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光机”系列专栏 培根路上的茶与酒

“我第一次来成都，就跟阿多去了一个小街喝茶，在川大后边，茶馆老板叫三嫂……”

“嗯，那条街叫培根路。”我接口应道。

“对对，那天还有你，有燕明，有翟迪。阿多坐下来，身后另一桌，就是他的前女友。萧瞳来得晚一些，到了就给大家分发他的新诗诗稿……”

我非常吃惊，他记得太准确了。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们一帮朋友典型的场景。他其实来成都次数很少，我上次见到他，也是十五年以前了。

“吃饭就在旁边不远的地方，一个小馆子……”我知道他说的那家小店，叫“醉牛肉”，招牌菜就是“醉牛肉”，烧的一大碗豆花牛肉，麻辣味，真的放了酒，现在想来觉得又辣又咸，但那时，正是重口味的年龄。

“你记得太清楚了！”我向他表达我的惊讶。

“那当然，那是我人生中闪光的一天，人生中这样的日子不多，每一天我都记得很清楚！”他说了相当文艺的一句话。

我记得那时，外地朋友来了，我们的接待就是去培根路。我们自己的娱乐生活，也是在培根路。

所以，凡是我们视为朋友的，都领略过我们的培根路生活。

那时，我们一帮朋友大多单身。除了诗人萧瞳之外，其他大都在媒体工作。共同之点是都爱好文艺。我们没有家庭生活，除了工作，我们就和朋友们呆在一起。

那时候，四川大学铮楼附近，有一个小铁门，出来就是一条小街。小街很短，路两旁是三四家茶馆，三四家小酒吧。这条街叫培根路，据说这名字来源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培根火柴厂”。

这几家茶馆除了小小的室内店面，主要以露天为主。竹椅小木桌，摆满整个街面。这里没有车辆通行，行人路过也要穿过这些满布的桌椅。

天气好的时候这里满座，天气不好的时候，只要不是下雨，这里人也不少，哪怕是冬天。

坐在这里的人，大都是跟学校有关的人，老师、学生，或者毕业后仍喜欢学校氛围，在校园附近逗留的人。另外就是我们这样的人，爱好文艺的人，喜欢聚在一起的清谈的人。

当时我们这一群人，阿多和萧瞳在写诗，燕明在摄影，我和翟迪正在南方的媒体上写专栏。除了萧瞳，我们都还有另一个身份，媒体人，而且是那种信心勃勃，觉得传播能改变世界的媒体人。

那时，我们跟外地的媒体联系得很紧密。不单是消息互通，更是有一种共担天下的感觉，当然，现在来看，那其实是一种错觉。当时，我们不能单独做的报道，便邀请外地的媒体一起做，有的报道不允许本地做的，我们就把选题、资料什么的，交给他们。那时我们相信，说出来是最重要的。

开头提到这位多年未见的朋友，当时就是《南方周末》的记者。外地好些记者，特别是广州的，把我们这里当成了他们的消息源、工作站、办事处。我想，假设这编外“记者站”有办公地点的话，地址就应该在这培根路。

那几年，是难得又短暂的媒体“黄金时期”，从一个角度看，这个说法当然夸张了，但从现在回望，这短促的年代，也的确闪着一点点的光。

身在其中的我们，当时既不去想未来如何，也不想现实如何。我们的工作量其实与收入并不怎么挂勾，但我们喜欢自己找事做，自己给自己设定新的目标，能顺利做出来，就已经非常开心。

完成了工作，当然，就是跟朋友们混在一起，混在培根路。

还记得，那时我和翟迪下午如果不上班，多半就晃了过来，走进培根路正中的那家茶馆，就是三嫂的那家，必然能找到萧瞳。萧瞳主业就是写诗，其余的时间就是看球、打球、看书……他租住在川大校园内，下午起床后，肯定直接到培根路的茶馆。春天的时候，他自称专职是“迎接春天”，秋天的时候，当然他的任务是迎接秋天。他一个人在培根路的时候，往往是在看书。所以，我们来找他，不用相约，一找一个准。

他经常笑称我和翟迪是“一黑一白，黑白双侠”。黑白双侠便要求萧瞳陪我们去吃甜点。吃甜点是我的偏好，他俩其实都是陪我，就在培根路巷口，有一家学生价格，文艺调调的水吧“橄榄树”。吃一份冰淇淋，再走回培根路，阿多多半就已经到了。

时不时还有其他朋友也来喝茶，比如热爱登雪山的阿苏，喜欢皮划艇的阿西，拍纪录片的陈忠。

朋友们都爱说，培根路有三大花痴。但是哪三位，版本各不相同，有的说有阿西，也有的说包括阿苏，也有的讲是陈忠，这些版本唯一共同的是，都有阿多的名字。

我们三五人在培根路茶馆坐下时，阿多就开始左顾右盼，前后打量，看看邻桌的女孩，看看走过去的女子。一会儿两眼发直，一会儿魂不守舍。他会忘形地站起来，坐下去，走来走去。他也会小声征求我们的意见，问我们觉得如何。

他其实在女孩面前，非常腼腆，除了心猿意马，并无多少办法。他经常自我鼓励：如果那个女孩是一个人，那就去告白。

有时，他见女孩独自起身去趟小街外的公厕，他就会跟随，似乎走在路上，就会有勇气，跟对方表白。但无一例外，他只能晃一小圈，灰溜溜地回来。

在我们的鼓励与嘻笑中，阿多的一个又一个白日梦就这样诞生又破灭。但阿多对朋友好，又天性幽默，我和翟迪拿他的故事，写进一个又一个的专栏，他不但不生气，甚至还乐于给我们讲述，对我们表演。

在成都，我们通常说的喝茶，其实重点完全不是茶。什么茶一点都不要紧，可以是便宜的“三花”，专业一点点的“毛峰”，也可以是菊花茶，柠檬水。真正的“喝茶”，关键是说话聊天。从文学到情感，从社会到时政，从艺术到哲学，无所不包。唯独少的是金钱话题，急着挣钱的人，才不会把时间浪费在清谈上呢。

一直喝茶到深夜，其他朋友走了，最后往往还剩下我们四人。多数是我提出，去宵夜吧，去吃烧烤、串串。我笑眯眯地吃串串，笑眯眯地看他们三人喝酒，他们喝得惺惺相惜。

时间一般已经是夜里一两点钟。那时的我们，都喜欢熬夜，觉得通宵达旦本身就是一种极致狂欢。那时身体年轻，经得起熬夜，而且平时在报社上班，也经常昼夜颠倒。

翟迪永远扮演理性的那一个，总是她提出：“散了吧！再不散，就把夜熬白了！耍白了！”

这种说法每次都会惊吓到我们。“耍白了”是她发明的说法，在四川方言里，“茶喝白了”，就是泡久的茶，失去了滋味，“话说白了”，是把话说得太明白，失去含蓄。总之，“白了”就是过度。照她这说法，似乎终有一天，我们的嬉戏再没趣味。

我们培根路的茶聚，2003年就散掉了。不是因为“耍白了”，而是培根路拆掉了。我、翟迪、阿多也都早已离开了以前的媒体，进入了新的领域。

也是从那时开始，城市开始大规模的改造。小街和露天茶馆都变得稀罕，“培根路”变成了传说。

几年后，四川大学的一份校园杂志找到我，请我给他们讲讲培根路，我便好好地怀了次旧，他们听得神往不已。十多年后，四川大学的新一代的学生又来找我谈培根路，这次我拒绝了。

我明白他们需要培根路的传说，这里，这么多年来，并没有一个地方，重现当年的盛景。

但我们经历的培根路，也只是我们自己的培根路，一个看书，读诗，喝茶，喝酒，看球，谈天，谈文学，谈新闻的地方。如那位早年在《南方周末》的朋友说，这是他生命中闪光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