23日出版的《纽约客》杂志的封面是一幅机器人施舍人类的图画，几个机器人走在街头，其中一个把几个机器小垫片和齿轮施舍给一个坐在街边乞讨穷人（人类的一员）。

这个施舍的机器人是从空白状态学起，在没有任何人类输入的条件下，学会“同情”“恻隐”“怜悯”的吗？还是有人先将这样的情感输进了机器人身上的电脑？我们现在还不能设想机器人在没有人类输入的状况下，自己就能获得情感：同情、怜悯、妒嫉、羡慕、愤怒、哀伤、惭愧、羞耻、自豪等等，这些情感都是行为的动机，都可能产生相应的个人或社会行为。

即使到了那一天，机器人不再需要人类的输入，就能用它自己的“大脑”从空白状态开始学习情感，那么，它学习的可能结果就不只是同情、恻隐和怜悯，而且也可能是冷漠、残忍和仇恨了。人工智能给我们带来恐惧或希望，不在于人工智能本身到底有多强大，而在于人工智能用它那强大智能做什么和实现什么样的目标，而这需要取决于它的价值选择。

如果未来的人工智能比现今的人类——当然是人类中的一部分——更残忍、更凶狠、更狡猾、更暴力，那么，我们当然有理由害怕这样的“机器恶人”，就像我们今天害怕所有“恶人”一样。但是，如果未来的人工智能比现今的人类更正义、更公正、更诚实、更富有同情心，我们有什么理由害怕这样的“机器善人”呢？要是人工智能能为人类带来更公正的制度和秩序，更自由更智慧的生活方式，难道我们不该感到庆幸吗？就算这样的人工智能有一天代替人类来管理人类，我们又将以什么道德理由来反对呢？难道受人类自己之害是一种比受机器人之惠更佳的选择吗？

我们害怕“坏机器人”或“恶机器人”，说到底是因为害怕它会给人类带来伤害、奴役、杀戮和灾难。但是，有哪一样我们所能设想的伤害、奴役、杀戮和灾难不是人类——早在有人工智能这回事之前——已经发明和施行了的？我们害怕人工智能在未来有可能对人类所做的种种坏事，有哪一样不是我们今天在人类世界里早就已经领教和受够了的？正是因为我们领教了，也受够了，我们才会一想到这些坏事就会揣揣不安、心生恐惧。我们是在用自己熟悉的人类世界想象人工智能的未知世界，这样的想象是一种隐喻。

就在我们用“机器人”来想象未来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用一种反转的人类-机器隐喻在思考——从人像机器转变为了机器像人。这种隐喻应该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人类自身的认识，也应该帮助我们打消对人工智能的非理性害怕。

我们在害怕人工智能的时候，害怕的其实不是人工智能，而是人类自己的机器映像。由于我们的经验限制，我们只能想象比人更恶劣，至少是跟人一样恶劣的机器人，机器人的恶劣才是我们害怕机器人的真正原因。人在暴力侵犯和强梁控制面前总是那么胆小、懦弱和无助，所以我们无法想象在机器人（或外星人）侵犯和控制人类时，人类能有足够的自由意志和反抗能力。这让我们对机器人更加害怕。

直到我们弄明白机器人是什么，弄明白机器人能否不复制也不自动学习人类的控制欲、贪婪、嫉妒、自私、胆懦、奴性和暴力，我们不能清楚知道计算机是否会成为对人类的合适隐喻，或者人类是否适合当作人工智能的隐喻。

在提出和回答这样的问题之前，人与计算机的隐喻便只能是一种动物与计算机的隐喻。例如，有计算机软件教授这样用计算机作为隐喻来解释人的智能进化，“如果将生命个体看作一台计算机，那么生命体的构造、器官组织、DNA等等都可以视作机器的’硬件’组成，这些硬件经过了漫长的进化最终形成了如今的形态。结构就像硬件，而功能就像软件。生命体的某些种群特征可以看成是‘嵌入式编程’，比如人类用两条腿走路，鸟类可以飞翔，两栖动物能够游水等，经过长期的迭代进化，与‘硬件’直接相关的某些功能已经成为‘嵌入式’的本能反应。但更加丰富的部分还是‘软件’。与现实中的编程不同，并没有某个程序员为个体编写软件。生命体的‘软件’以边界为起点，是在‘硬件’基础上，通过外界刺激与主观意向的作用而后天习得的能力，比如语言、音乐、绘画、编程能力等，这一部分与生命体的意识息息相关，不同个体的差异可以非常大，是个体自由意志的体现”。

人自动学习语言、音乐、绘画和编程，但人也自动学习对他人的杀戮、残害、压迫和控制，机器人也会或者也必须自动学习或复制这种亦善亦恶的人性吗？

相比起机器变成人，更可怕的是把人变成机器，而且是用人性恶来编程的作恶机器。其实，早在计算机时代来临之前，有的政治统治和社会组织力量就已经在用这样的编程在改造人并把人变成作恶的机器了。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所揭示的就是这种作恶编程的原理和结果。机器时代让我们更加意识到这是一种多么可怕但又十分现实的危险。有人甚至已经在预言或期待人工智能将把人类最终带进某某主义的未来。如果我们不是以人的自由意识来抵抗所有用以控制我们的作恶编程，那么它背后的利益和意识就有可能最终把我们每一个人都改造成一部可以随心所欲使唤的作恶机器。

发生这样的事情，还需要等到未来的人工智能时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