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行业缺乏职业道德，整个社会都要为之买单

一

最近发生了好些事，让人看着心烦。先说一件亲身经历的。从暑假到现在，先后把家里几个老空调换掉了。安装的时候，遇到同样的问题。年轻的上门师傅看了一下窗外放置外机的空间，就摇摇头说，装不了，尺寸差了一点点。其实，我和他都心知肚明，稍有点几何常识的人，都能够设想，把外机以对角线的方式是可以斜着放进去的，实际上很多人家的空调外机都是这样放置的。可是人家硬是说装不了。于是，我只能说那就退货退款。没过多久，电商那边打来电话，说您先别着急退，我们再派个老师傅来试试。老师傅果然经验丰富，但也确实很辛苦，折腾了三个小时，放好了。

一次被拒不奇怪，是我前后两次安装空调，都遇到了这种情况：年轻的师傅有畏难情绪——实际就是嫌麻烦，最后老师傅一来，虽然不能说迎刃而解，但是一番功夫过后，总能完美解决。代际差异确乎是存在的。老一代师傅精益求精的除了技术，更有心态和敬业精神。九十年代全国劳模徐虎的那句“你不奉献，我不奉献，谁来奉献？你要索取，我要索取，向谁索取？”，现在听来恍如隔世。

新一代的师傅们，一方面没必要再“土里刨食”一般赚辛苦钱——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爱满意不满意，不满意我还有的是大活儿要接，有的是大钱可赚。谁会傻了吧唧、兢兢业业做好一张葱油饼呢？多傻啊？各行各业，大抵如此，说玩世不恭、浑水摸鱼、得过且过或许夸张了，但那种神髄真的没了。

《共产党宣言》里的那句话今天听来，仍然振聋发聩：“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这一届师傅们，这一届幼儿园老师们，都怎么了？

二

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曾做过一个统计，考察不同文化色彩、不同区域的劳动年龄人口每天在不同事务上的时间分配。结果发现，除去吃饭睡觉，工作占据了大部分人最多的时间。也就是说，我们一生中相当长的一个部分，是贡献给职业活动的。那么，职业活动的强度、质量、意义，就与我们的生活体验、生存质量、生命意义高度相关，成为不可或缺也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

职业活动又不仅仅是与我们自身的命运相关，在这个巨型现代社会中，每个人与其他人之间相互连结的纽带，也是经由职业活动过程得以建立。这当然就涉及到职业活动的道德属性。

职业是一个历史范畴。比如务农，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并不将其视为一种职业，尽管还是有士、农、工、商这样的说法，梁漱溟先生更是将这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中的职业分途的例证。然而我们更应清楚的是，即便在今天，很多人一提到干农活、做农民，仍然不认为这是一种工作、一种职业，更主要的是把它当做一种身份，一种对应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固化的身份。何止农民，农民工、打零工、临时工，这些概念，人们也更主要以身份代替职业来看待，或者美其名曰“非正规就业”。

可是随着社会分工的深化和人口的大规模流动，我们在沿海发达地区逐渐看到一种新的现象，即通过土地流转基础上的适度规模经营，在乡务农成为一种收入并不低于进城务工的体面职业，传统意向中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身份农民成为现代社会中机械化、规模化经营的职业农民。所以，从身份到职业，带来的是人的解放，这是职业的历史性流变的结果。

长期从事某种职业活动的人也逐渐养成了特定的职业心理、职业习惯、职业责任心、职业荣誉感等。职业具有了特定业务要求的职责规定，这就是职业道德。职业道德的性质是一种关系。社会公德讲的是人与人的关系，职业道德讲的则是人与事业、人与科技、人与经济的关系。做官的要有官德，当医生的要有医德，做教师的要有师德，做学问、搞研究的要有学术道德，经商的要有商业道德。职业道德可以激发人创造的内在动力，创造一种诚信的氛围，这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是社会发展的润滑剂，有助于节省社会成本。

职业道德的社会作用在于，它可以调节从业人员以及从业人员与服务对象间的关系、维护本行业的信誉、促进本行业的发展，以及通过基于职业的道德素养的进步来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准。后面这一条，尤其是社会学家涂尔干晚年寄予厚望之处。他认为集体意识是社会团结之基石，而社会分工的深化消解了这种集体意识的整全性，这进一步导致社会的瓦解。如何再造社会团结？职业共同体的培育与职业道德建设，成为一条有效途径。

表面看，职业道德缺失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不会立竿见影地显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就会切身体会到其巨大影响。一个企业如果丧失基本的职业道德，消费者会逐渐用脚投票，迫使其改弦更张甚或倒闭破产。一个行业如果陷入职业道德沦丧的境地，那么消费者甚至会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以对其做出惩罚。2008年的三鹿奶粉添加三聚氰胺事件，就给整个中国乳制品行业敲响了警钟。随后几年豆浆机销量的疯涨，就是消费者痛定思痛的选择，也是对国内乳制品所投下的不信任票。

三

人类从古至今的演变历史中，有三种职业关系及它们对应的职业道德，始终起到了支撑人类文明发展的支柱作用。一是神俗关系，神职人员相当于代天巡狩、替神传旨，虔诚的信众掏心窝子地对神父忏悔，他把自己最隐秘的、不可告人的事情都告诉给神父了，如果神父缺乏职业道德，就像中世纪的《十日谈》所描绘的一系列教会丑闻一般，那么神俗关系就要坍塌。

二是师生关系，教师是言传身教、教书育人的楷模，是人类文明和文化传承的使者，人类将如此重任托付于教师这样一个群体，倘若教师的师德有亏，不时出现诸如虐童之类的丑闻，那么师生关系的基石也就遭到蛀食。

三是医患关系，医生是悬壶济世、治病救人的大善人，如果医生与患者之间因为缺乏互信——无论是由于哪一方的责任，最终这对重要关系的破裂都是人们不可承受之重。谁能没有信仰，谁不需要上学，谁又不会生病呢？这三重关系，真的是关系万千重。

职业虽有分工差别，却不应有高低贵贱之分，应该体现人际平等、人格尊严和人的价值。在韦伯所描述的新教伦理中的天职观念中，人在现世社会任何岗位的努力劳作，都是为荣耀上帝所做的贡献，闪耀着神圣的光芒。中国没有这种宗教背景，但在上世纪20年代中国的工人运动高涨时期，人们也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1959年，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与普通的掏粪工人时传祥紧紧握手，这是那个年代对劳动模范的致敬。

我们今天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背后，是一系列结构性的变革。前现代社会，劳动密集型就业为主，人数众多，受到“生存工资”的压制，不得不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不然就等着被扫地出门，继续为生计和糊口而奔波。现代社会是消费社会、丰裕社会，因而现代化之初的劳动力短缺问题随着机械化、智能化一个个台阶的迈过，如今又显得劳动力过剩了。吊诡的是，劳动力过剩，但那句“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的断言却越发得到验证。在人才稀缺和财富涌流的双重背景下，这个世俗化的时代里，职业的灵光继续暗淡。现代的职业教育是教人们如何工作，古代的“通识教育”是教人们如何生活。

在物质丰裕这一点上，在普遍的层面上古不如今；在精神满足这一点上，在个别的层面上的确今不胜古。成功学铺天盖地，泛滥成灾，久而久之，功利日益，道德日损，失去了“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但问耕耘”的那份淡定。

五年前央视那个开创性的栏目抛出了“你幸福吗”这样一个时代转换的鲜明问题，这是时代精神状况和民众核心关切的反映。在一个追求美好生活、追求幸福的新时代里，如何传承过往时代的那份淡定从容、纯正雅致，如何守护职业的底线、重塑职业的灵光？这些问题，在一个国家发展的早期阶段，的确容易被忽视。在拼命赶超的道路上，埋头拉车、低头赶路，一个接一个地去超越，也就够了。然而，一旦摆脱穷困、有所闲暇，就务须跳出桎梏，有所准备。这是在贫穷向富裕转进过程中必须跨越的“卡夫丁”峡谷，越过去，就是一个物质与精神“双顺差”的丰裕时代，反之，则难免蹈入物质越发达、精神越萎缩的犬儒主义富贵病的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