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妄想有个绝对干净的城市

一，

十多年前，我大学毕业后，留在广州工作。那时，我租住在广州的洗村里。

那是一个著名的城中村，在市中心，离我工作的媒体很近。但就像所有的城中村一样，是个“握手楼”，意思是，这栋楼与那栋楼的同一层楼里打开窗户，两边的住户可以握手。显然消防也是不达标的。自然，居住环境并不那么理想：我从来没有在晚上六点以后走进过村里的巷子，太黑，气味难闻，我感觉不安全。

我租的是一房一厅，在最靠近外面、最新最干净的一小栋房里，我还清楚地记得，月租是750元。在2002年的广州来说，并不算便宜了。要知道，那时广州市中心的房子，每平米售价只有两三千。

当时，和我同在《新周刊》的一群年轻人，全都在租房住；我们分散在广州市中心不同的小区、不同的村里；经常集体加班至深夜，经常一起吃喝玩乐。寒冬夜里，十多个年轻的同事在我的城中村的出租屋里，一起打火锅、喝酒到很晚很晚；还有满屋子的大笑，那绝对是只有无忧无虑的青春才能有的。那时，对自己的未来、媒体的未来、社会的未来，都充满迷一样的信心；或者说是瞻妄。

我只在洗村住了一年多，便买了房子。我还记得，房东，一个每天早上五点多就出门爬山的中年女人，还特意过来跟我说：你搬走是因为嫌贵吗？我可以给你降房租呀。我说我买房了，她才有些悻悻地给我退了押金。

很快我又去了南方都市报，一个当年很多媒体人心目中的圣地。有意思的是，虽然在广州这么多年，我几乎没有机会开口讲广州话。因为同事和采访对象都是外地人。在若干年里，一波接一波的年轻同事，话题都挣扎在租房、换房当中。

如今十多年过去了，曾经在城市寒酸的出租屋里暂住的这些年轻人，有的创业公司已在纳斯达克上市，有的成为媒体的总编，有的成为传播集团的联席出版人，有的是业界赫赫有名的自媒体富豪，还有更多的，早已是媒体或各个领域的中坚力量。

多年以后，有些已移民的朋友回来说，在北美是“好山好水好寂寞”，在广州是“好脏好乱好快活”。但我很想告诉他，广州也早已不脏不乱了。再没有“走鬼”，没有“地摊”，没有“大排档”，一切都在走向井然有序。市中心的房价比起我们当年，翻了二十倍。散落在在寸土寸金的广州市中心的城中村们，早已拆得七七八八，建成了高尚住宅；很多当年的租屋房东们，由农村土著翻身成为千万富豪、亿万富豪。

资料图：拆迁后的洗村

这是城市的变迁，或曰进步；也是本地拆迁户们的运气，堪比买彩票。

我还是要感谢广州，一座比较包容的城市；至少，我在作为“流动人口”的那段时间里，过得很愉快，没有被排挤之感；那么多曾作为流动人口的前同事们，他们也在这座城市里，住着租来的房子，同时也在推动自己的事业起步和积累，没被耽搁。

有多少人一毕业就能买车买房踏上中产之路呢？还不都是从一无所有的职场小白开始的？而现在，动辄数百万的房子，对年轻的学生来说一定更难以企及了；他们在拥有自己安定下来的住所之所，停滞时间必然更长。

莫非，在买得起那个城市的房子之前，年轻人们就不允许去那座城市工作？如果仅仅因为你、我、他/她，不是出生在这个城市，就被剥夺了在这个城市工作、学习、生活的权利，这个城市还有何魅力可言？

二，

一个城市，就是因为集中了各种层次、各种领域的人才或非人才，才有活力。一个秩序极为稳定、纹丝不乱的地方，即便能够存在，也不可能有生机。我也很难想象，哪一座有点规模的城市，全都是所谓的高级人才或者有钱有地位的人。不可能。希望保护绝对干净、整洁、“高等人”和“低等人”井然分明的想法，是无法实现的；希望一个地方、所有人一直一成不变，便于管理，也是不现实的。

哦不，历史上有人就这么想，也这么做过，并且，还做到了。

像朱元璋那么热爱“秩序”的皇帝，就很早确立了对国家的网格化管理。他就希望能彻底摸清掌握每一位臣民的动向，并且，严格地限定每个人的动向，即禁止他们阶层和地位上流动，也禁止他们在物理空间上的移动。

前者，他实施的方法，就是沿袭元朝的职业世袭制，把帝国的百姓们分为农民、军人、工匠三大类，再分成多个小类；每个人的工作职业全都是天生而定，世世代代沿袭下去，不得改变，绝无选择余地。——这样，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天生只允许打洞，你不可能比你父亲的社会地位高，也不可能比你父亲有钱，你的社会地位是凝固的。

朱元璋更伟大的发明，是严密的户籍制度，就像蜘蛛网一样，对每个人的掌控细微到节点，所有人的个人信息都尽在国家机器的掌握当中。一出生开始，你的信息就被记录在册，不许搬家、不许迁徒、不许出乡；万一确有必要，你的出行必须有由官府登记和严格审批后特批的“路引”；没带“路引”的，你就洗干净屁股等八十棍吧（可能会致命）。

图画中的明代社会(明·仇英《清明上河图》局部)

当然，朱元璋极为勤政，事无巨细，他都是“为了百姓好”。作为一个管理者，他认为，百姓需要的东西他都安排好了，他一个人就能代替了天下所有人的头脑，并为所有人提前为了安排好了这辈子、下辈子和下下辈子，每一个人都呆在他用金箍棒画的圈子里不动弹，就生活幸福。人们不需要思想、不需要流动、像铁钱虫感染的螳螂一样活着就行了。还想怎么着？

有清一朝，基本上沿袭了朱元璋的整套政治制度和政治理念。

这也是为什么朱元璋之后的数百年，僵尸化的中国被远远甩在西方工业化进程之后的原因。一个极度整齐、高度秩序化，亿万臣民们只奉行一个头脑的地方，确实很难想象能有什么创造力，社会更不可能有进步。

当然，这套整饬的秩序织补出来，本来也不是为了推动社会进步或天下人的福祉的，它就像铁线虫驱使螳螂投水一样、铁线虫自己便于繁衍就行，至于它的宿主是不是死亡，它本来就不在乎啊。

仅仅是小农经济时代，自己耕田自己织布，囫囵地活着，好像也能凑和；交通不便利，社会提供不了多少工作岗位，经济发展水平也不足以让人有发展和进步的空间，这种静止，或许还能理解。

但在现代社会里，每件事情、每项产品的构成，社会的正常运转，是由成千上万的人在不同的部位上运转不同的零件完成的。不把这成千上万人集中在一家公司一个地儿，这些事情全都办不成。大量的工作，都需要经过精密的专业训练，你父亲能干，你就干不了，你想不转行也得转行。

想要人员不流动，想要固定和限制每个人的物理空间，别说法理和伦理，在技术层面也是做不到的。这是朱元璋时代的理念不可能在今日复制的原因。

三，

这是好事。现在中国社会里，每一代的经济水平整体都要比上一代高太多，教育水平都要比上一代强很多，阶层想不变化，也不可能。这三十多年来，只要有点能力的，总是努力朝着更好的地方去，往更能挣钱、更有前途的地方去。很多人都在努力改善自己和后代的生活际遇——这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也是数十年中国发展神速的原因。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10月12日刊登题为《摩天大楼，天际线上的亚洲雄心》（作者：贾森·巴尔教授）的文章，里面称，此外，中国正在经历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内部迁徙。1979年，中国只有大约19%的人生活在城镇地区，而现在这个数字大约是57%，并且这种流动没有表现出放缓的迹象。这种迁徒，大大地改变了中国大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越来越多。

其实就是一个城市化进程。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2011年），就已明确了人口迁徙呈现四大特征：一是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镇。二是内地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口大量流入沿海发达省份。与2000年人口普查相比，东部地区的人口比重上升2.4个百分点，中部、西部、东北地区的比重都在下降。三是规模越大的城市增加的人口越多，北京市常住人口为2172.9万人，上海市常住人口为2,301.9人，增幅较大。四是户口对人口迁徙的约束力越来越弱。

这不很好吗？明显就看着富裕地区人口越来越多，贫因地区人口越来越少。因为这些迁徙，就是城市化的过程，就是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的过程，就是人口的市民化。几乎中国每个经济发达地区，非户籍人口都接近甚至超越户籍人口。——因为大家放弃户籍所能享受到的某些服务（比如孩子的入学）所带来的损失，可以被更高的收入、更好的未来职业预期、更好的生活环境所弥补。

这证明这些地方有足够吸引力。同时，也正是因为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作为劳动力的补充，这些地方，消费需求始终旺盛，房子始终是刚需，房价也居高不下。并且，为了满足新进人口的需求，更多的公共设施，更多的就业岗位也会出现。

你以为是城市发达了、才吸引人才，不，这既是原因，也是结果：不断有人前来，才有城市的发展和发达。就算一百次地说，“逃离北上广”，还得有一百零一次地说，“逃回北上广”。我们在这里，不应该仅仅看到“北上广”的优点和吸引力，更应该看到，那些只能作为人才流出地的小城镇和农村的弱点：没有发展机会，没有公平环境，任人惟亲，扼杀创新，无法接纳新事物，一潭死水。这样的小城镇里，别说吸引外面的人才前来，连本地人稍有点机会也要赶紧开溜。

一个有创新性的、多种多样的、形态参差多样（王小波语）的社会和城市，一定是乱篷篷的，粗鲁的、粗糙的、充满能实现或不能实现的奇思妙想的城市，这才是有活力的。

一个绝对干净和容不下任何碎片的城市，也是没有未来的。

自由、流动、有欲望；愿意吃苦，在逆境中仍然觉得自己有希望。这才是生机勃勃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