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99年前的今天决定了现代中国的命运走向
武汉金融 2018-05-04 15:09:41

一、五四运动的两张不同面孔

九十九年前的这个时候,1919年5月3日,那天是星期六。

傍晚,北京各所学校照例结束一周的课程,第二天就放假了。这时,突然传来远在巴黎参加和平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外交努力失败的消息。

北京大学学生连夜开会商量,决定组织北京全市学生发起示威请愿。

第二天中午,北京12所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涌到紫禁城前,抗议巴黎和会的结果,同时抗议当时的安福系政府秘密应允日本势力留在胶东半岛的行径。学生们首先发表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讲演,一部分人试图游行到中南海向大总统徐世昌请愿,遭到警察拦阻。游行队伍随后又向东折进东交民巷,向美国公使馆递交陈词,希望素来对中国友善的美国政府主持公道,但吃了闭门羹。另一些人一怒之下又冲到前外交次长曹汝霖在城东赵家楼的府邸,大骂“卖国贼”,并放火烧毁了曹宅。

学生游行队伍向天安门进发学生游行队伍向天安门进发

清华大学师生焚烧日货清华大学师生焚烧日货

北洋政府动用武力逮捕了许多学生,但这非但没有吓到他们,反而激起了北京学生更高昂的斗志。北京发生的事件很快传遍全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唤醒了所有爱国民众。此后几天里,全国有200多个地方爆发了空前的抗议活动。在经济中心城市上海,主要商业街区的商人罢市一周,大约40家工厂的工人罢工,甚至连过去很少抛头露面的妇女们都走上街头,声援北京学生……北洋政府不久便被迫做出让步,被逮捕的全部1100多名学生以胜利者的姿态昂首阔步走出监狱。

北京高师师生热烈欢迎5月4日被捕八勇士返校北京高师师生热烈欢迎5月4日被捕八勇士返校

这便是如今无人不知的“五四运动”的由来,这是现代中国第一场未经事先谋划的大规模知识分子群体运动。它也第一次在中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民族主义浪潮,并对现代中国的命运产生了无与伦比的深远影响。

“新文化运动”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现代历史上其实存在过两个“五四运动”。或者我们也可以说,“五四运动”具有广义和狭义的两张面孔,它们之间既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又有显而易见的差别。

广义的“五四运动”被用来概括一个时代,亦即以1915年9月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等创办《新青年》杂志为标志的一场“新文化运动”,它旨在传播“民主”(德先生)、“科学”(赛先生)等现代思想,差不多一直延续到1926-1927年国民党北伐以及国共决裂,前后跨度超过了10年。顺便提一下,《新青年》杂志本身亦停刊于1927年7月。

因为有了1919年5月4日的这次著名抗议活动,这场“新文化运动”后来也被笼统地称为“五四运动”。但实际上,“新文化运动”在先,“五四”在后,故而也有人称之为“五四新文化运动”。

这场运动的领袖除了当时的北大教授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之外,还有像傅斯年、罗家伦、许德珩,段锡朋、张国焘等当时的北大学生。

它包含了许多方面的庞杂内容,其内部也不存在什么清晰的逻辑整体。但我们依然可以简单地概括说,广义的“五四运动”是一场批判性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文化启蒙。

举个最明显的例子,“文学革命”便是这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不仅是它的发端,也可以说是它所取得的表面上最大的成功——自那以后,被著名翻译家林纾讥贬为“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的白话文取代了已经沿用几千年的文言文,成为正式的书面语言。

我们今天回顾历史时可以看到,自鸦片战争以后,随着民族危机的一步步加深,号称千年不易的华夏文明也终于无法幸免地被推上了世界性的现代转型之路。

在这条荆棘遍布的坎坷之路上,有几个重要的思想节点:

——早期洋务派魏源提出“师夷之长以制夷”,在他们看来,洋人之所以逞强,不过是仗着他们的坚船利炮罢了;

——到洋务运动中坚张之洞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时,他们想要引进和学习的已经不仅是西方的先进武器了,而包括各方面的先进科学技术;

——当康有为、梁启超发动戊戌变法时,他们试图以西方的政治体制来改革旧有的传统制度,这已经由“用”触及到“体”了;

——而当孙文高喊“共和革命”的口号时,他已经完全颠覆了张之洞的“体”“用”关系。

民国肇始之初的不足10年内,国家乱象有增无减,军人武夫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复辟闹剧两度上演而又草草收场……为什么在西方行之有效的那套制度照搬到我华夏大地就全然走样了?无论是洋务派、维新派,还是共和革命派都不能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终于,陈独秀、胡适、鲁迅等打出了“新文化”大旗,在他们看来,中国落后的根源在于文化,他们要搬来西方的“德先生”、“赛先生”来改造中国丑陋愚昧的“国民性”。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文明”可分为“器物”、“制度”和“文化”三个层次,三者之间的关系大致相当于果实、植株和土壤气候条件。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有什么样的植株(制度),必然结出什么样的果实(器物,亦即物质成就)。但是,为什么用同一棵树上结出来的荔枝做种子,在广东福建长出来的果实又大又甜,在江苏、浙江结的果就又小又酸,而在山东、河北干脆就根本长不活?受土壤和气候条件决定也!因此,一个文明在转型过程中,器物的现代化往往最容易,也最先完成;制度的现代化则要困难得多;而文化的彻底改变则是一项几乎没有可能完成的使命。道理很简单:果实只要花钱就能买来;树苗可以移植,但需要多年精心呵护才能成活;土壤和气候却是很难改变的,自然的沧海桑田一般都历时千百年,人为的土壤改良,无数十年之功亦难成气候,且成功者寥寥。

同属“革命派”,孙文、黄兴等老一辈应当被称为“政治革命派”,而“五四”干将们则属于“文化革命派”;孙、黄等搞的是良种移植,而陈、胡、周等则要着手土壤改良,虽然他们的追求目标和实施方案南辕北辙。

我在这里先不试图过多地评论这场“新文化运动”的得失,但我想指出的是,虽然一个世纪过去了,上述这种“五四”思维在今天的中国人这里依然很有市场。这便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的深远意义。

“反帝爱国运动”

狭义的“五四运动”便是指以1919年5月4日当天的事件为标志的反帝爱国运动,它孕育了帝国时代的中国从未有过的鲜明的现代民族主义内容。

5月4日的学生示威活动是这场后来被统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和转折点,自此以后,“新文化运动”的主流由思想文化启蒙变质为现实政治动员,它的内部也出现分裂。相当一部分“新文化运动”的干将虽然同情学生的主张并在积极营救被捕学生,但实际上却并不全力支持5月4日的那场运动本身。胡适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参与的对外战争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胜利的战争,战胜国的地位极大增强了几十年来饱受欺凌的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然而,在安排战后国际秩序的巴黎和会上,积贫积弱的中国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筹码,成了列强们肮脏交易的牺牲品。于是,便有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一个世纪以后回头再看,正是从那一刻起,西方永远地失去了中国

从那一刻起,西方的自由主义政治模式在中国再也没有恢复过曾经那么诱人的光彩。自那以后,中国启蒙知识分子中的一大批重要人物在极度失望之余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对西式自由主义思想文化和西式民主宪政的追求。

事实上,这种失望是双重的。

一方面,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使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自认为“彻底认清了帝国主义的虚伪、自私和侵略本性”。在中国现代化的“先知”严复看来,西方国家在1919年的行为表明,西方三百年的文明发展最后只归结四句话:自私、杀戮、无耻和堕落。甚至一度颇得国人好感的美国总统威尔逊,也被陈独秀斥为只是一门“空头大炮”。李大钊则进一步提出了“把这强盗世界推翻”、“改造强盗世界”的反帝口号……

另一方面,当时最发达国家之间的这场大规模野蛮战争本身打破了西方文明优越完美的神话,将传统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限和弊端暴露无余,更加激发了中国人对西方制度的质疑。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一书中为国人描绘了战后欧洲满目疮痍的景象,并宣告西方物质文明和“科学万能之梦”已经破裂。

“还原现场:异域旅行与《欧游心影录》的写作”“还原现场:异域旅行与《欧游心影录》的写作”

据当年到法国勤工俭学的人士回忆,当他们来到那片心目中“自由、平等、博爱”理念发祥的圣地,亲眼所见的却是杀戮、掠夺和一片片破败的废墟,令他们不由自主地重新思考人类和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

仿佛是命运的安排,旧的偶像刚刚破碎,新的替代模式闪亮登场。

1917年,趁着帝俄军队在战场上的节节败退,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一举成功,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不仅彻底改变了俄罗斯的命运,也从此拉开了贯穿整个20世纪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大幕。相比于劫后余生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看起来生机勃勃的苏联以及它所允诺的一个平等公正的新世界,瞬间成了中国精英知识阶层的最新膜拜对象。而当这种新世界的愿景与苏联政府果断宣布废除沙俄时代在中国获得的一切特权和密约的举措结合在一起时,它的吸引力就变得无法抗拒。

1919年7月,苏联通过外交人民委员会副委员加拉罕发表对话宣言,宣布终止对庚子赔款的权利,并准备放弃沙俄时代在中国的一切其他权益;第二年9月,苏联方面又提出了更具体的建议,两个声明合称为“加拉罕宣言”。它在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的声浪席卷全中国之际所引起的朝野震动,即使穿越一个世纪,我们仍能够感受得到。

于是,“社会主义”成了知识分子日常谈话时最时髦的热词,“以俄为师”则成了没有人能够抗拒的历史潮流。当时的中国报刊上,随处可见的是“北方吹来十月的风,惊醒我们苦弟兄”、“苏俄的工人、农民和赤卫军,是世界上最可亲爱的人类”之类的语句,正在广州筹划北伐武装革命的国民党领袖孙中山也宣布,从今以后要“以俄为师”。

在第三国际的直接帮助和参与下,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于1920年起在各地酝酿,并于1921年7月在上海正式成立。“新文化运动”中的一大批知识精英,像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等,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领袖。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99年前的今天,决定了此后中国这个国家以及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

二、“五四运动”与“五四思维”

五四时期的纪念章五四时期的纪念章

我在前文已经强调过,百年以后回望,我们必须正确区分“五四运动”所包含的广义的“新文化运动”以及狭义的“反帝爱国运动”之间的巨大差别。但我其实也已经提及,此二者之间是存在隐秘关联的。连接它们的就是一种整体性的激进反传统思想模式,我称之为“五四思维”。

我进一步认为,我们还必须正确审视“五四运动”与“五四思维”之间的复杂关系。

自1894年“甲午战争”的战败唤醒当时的知识精英和执政当局,拉开了中国自主现代化运动的大幕以后,几乎每一个重要事件——从戊戌变法(今年恰逢它120周年,“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也是它的产物)、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到清廷预备立宪,辛亥革命爆发,直至“五四运动”——都是下一个历史阶段的逻辑起点,而下一个历史阶段的逐渐展开又似乎必然地将中国社会推到下一个重大事件的节点上……一环紧套一环,无处遁逃。

总的来说,这是一个日益进化的过程,“五四运动”则是这条百年历史链条上决定性的一环,它赋予这条激进化之路以一个崭新的政治方向。

“五四运动”开启了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一个新阶段,至此,至少在精英阶层中,中国文化落后于西方文化的判断已成定论。而在一般国民中,数千年来积淀而成的文化价值也逐渐颠倒过来,人们不得不痛苦地接受这样一个结论:现在的月亮比古代圆,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中国要想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先破除传统文化。越多破除一分传统,早破除一分传统,中国现代化的前景也就越多一分希望,越早一天到来。

用当今一些人的话来说,这叫做“以今非古、崇洋媚外”,或“厚今薄古、中劣西优”。从那以后,国人心目中原来盲目的文化自豪转变成了同样盲目的文化自卑,在经历了随后数十年更大、更惨重的挫折和屈辱之后,这根无意识的文化神经日益脆弱,一直绵延至今。

极度的自卑既可能导致“什么都是外国的好”的虚无心态,也可能表现为一种病态的自尊。自“五四”以来,在如何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的问题上,“全盘西化”和“义和团”这两种截然对立的主张一再改头换面粉墨登场,几乎从未停止过。在看待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时,前者恨不得生就一双蓝眼睛,而后者则仿佛是2000年前的出土文物。表面上势同水火,说到底殊途同归:都是极度的文化自卑心理使然。

五四英雄们救亡心切,无暇就中西文化差异作出条分缕析的学理梳理,他们对西欧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以来所形成的“现代性”观念也来不及真正融会贯通,于是,中西两种文化的差别,便进入了“落后—先进”的线性关系之中。

改造“落后的”中国文化,这本已是一项极难完成的使命;而采用政治革命的手段来达成目标的做法,对后世的政治和文化则影响深远。

直到今天,五四一代的思考方式,依然是两岸思想界的主流,只是形式上不同而已。

伴随着中国在经济乃至政治上的逐步复兴,我们民族“集体无意识”里的那根饱受创伤的“文化神经”也重新萌动起来。一个志向高远的人在吃饱穿暖,赚更多钱、掌握更大权力之后,一定会思考自己的历史定位问题:我能够为后世留下些什么样的精神财富?一个抱负远大的民族也是这样。每个民族都需要一个精神家园,而最强大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应该来自哪里,可能不言而喻。

一度看似尘埃落定的“古今中西之辩”,注定将会重新成为当代中国人如何安身立命的一个重大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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