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人物》草稿:牛继马后,衣冠南渡

东吴的灭亡对南京这个城市来说,显然是有严重后果。没有东吴就没有南京,现在东吴真的没了,被灭了,怎么办。对于这个问题,南京老百姓当然无能为力,爱怎么办怎么办。过去的日子里,此处乃孙吴的首都,是首善之府,江东豪门士族都以居住此地为荣,甚至一些北方人士也开始在此定居,譬如孙吴的老臣张昭,他本是彭城人,也就是今天江苏的徐州人,传至他的曾孙张闾时,在《晋书》本传中,已经著籍为“丹杨人”。

又譬如薛综,江苏沛县人,其孙薛兼在《晋书》本传中,也成了“丹杨人”,而且已成为江东大姓,成为地道的“南京人”。现在改朝换代,他们又应该如何选择,何去何从。出路倒是现成,有两条,一条是回老家,从哪来,滚回哪里去,一条是追随孙后主孙皓,去洛阳寻找机会,继续捞个一官半职。

回老家说容易,也不容易,你已经是一个南京的城里人,干吗还要回到乡间去呢。当然,东吴时期的城乡差别,跟今天完全不是一回事。去晋都洛阳追随孙皓,必须也得有那个资格,你得有那个名望。就算你有那个资格,就算你是那个名流大家,去北方,仍然还是“亡国之余”,还是丧家之犬。因此事实上,大多数人只能得过且过,混一天算一天,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和过去相比,东吴不在了,南京老百姓过日子还得一切照旧,太阳照样升起,大家还得像以前那样生活,只要还能活得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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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者照例要做些事,首先南京这个昔日的首善之地,原有的名称不能再保留,要改名,要拆分,像生日蛋糕那样切成几大块。已经不再是首都了,建业之名不能再用,还是恢复更以前的名字,叫秣陵

当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为显示至高无上的权威,曾经五次出巡。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第五次出巡回归,路过金陵,几个陪同的术士见金陵山势峻秀,地形险要,就对秦始皇嘀咕了一句:“金陵有天子气。”秦始皇听了很不高兴,此地又不是天子脚下,怎么可以有王气,不就是想造反吗,立刻命人开凿方山,使淮水流贯金陵,把王气泄散,并将南京改为秣陵。“”是草料,意思是这里不配称作金陵,只能贬为牧马场。

南京又一次成了牧马场,连降几级,又变成了秣陵这样一个县级单位,仍隶属于丹阳郡。丹阳郡也被拆分,分丹阳南部为宣城郡。太康三年,也就是公元282年,孙吴亡国的第三年,又以秦淮河为界,把秣陵县一分为二,水北为建邺,水南为秣陵。也就是说,后来南京人说的城南,灯红酒绿的夫子庙一带,在当时是分裂的,成了两县交界之地。这还不行,秦淮河南面的秣陵还要继续拆分,差不多是以机场高速公路为标志,再切成两半,东面还叫秣陵,西南新设临江县,后来改为江宁。有传说是晋武帝南巡到过那里,慨叹“外江无事,宁静于此”,因此定名为江宁

至此,好端端的一个南京,七零八落,范围已经小了许多。建业已不是原来的建业,秣陵也不是原来的秣陵,既是又不是,既不是又是。城区主要是集中在建邺,为什么又要从建业变成建邺,因为西晋当局不喜欢它包含的“建功立业”之义。改成了“邺”以后,不久又遇到麻烦,公元313年,西晋的最后一任皇帝司马邺在长安即位,为了避讳,建邺不得再不改名为建康

从建业到建邺,从建邺到建康,从帝王之都,到寻常县邑,而且是被拆分成了三个县,南京的政治地位一落千丈,跌了又跌。以南京为中心的江东人士,他们所拥有的政治权势,也在一时之间化为乌有。虽然南京还是扬州治所的所在地,是丹阳郡或丹阳尹的治所,机关和衙门还留在这里,建业县或建康县,与孙吴时的建业相比,已经完全没有可比性。

到了公元307年,也就是永嘉元年,情况又发生了变化,一个叫作司马睿的人来到了南京,与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位叫王导的山东琅邪人。

司马睿画像司马睿画像

这位司马睿要说也算是皇帝本家,沾的上一点龙脉,他的曾祖父是司马懿,晋文帝司马昭是他爷爷的哥哥,晋武帝司马炎是他堂伯。司马炎死后,西晋陷入到了混乱之中,政治环境动荡险恶,处于帝室疏族地位的司马睿无兵无权,为避免杀身之祸,他采取恭俭退让的生存方式,尽量让自己远离斗争的旋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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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真正避开权力斗争很困难,最让人头疼的就是当时“八王之乱”,司马王爷们为了皇帝之位,你死我活,好在司马睿与他的助手王导脑袋清醒,终于摆脱了这些纠纷。王导是琅邪大族,与琅邪王司马睿是好搭档,两人便跑到南京来担任地方官,成为地方领导人,相当于出任当时的江苏省长和南京市长。十年之后,西晋在北方灭亡,司马睿在南京登基,成为东晋的开国皇帝,王导则成为了他的丞相。

当时南京的民间,对这位新来的统治者很不尊重。就算是他已经登基做了皇帝,仍然喜欢在背后说长道短,议论他的身世。那时候,有个“牛继马后”的谶语在悄悄流传,关于这个谶语,有两个解释,一个是“牛”与“刘”谐音,意味着姓刘的人最终将取代司马氏,结果恰恰也就是这样,五胡十六国中的前赵刘渊灭了西晋,东晋后来则为刘裕建立的宋所取代。

另一个是说司马睿的DNA有问题,说他不是司马氏家的骨血。据说司马懿早年就有代魏之心,有一本流传很广的谶书叫《玄石图》,上面记有“牛继马后”的预言,司马懿便请懂星象的管辂占卜子孙运势,占卜的结果与《玄石图》不差毫厘。

权倾天下的司马懿心里很不痛快,手下有个叫牛金的将领,为他出生入死,立下殊勋。司马懿忽有所触,想起“牛继马后”的预言,十分忌讳,怕牛金将来会对自己子孙不利,就派人请他赴宴,酒中下毒,将牛金毒死了。司马懿以为牛金已死,子孙便可高枕无忧坐享福贵。殊不知世事难以预料,司马懿的一个孙子司马觐袭封琅邪王,其妻夏侯氏被封为妃子,她为人很风流,没多久就与王府也叫牛金的一个小吏勾搭成奸,生下了司马睿。

唐朝房玄龄主编的《晋书·元帝纪》对司马睿的身世有记载:

元皇帝讳睿,字景文,宣帝曾孙,琅邪恭王觐之子也。咸宁二年生于洛阳,有神光之异,一室尽明,所藉藁如始刈。及长,白豪生于日角之左,隆准龙颜,目有精曜,顾眄炜如也。

然而在这篇传记的结尾处,又添这样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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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玄石图有“牛继马后”,故宣帝深忌牛氏,遂为二榼,共一口,以贮酒焉,帝先饮佳者,而以毒酒鸩其将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亦有符云。

俗话说,著作不过廿四史,《晋书》在二十四史中排名第五,正史所言,按理应该铁板钉钉,绝非戏言,然而无论谁认真拜读过了,都会觉得有点不靠谱。东晋虽然也有一百年的历史,六朝中历史最长,却很难引起大家对朝廷的敬重。后人戏谑地称司马睿为牛睿,譬如明朝的李贽,就直称东晋为“南朝晋牛氏”,而不称司马氏。南京老百姓都是前朝的遗民,出于对孙吴的怀念,也希望司马睿并非皇族血脉,他们觉得真要是这样,多少也有些解恨。

历史书上习惯把东晋的南迁,称之为“衣冠南渡”。这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次中原人口大迁移。对于南京这个城市来说,好的方面,它促进了文化交流,把中原文明带入了南方,引进了北方的先进生产力。不好的方面,就是傲慢的北方人反客为主,迅速成了这里的新主人。南方吴人和北方中原人士的对立,立刻变得严重起来,原有的矛盾开始激化。

既然北方人视吴人为亡国之民,动不动就是“吴人趑睢,屡作妖寇”,动不动就是“吴人轻锐,难安易动”。既然他们可以凭政治上文化上的心理优势,称江东的吴人为“貉子”,为南蛮,那么江东的吴人也完全可以嘲笑那些流离失所的北佬儿,称他们为伧父和伧鬼。吴人陆机赴洛阳谋求发展,听闻左思要作《三都赋》,便在与弟弟陆云的信中调侃,说“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瓮耳”。口气真的很大,要把人家写的文章用来盖酒瓮,轻蔑之意跃然纸上。

《世说新语》中的记载也很有意思,同样是吴人的陆玩,去拜见丞相王导,王导好心以食物招待,没想到差点出了意外:

王公食以酪。陆还,遂病。明日,与王笺云:“昨食酪小过,通夜委顿。民虽吴人,几为伧鬼。”

酪为北方人钟爱的食品,陆玩吃这玩意得疾,肠胃不舒服,拉了肚子,竟然直接对北人王导称自己差一点成为“伧鬼”,吴人之自傲溢于言表。

傲慢注定要付出代价,南北交融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陆机最后惨死在北方,被夷三族,连带他无辜的弟弟陆云也一起遇难。陆氏兄弟可以说是吴人的杰出代表,是东吴丞相陆逊的孙子,陆机的《文赋》享有大名,是中国文学评论的祖师爷,他的书法作品《平复帖》书写于西晋,传世年代最早的名家法帖,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件流传有序的法帖墨迹,有“法帖之祖”的美誉。

吕思勉先生的《两晋南北朝史》上提供了当时的一些民谣:

《五行志》云:武帝平吴后,江南有童谣曰:“局缩肉,数横目,中国当败吴当复。”又曰:“宫门柱,且当朽,吴当复。”在三十年后,又曰:“鸡鸣不拊翼,吴复不用力。”

“中国当败吴当复”,意思是说当时的吴人,根本不愿意把自己当作“中国人”。在他们眼里,中国和东吴是对立的,中原与江东是两个不同的区域,或者干脆就是两个国家。你若说当时的南京人是中国人,非跟你发急不可,因为这相当于你骂人是伧父。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刘备动不动就是“汉贼不两立,王室不偏安”,骨子里都是以中原文化为正宗。孙权却不太在乎这一套,他根本就不太把中原的文化传统当回事。换句话说,那时候的南京人,完全还没什么“我的中国心”。

以祭天为例,孙权当初登基的时候,假模假样地也祭拜过一回,这以后,就懒得再进行祭天大礼。大臣为此有异议,觉得不符合规矩,不上路子,孙权便说:“郊祀当于土中,今非其所,于何施此?”意思就是祭天这种仪式,让中原的人去玩吧,居天地之中者为中国,跟我们这些处于边远地方的人没关系。大臣又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者以天下为家”来说服孙权,既然你已经即天子之位,就必须行祭祀告天之礼。孙权依然不予理睬,觉得这些玩意都是俗儒们的想法,“不可用也”,费那个事干什么,他犯不着非要去守那个中土文化的烂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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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权临死前,使有司传诏问神人请福,神人一本正经地占了一卦,十分肯定地说:

国之将兴,听之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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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将亡,听之于神。

没人跟孙权解释这段话的真实含义,神神鬼鬼,信了也就信了,不信也就不信。反正接下来,孙权也死了,吴国也亡了。再接下来,是在南京支撑着中原文明的东晋时期。这时候,中国的中心,已经到了南京。六朝时代的南京,开始了历史上的第二个王朝。

如果说孙吴时代的定都建业,只是为南京这城市奠定了最初的基础,那么东晋时期的衣冠南渡,从本质上看,则是完成了一个更重要的任务,或者说是完成了一项重要使命,这就是把北方的中国,把一个失败了的中原王朝,拖儿带女地转移到了江东。把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原文化,毫无保留地移植到了南方

当然,东晋也顺便悄悄地干了一件事,把原来以南京为中心的吴地,把原本十分强悍和有点落后的吴文化,把北方人眼里的南蛮鴂舌之人,变成了大中国的一部分,变成了飘扬在中华文明里的一面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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